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鮑伊（David Bowie）曾說，音樂是他的感官之門，也是生活之所在。
在近半世紀的音樂生涯中，他追求多元化的音樂表現，從難以分類的處女作，到名聲大噪的華麗搖滾變色龍，以至深沉陰鬱的柏林歲月、評價褒貶不一的「菲爾．柯林斯時期」（泛指80年代發表的三張個人專輯，被歌手評價為為討好大眾所作的音樂），鮑伊的創作取向或許曾透露過迷惘，卻也展示了他對流行、靈魂、舞曲、搖滾、實驗、環境音樂的熟稔，其後更隨時代的變化陸續融入嘻哈、電子、工業、自由爵士等風格。
大衛．鮑伊是流行音樂史上少數具有原創性的聲音之一，這點無庸置疑，但你同樣可以從他的音樂中聽到前輩及同儕的影響。對這位巨星而言，吸收音樂是解構舊思想，建立新觀念的一種方式。它能帶來歌迷及財富，卻也是表達媒介和喜悅、自由、驚奇的來源。在這份名單上，你可以發現如Bob Dylan、Little Richard一類名門大派的大師，但更引人注目的，反而是Lou Reed和David Byrne那樣的人物——他們在音樂流派之間轉換自如，與鮑伊本人作風相似。
不難想像會有老搖滾樂迷質疑為什麼Iggy Pop在此缺席，考慮到大衛．鮑伊沒發行過一整張車庫搖滾和龐克專輯（就算是Tin Machine時期，也不難聽出他們的重搖滾風格與70年代的The Stooges的差異），以及二人曾經過從甚密，我們更傾向相信Iggy Pop的名字出現在好基友而非喜歡的音樂家名單上。
Lou Reed
路．瑞德，搖滾樂史上另一個無法磨滅的名字。然而在60年代晚期，幾乎沒有人認識到The Velvet Underground的原創性和路．瑞德的才華——別說安迪．沃荷，他更像拿他們當自己的藝術計劃看待。唯一意識到這點的是大衛．鮑伊。
路．瑞德之所以能在70年代主流樂壇迅速竄起，受惠於鮑伊在《Transformer》為他量身訂做的華麗搖滾舞台形象，但前者帶給鮑伊的影響卻遠多於這份名單上的任何人，我們無須複述Brian Eno那段關於《The Velvet Underground and Nico》的談話，你只需要知道大衛．鮑伊也是該專輯的眾多受啟發者之一，並且不遺餘力地為他們宣傳，稱他們為「當今搖滾樂壇上最偉大且最重要的地下音樂家」。
鮑伊在Ziggy Stardust巡迴中翻唱了〈I’m Waiting for the Man〉和〈White Light/White Heat〉，收錄在《Hunky Dory》中的〈Queen Bitch〉是對路．瑞德的致敬，呈現相似的街頭生活觀察視角，而更難得的是二人長久深厚的友誼，令瑞德曾在用餐期間失控毆打鮑伊（起因是鮑伊要求瑞德戒毒）也成了樂迷們津津樂道的逸聞。
Tom Verlaine
在今年一月辭世的Tom Verlaine，是紐約樂團Television的核心人物。相較狄倫和鮑伊的名聲，湯姆．魏崙和電視樂團顯得較為冷僻小眾，但二者在搖滾樂史上的地位是非同凡響的，他們是70年代紐約龐克場景的中堅份子，甚至在「後龐克」這個名詞誕生以前，便持續創作可被定義為後龐克的音樂，換句話說，他們起碼超前了同代人兩個世代。
在《Scary Monsters (and Super Creeps)》中，大衛．鮑伊翻唱了電視樂團的〈Kingdom Come〉，儘管該張專輯有無數精彩的時刻（同名曲〈Scary Monsters (and Super Creeps)〉甚至開了90工業搖滾先河！），但〈Kingdom Come〉卻是難奪鋒芒的亮點。鮑伊也曾稱魏崙是「紐約最優秀的音樂創作人之一」。
John Lennon
在鮑伊嘗試放客與靈魂樂的第九張專輯《Young Americans》，邀請了約翰．藍儂共同參與單曲《Fame》的創作，該曲主要表達鮑伊對名利場的冷眼與不滿，歌詞模仿了藍儂尖酸幽默的寫作風格。儘管普遍認為藍儂對該曲的貢獻僅止於伴唱與吉他演奏，但鮑伊表示藍儂是《Fame》的靈感及能量來源。
鮑伊曾在不同場合中提到他對藍儂的喜愛，他稱藍儂是「我生命中遇過最聰明、最機智、最真誠的社會主義者之一。他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有一種非常惡毒的幽默感。」，「我猜他讓我認識到如何轉換流行音樂的結構，並融入其他藝術形式的元素，藉此創造出非常美麗、極具力量且充滿奇異感的東西。」
Little Richard
大衛．鮑伊有多崇拜小理察？我們這麼說吧，他購買的第一張唱片是小理察的〈I Got It〉（後來小理察將之改名為〈She’s Got It〉），並且驚訝地從唱片封面發現小理察的樂團中有多名薩克斯風手，於是他給自己買了一支薩克斯風，打算長大後成為其中一員。
鮑伊大約是在1963年第一次參加小理察的現場演出，彼時小理察已丟下搖滾樂（此處專指1950年代的早期搖滾）轉而擁抱黑人靈歌（Spirituals），儘管成年後鮑伊擁有了自己的音樂事業，他依然將《The Fabulous Little Richard》列為他最喜愛的專輯之一。
David Byrne
大衛．鮑伊曾在1979年3月的BBC Radio 1介紹Talking Heads，並表示自己非常欣賞Talking Heads，「大衛．拜恩尤其迷人。」隨後他在節目播放了《More Songs About Buildings and Food》中〈Warning Signs〉。
鮑伊會欣賞拜恩是可以理解的，拜恩既是新浪潮（New Wave）中最多產的詞曲創作人，是作家及製片人，對不同的音樂風格也有著強烈的渴望——在「變色龍」這項人格特質上，二人可說是不謀而合。
Robert Wyatt
坎特柏樂派 （Canterbury scene），專指1960年代晚期至1970年代在英國肯特郡坎特柏里發跡的前衛搖滾音樂家，他們的音樂涉及迷幻體驗，並融入了爵士樂即興演奏風格，而Soft Machine的鼓手，羅伯．懷亞特正是其中的佼佼者。Soft Machine雖然從未取得商業上的成功，卻被推崇為同時帶最具影響力的地下樂團。
作為樂團前期創作主力的懷亞特在1971年因為理念分歧離開樂團，並不幸地於1973年因一場意外落得半身不遂，即便如此，他依然錄製了一系列翻唱單曲，並在1984年推出原創專輯《Old Rottenhat》。懷亞特1982年發行的單曲《Shipbuilding》，被鮑伊譽為80年代最重要的作品，該曲由Elvis Costello填詞，以諷刺的詩意探討了福克蘭戰爭的荒謬。
大衛．鮑伊形容懷亞特版本的《Shipbuilding》引人沉思且扣人心弦，他對歌曲的詮釋是「無庸置疑的經典，就是再強悍的男人也不能不動容。」
Bob Dylan
同樣也是《Hunky Dory》，裡頭收錄了一首名為〈Song for Bob Dylan〉的作品，歌詞在描寫個人崇拜之情的同時，也表達了失望——對巴布．狄倫在六零年代晚期從抗議姿態轉入內省探索的失望，而鮑伊巧妙地將狄倫政治上的轉向與其災難性專輯《Self-Portrait》一同寫入歌詞，令這首歌更饒富趣味。
鮑伊在1976接受採訪，回顧〈Song for Bob Dylan〉時曾言，這首歌想表達的是想從巴布．狄倫手中接過搖滾英雄地位的雄心。在鮑伊成名以後，他與狄倫曾有多次會晤，儘管二人關係從不緊密，在2013年的專輯《The Next Day》中，鮑伊又一次在歌曲〈(You Will) Set the World on Fire〉中側面描寫了那位一度滿腔不平的憤怒青年。顯然，鮑伊對狄倫的迷戀還是集中在後者早期的抗議形象上。
Black Francis
我們猜你第一首Pixies是〈Where Is My Mind? 〉，而且很可能是在《鬥陣俱樂部》裡聽到的，主唱神經質的嗓音和扭曲的吉他聲響相得益彰，但更美妙的是他們在萎靡和狂躁間切幻自如，創造出一種富有張力的動態感。鮑伊尤其激賞主唱布萊克．佛朗西斯寫作的歌詞，深深為他信手揮毫都是熱情與幽默所傾倒。
鮑伊對Pixies的崇拜不止於此。在「菲爾．柯林斯時期」末期，由於專輯《Never Let Me Down》與「玻璃蜘蛛巡迴演唱會」（糟透了！）相繼失敗，鮑伊音樂事業跌至谷底，他亟欲尋求出口，重返自我。在此同時，他發現了Pixies。隨後，鮑伊組建了重搖滾樂團Tin Machine（高度推薦！！），並翻唱了Pixies的歌曲〈Debaser〉作為致敬。
▌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