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許多人使用Facebook、Twitter超過十年時間。回想前十年，人們相信當有更多的機會與他人溝通時，就會變得更加友好和善解人意，最終形成和平和諧的社會。時至今日，顯然大家過於天真，鍵盤俠、酸民各式的攻擊，有害的分歧越來越多，甚至造成現實世界的暴力行為。人們提出不同意見時會表現得更為活躍，來自於人類天生好辯個性，因為「反對」比「贊同」更刺激人。我們說得越來越多，聽得卻越來越少，最終把它歸咎於社交平台，但同時也忽視了另一件重要的事，即人類行為更為廣泛深遠的變化，這種變化已經持續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了。在社交和電子媒介中，單向交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少，每個人都開始給出回應。如果我們變得越來越難以相處，那是因為現代世界要求我們說出自己的想法。
社交平台等同於低語境世界？
美國人類學家、跨文化研究者愛德華．T．霍爾（Edward T Hall）對文化傳播模式，即高語境和低語境兩種文化進行了區分。在低語境文化中，溝通是明確而直接的。人們所說的話就是他們思想和情感的直接表達，你不需要理解語境，不需要思考誰在說話，在何種情況下說話。但在高語境文化中，人們很少做明確表達，大部分言語都含有「言下」之意。每條訊息的意義更取決於語境，而不會單單停留在詞語本身。此種溝通是隱晦、微妙且模糊的。
隨著越來越多人湧入城市、與陌生人合作以及用智慧手機交流，各個地區的大多數人都過著越來越低語境的生活。不同的國家依然有著不同的文化傳播模式，但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受制於相同的力量——商業、城市化和技術。它們瓦解了傳統，緩和了等級制度，帶來了更多的衝突。至於我們是否已為此做好準備，現在還無從知曉。
在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的社會都在高語境模式下運作。我們的祖先生活在擁有共同風俗和固定管理模式的定居點和聚落中。但現在，我們經常遇到與自己價值觀和習慣不同的人，與此同時，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傾向於平等主義。放眼望去，在各種合作中，各方都有或要求有平等的發言權。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被聽到，而且這也逐漸變成了可能。
在這個喧鬧無禮、更為多元的世界裡，以前關於什麼可以說、什麼不能說的隱含規則變得更加寬鬆靈活，有時甚至消失了。「我們都同意」的事情數量正在迅速減少。想想是什麼定義了低語境文化，或者退一步說，是什麼定義了極端的低語境形式：無休止的交談、頻繁的唇槍舌劍以及每個人無時無刻都在訴說自己的想法！
動物在遇到威脅時有兩種基本策略：戰鬥或逃跑，人類也不例外。分歧就像遇到威脅的本能反應，那可能會讓我們變得咄咄逼人、猛烈抨擊，也可能讓我們變成沈默一族——為了避免衝突而不願主張自己的觀點。在今天的低語境環境中，這些原始反應仍然影響著我們的行為：要不陷入劍拔弩張、大多毫無意義的爭論中，要不然就是盡量避免爭論。這兩種反應都是失調的。
如果人類是純理性的，那麼我們就會在給出深思熟慮的回應之前，禮貌地聽取對立的觀點。事實上，分歧使得我們腦中的化學信號洶湧澎湃，讓人很難專注於眼前的問題。這些信號告訴我們分歧是他人對自我的攻擊；「我不同意你」變成「我不喜歡你」，我們不再敞開心扉接受別人的觀點，而是專注於自我防禦。
網絡世界製造敵意、恐懼和憤怒更容易被分享
網路話語總是充滿戾氣的一個原因是它被設計成了這樣。研究表明，使人憤怒的內容更有可能被分享。發佈這些訊息的用戶會獲得點贊和轉發，而平台會獲得人們的關注和參與，而這些流量又是平台對談廣告戶的資本。因此，網路平台有將每種爭論激化到極端的動機。微妙含義、人們的反思和相互理解在網路互動中被放至一旁，並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壞。
但若因此得出結論，認為我們爭論得太多，那就大錯特錯了。我們在網路上甚至在新聞立場上看到的空洞的憤怒，恰恰顯示出我們缺乏真正發人深省的爭執：網路交戰只是逃避的煙幕彈。
人們常說，我們如果要應對現下的生存威脅，就必須擱置分歧，但當我們都同意或假裝同意時，就更難取得進展。爭論是一種思維方式，也許是最好的一種。不論是婚姻、企業還是民主國家，對任何合作型關係來說，爭論都對其健康發展至關重要。我們可以通過它將模糊的概念轉化為可行的想法，將盲點轉化為洞察力，將不信任轉化為同理心，我們需要讓分歧發揮作用，而不是擱置一旁。
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克服對爭論的普遍不適。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針鋒相對的確很難，讓人壓力大，但如果我們學著把它看作一種技能，而不是與之俱來的天賦，我們可能會更輕鬆地看待它。我們可以向那些成功在充滿爭論、衝突的局面中生存的人學到很多東西，因為他們的工作就是從最不友好的遭遇中淬煉出資訊、洞察力和社交力。
▌整理報導：Boh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