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張看起來P的有些隨性的照片，是麥當勞為宣傳其耶誕優惠菜單，在推特上所發布的宣傳海報。但除了歌手瑪麗亞．凱莉一身紅，這裡面實在沒什麼讓人聯想到耶誕節的元素。也因此有推特用戶推測，這是麥當勞對全球氣候變遷的一次表態，是該公司在2021年繼推出植物肉漢堡「McPlant」，並承諾在2040年實現碳淨零排放的後續活動。
「倘若不限制溫室氣體上升，這世界將只剩下麥當勞和瑪麗亞．凱莉！」這肯定不是圖片所要傳遞的訊息，但它依賴於口頭解釋的特性，確實頗有當代藝術的風範，也讓人聯想到近日落幕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儘管麥當勞不可能預見該會議將做成什麼樣的協議，但它也讓我們思考：面對氣候變遷，藝術到底能做些什麼？
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存在什麼問題？
「逐步減少」和「逐步淘汰」這兩個用詞差別在哪裡？在印度環境部長亞達夫（Bhupender Yadav）眼中，那代表開發中國家可以繼續利用燃煤和化石燃料完善基礎建設，消除貧窮。這是發生在今年COP26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上的事。在蘇格蘭格拉斯哥（Glasgow）達成的協議，除了明確削減煤炭用量，還包括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森林保育、富國應提供（較過去所承諾的更為高額的）資金予開發中國家，以協助因應氣候變遷所造成的影響。
化石燃料——尤其燃煤，是全球溫室氣體增加的首惡，這點無庸置疑，但富國對開發中國家的承諾從未到位，卻也是事實。在缺乏能源轉型資金、國內百廢待興的情況下，你很難不指望開發中國家不將手伸向化石燃料。況且，氣候變遷的發生非朝夕之間，而富國的碳排放更可追溯到工業革命時期，絕非一句近年致力推動再生能源即可卸責。
COP26還存在顯而易見的代表性問題。富國集體抵制為受氣候變遷衝擊的國家支付賠償是一例，因病毒大流行和旅行限制，導致有三分之二過往參加會議的民間組織無法派出代表更是最基本的現實。實際上，對於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來自土著、農村的草根婦女，參與會議所要付出的成本更是高的難以置信。當這些團體被排除在氣候談判之外，可能正意味著數百萬人將承擔災難性的後果。藝術家和這些草根活動家們同樣沒有席次，但在發表聲明之外，他們還能多做些什麼呢？
當氣候變遷年復一年的加劇，藝術會否連帶變得了無新意？
Still/Moving是英國創意團體，由三位藝術家 Laura Hopes、Martin Hampton 和 Léonie Hampton 組成。《NO NEW WORLDS》是他們在COP26期間，設置於會場外的大型裝置作品，長七十公尺，使用 3000 多個節能 LED 燈泡，隨機地滾動三組英文字母，排列出NO，NO WORLD，NEW WORLDS，NO NEW WORLD等組合，呼籲人們珍惜這個世界。
「我們相信是殖民模式，擴張、剝削的邏輯將我們帶到眼前難堪的處境，也因此質疑這個聲稱能在有限星球上無限增長的神話，變得無比重要。」 Léonie Hampton說：「《NO NEW WORLDS》的可重複書寫特性表達了一個理念：如果我們想改變未來，就必須要去講述關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故事。」
Still/Moving的作品也確實呼應了David Buckland為 2015 年巴黎 COP21的創作，當時，他將「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投射到融化的冰山上。但《NO NEW WORLDS》顯得更加的悲觀，它反應了參加此次會議的各國領導人之間閃爍的態度，及緊張的局勢，是對採取實質性行動的絕望呼籲。
但藝術在政治會議上果真能取得成就嗎？各國政要真的會因為一件作品，而意識到中性的談判用詞攸關多麼廣泛的利害嗎？在此引用瑞典女孩格麗塔．圖恩伯格（Greta Thunberg） 對COP26的評論——雖然她聲情並茂的表演很招人反感，但這句話是中肯的：「問題不在於當權者什麼時候才能意識到問題。他們早就知道問題出在哪裡，他們知道為了維持世界的『正常』運作而需要付出哪些代價。」如前段所言，藝術家和你我一樣，實際上沒有做出任何決定。那麼以氣候變遷為議題，製作作品的意圖究竟為何？
一個可能是，藝術家能夠使複雜的科學報告變得具象，且容易理解。例如出身澳洲亞瓦尼族的藝術家Judy Watson的畫作《australian mean temperature anomaly》，便是用富有表現力、象徵著再生的綠色，對統計圖進行重製，借此反映在澳洲2019至2020年間「黑色夏天」叢林大火肆虐之後，弗雷澤島（K’gari）的再生。
對「黑色夏天」的慘痛記憶，同樣也反映在藝術團體Bushfire Brandalism的游擊行動上， 他們的《How’s the Serenity?》以公車候車亭為基地，移除裡頭的商業廣告，改裝成政治海報，藉此抗議澳大利亞莫里森政府處理叢林大火危機不力，將火災、氣候變遷和政治不作為串聯起來。每張海報上都有QR Code，可直接連結到相關慈善機構，以及一般觀眾可以和該項行動建立聯繫方式。
而在格拉斯哥，以及歐洲的其他城市，廣告牌游擊的目標主要針對那些有「洗綠」（Greenwash，意指名不符實的環保形象包裝）嫌疑的企業，以及在氣候政策、碳抵消規劃表現消極的公司，如殼牌公司、匯豐銀行、巴克萊銀行均在此列。像這樣的介入手段，不僅是為喚起某種問題意識，它還為我們所面臨的災厄添加了細緻的區別：悲劇有許多成因，且它們相互關聯。
但我們必須質疑——是的，藝術表明了威脅，但這些藝術品並不開創一條通往未來的路。相較於其他領域已就可持續性／永續性提出具體作法，藝術品顯然缺乏足夠的想像力。它想像未來，提示人們必須在2050年以前達成淨零的碳排放目標，但這些抽象、遙遠的目標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究竟意味著什麼？
而以氣候變遷為議題的藝術家還須面對另一層困境，那就是當全球暖化已成為世界上的多數共識，在絕大多數人對暖化威脅均有認識的情況下，這些「富有意涵」的藝術品，也不免顯得阮囊羞澀了，它們缺乏新的訊息而顯得平庸乏味，更尷尬的是，那些藝術家亟欲避免的未來，似乎在他們的作品中呈現普遍化、自然化的趨勢。那是因為災難般的未來，越來越難以在視覺上構建？或當代社會的條件，讓人越來越難以團結，就一立場表達支持或反對？假如我們能將此類型的創作統稱為「氣候藝術」（climate art），那它的任務或許不是描繪世界末日的宿命，或安定和樂宛如田園詩般的未來，而是勾勒出可以讓我們得以抵達那裡的途徑——至少，為那些氣候術語增添意義，產生同理心和觀點。
▌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