《我們愛過一次》（Baby） 橫掃各大國際同志影展，抱回近三十座大獎。但我們不願僅以「同志電影」定義它——這是一部愛情電影，一部沒有完美結局，卻依然充滿生命力的電影。它帶著巴西獨有的氣息，熾烈、性感，甚至危險——每個人都可以墜入愛河，但每個人也都必須背負愛的風險。
「巴西是一個充滿矛盾、極度分裂的國家。一邊是派對、音樂與身體的自由，另一邊則是政客與福音派教徒的壓抑言論。兩者共存，但當衝突爆發時，首先受傷的，往往是黑人、女性與酷兒族群。」
導演馬賽歐．凱坦諾（Marcelo Caetano）在訪談中揭示了巴西的矛盾現況，悲憤與歡慶的力量彼此衝擊，創造出混亂又華麗的背景；因此他是這樣拍電影的——穿梭在聖保羅霓虹閃爍的骯髒街道、深入潮濕的調情場景，以隱藏攝影機之眼，捕捉那些和盼望與失落交纏的靈魂，與他們創造出來的美麗片刻。
以下專訪內容 Cacao mag簡稱C，馬賽歐．凱坦諾為M
C：《Baby》的靈感來自特定事件或個人經歷嗎？這部電影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M：我的寫作過程總是從非常個人的經驗開始，但隨著創作發展，會逐漸脫離自己，融入來自田調的元素。以《Baby》為例，我訪談了許多男性性工作者、少年監獄中的年輕人、無家可歸者，以及LGBT青年父母。這些研究為電影增加了與我個人生活相距甚遠的層次。但電影中也描繪了我19歲來到聖保羅時，與比我年長男性的關係。這些故事大量存在於《Baby》裡，無論是Baby還是Ronaldo，角色中都可以看到我的影子。但這部片絕非自傳。
C：《Baby》在世界各地放映後，讓你獲得什麼體悟或啟發？這部片對你的創作或個人生活有什麼影響嗎？
M：《Baby》走得比我預想的還要遠，這讓我對未來的企劃更有野心。酷兒導演經常被限制於面向小眾觀眾，但電影在坎城首映，並賣出超過20個地區的戲院發行版權，讓我開始夢想踏出更大膽的步伐。
C：這部電影受到巴西酷兒文學、電影或其他文化作品的影響嗎？可以詳細談談這些影響嗎？
M：《Baby》延續了一條近年才逐漸建立的巴西酷兒電影脈絡，像是Karim Ainouz（Madame Satã, Future Beach）和Hilton Lacerda（Tatuagem）等導演的作品。這些電影探討身體的自由、新型態關係模式，以及另類家庭。Karim的電影風格受Claire Denis與王家衛影響，讓我們學習到鏡頭的自由性、巴西音樂配樂的運用，以及如何透過影像構建情境而非依賴對白。這種重視身體感的電影啟發了我許多。
C：你的作品經常被拿來與王家衛的電影做比較。你如何描述自己的電影風格？你追求什麼樣的視覺與敘事效果？
M：王家衛有自己獨特的工作方式，會拍攝數月並在過程中發展劇本。而我與劇本的關係較為經典，偏向通俗劇（melodrama）的框架。《Baby》的大部分內容都在排練時已經確立，而非在片場即興發揮。不過我採用了王家衛的地理探索方式，像他在《重慶森林》與《春光乍洩》中對區域的描寫。我選擇聖保羅市中心作為電影的地理界線。我喜歡研究演員、城市與鏡頭的動態，將它們視為一種編舞。我也偏愛骯髒、曖昧的色調，聲音設計同樣遵循這種噪音邏輯。我的電影基調介於悲喜之間，從戲劇到喜劇、從悲傷到歡慶。
C：《Baby》的配樂非常出色。能談談音樂選曲的概念嗎？你希望透過配樂傳達什麼？
M：這是一部充滿音樂性的電影。我將影片視為城市中的一場編舞，節奏由角色動作與音樂所驅動。巴西城市的街頭隨處可見音樂——商店、酒吧、廣場上的音樂團體。我與作曲家合作創作了片頭主題旋律（號角聲），並以此為基礎延伸出其他配樂。同時，片中也收錄了從Tom Jobim的巴薩諾瓦到Alcione的森巴，以及Urias的跨性別流行音樂。巴西音樂非常豐富，我希望它能成為電影中不可或缺的驕傲元素。
C： 片中的酷兒亞文化空間，如成人影院與三溫暖，都是有意識的選擇。這些空間對巴西酷兒社群有什麼意義？
M：這些空間是抵抗的場所。社群媒體與交友軟體日益孤立人群，我認為拍攝酷兒群體不僅佔據三溫暖與色情戲院，還包括公共空間與街道，具有重要意義。我們不能失去這種接觸、撫摸與調情的維度，並且必須珍視這些相遇場所，因為它們正在世界各地消失。
C：巴西擁有充滿活力的酷兒文化，如聖保羅同志遊行是全球規模最大的之一，但同時也是LGBTQ+族群最危險的國家之一。你如何看待這種矛盾？
M：巴西是一個充滿矛盾且極度分裂的國家。一方面是派對、音樂與身體的自由，另一方面是政客與福音派教徒的壓抑言論。這些現象共存，但當衝突爆發時，首當其衝的往往是黑人、女性與酷兒族群。不過，我相信我們的社群非常有韌性，近年已經贏得一些權利。法律已經存在，現在該改變的是文化。
C：近年巴西的政治局勢轉變，尤其極右翼勢力崛起，如何影響酷兒社群？
M：在波索納洛（Bolsonaro，巴西前總統）執政期間，酷兒社群遭受迫害，LGBT恐懼暴力事件增加，尤其在線上空間。但我們的權利沒有被奪走，因為我們擁有強大的司法體系，阻止了前總統效法川普在美國的政策。這讓我對未來懷抱一絲希望，即使極右翼勢力在2025年大選回歸，我們依然能夠抵抗。
C：巴西酷兒社群面臨與性工作、毒品交易及貧窮相關的脆弱處境。《Baby》中的角色是否反映這些現實挑戰？
M：角色確實代表社群中的某一部分，但無法說明整體樣貌。聖保羅有著其他地區沒有的特定問題，如chemsex（藥物性派對）與性工作。我希望角色展現的是「抵抗」——他們從未認同自己是社會的受害者。我常對演員說：「你們不是受害者，你們是戰士。」因此，我在片中使用voguing與拳擊來象徵這場無止境的抗爭。
C：作為導演，你如何平衡藝術表達與社會批判？你相信電影能為酷兒社群帶來改變嗎？
M：我試圖將社會關懷與電影語言的反思結合。聖保羅的城市混亂感應該反映在攝影機運動、聲音與演員表現之中。就像我們與混亂共舞一樣。
C：你未來的創作計劃是什麼？會繼續探索酷兒議題或其他社會議題嗎？
M：我正在進行兩個長片項目。一部是關於聖保羅變裝皇后的紀錄片，試圖講述城市酷兒夜生活的歷史。另一部是歷史劇情片，探討酷兒社群的崛起。
▌採訪整理：林圃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