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聊起時間管理與工作分配，那這些作家、藝術家和其他有趣的人都是如何安排他們的一天的？大家或許認為他們生性自由，工作自由，不用重複性的按表操課。事實上，任何一個行業的人士，功成名就的背後是都需要耐心、有規律的訓練和每天的例行公事。在Daily Routines網站上，收集各藝術家、作家、設計師等各種創作者的例行日常，讓你了解各種創作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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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Gerhard Richter——我可以用我的一生來整理東西
《The New York Times》2002年一月時，採訪了格哈德·里希特（ Gerhard Richter）。他堅持嚴格的作息規律，每天早上6點15分起床、為家人做早餐，7點20送小孩去學校，8點到達工作室。在下午1點鐘，他穿過花園從工作室回到房子。花園裡的草未割。里希特自豪地指出了這一點，以表明這也是他自己的選擇，而不是偶然。中午時，他獨自在餐廳吃午飯。管家每天為他準備同樣的餐點：優格、蕃茄、麵包、橄欖油和甘菊茶。
午飯後，里希特回到他的工作室，一直工作到晚上。他受訪時聊到：我一直都很有條理。唯一有改變的是比例。現在是八個小時的文書工作，和一個小時的繪畫工作。我每天都去畫室，但我不是每天都畫畫。我喜歡擺弄我的建築模型。我喜歡制定計劃。我可以用我的一生來整理東西。幾個星期過去了，我不再畫畫，直到最後我再也無法忍受為止。我受夠了。我幾乎不想談論它，因為我不想對它產生自我意識，但也許我製造了這些危機作為推動自己的秘密策略。坐等到主意出現，是很危險的。你必須找到想法。
劇作家Arthur Miller——然後我把它撕了！
美國猶太裔劇作家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同時也是瑪麗蓮·夢露的第三任丈夫，他以劇作《推銷員之死》、《薩勒姆的女巫》而聞名。他在1999年的《The Paris Review》被問到：你有寫作的例行程序嗎？
他回答：我希望我有一個寫作的例行公事。我每天早上起床，然後去我的工作室寫作。然後我把它撕了！這就是我的例行公事。真的。然後，偶爾會有什麼東西卡住，然後我跟著它走。我能想到的唯一形像是——一個男人在雷雨中走著，手裡拿著一根鐵棒。
電影導演Ingmar Bergman——沒有最後期限的寫作
《The New Yorker》1999年五月訪問了享譽國際的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他不喜歡遲到：他每天早上10點在排練廳外看著，以防演員們想鬆懈。排練10點半準時開始。中午12點45分吃午飯，工作在下午3點半結束。他不喜歡結識新朋友或一大群人。他不喜歡任何驚喜。他告訴記者： 當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時候，我每天都渴望著那座島——渴望大海，渴望大自然。聽音樂。寫作。沒有最後期限的寫作。當我父親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他是一名牧師，和一個朋友重新學習希伯來語。他們讀希伯來語，用希伯來語寫信。有很多書我想讀。這些困難的書，這是我想做的，也是我渴望的。
在斯德哥爾摩的《酒神》（he Bacchae）開幕式上，伯格曼把他的戲劇工作比作木工，說他渴望放下他的工具。他認為這齣戲將是他對劇院的告別。他渴望法羅群島的孤獨。他不喜歡噪音 ——當他工作的時候，「安靜」的標誌就會貼在那裡。
作家Ernest Hemingway——最難的是等待第二天的到來
《The Paris Review》1958年18期上，訪問作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問到：創作過程，你什麼時候工作？你遵守嚴格的時間表嗎？海明威答覆：當我在寫一本書或故事時，我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寫。沒有人來打擾你，天氣很冷，你來工作，寫的時候很溫暖。你讀你寫的東西，就像你總是在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的時候停下來一樣，你從那裡繼續前進。你不停地寫作，直到你到達充滿活力的地方，你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你停下來，努力活下去，直到第二天你再次寫作。
比方說，你已經在早上六點開始工作，可以一直拼到中午，或者在中午之前拼完。當你停下來的時候，你是空虛的，但與此同時，永遠不會空虛而是充實，就像你和你愛的人做愛時一樣。沒有什麼能傷害你，沒有什麼能發生，沒有任何意義，直到第二天你再做一次。最難的是等待第二天的到來。
作家Haruki Murakami——重複本身就變得很重要，這是催眠術
在2014年夏天，村上春樹（Haruki Murakami）接受了《The Paris Review》的採訪，對自己非常儼僅的他，聊到關於他的工作：當我在寫小說的時候，我會在凌晨四點起床，然後工作五到六個小時。在下午，我跑十公里或游泳1500米（或兩者都做），然後我讀一點書、聽一些音樂。我晚上九點上床睡覺。我每天都堅持這種例行公事，毫無變化。重複本身就變得很重要，這是催眠術。我催眠自己以達到更深的精神狀態。但要堅持這樣的重複如此之久——六個月到一年，需要大量的精神和體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寫長篇小說就像接受生存訓練。體力和藝術敏感度一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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