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去進行道德評判的時候，我們並不是每次都會深思熟慮一番之後再下結論。有時即便我們無法指出具體哪裡有問題，我們也會覺得某一行為是不對的。我們倉促地做出一個結論，我們習慣於在事後才為自己的結論尋找正當的理由來輔證。而根據一些調查所得出的結論，這種直覺緣起於厭惡情緒。而人類之所以會進化出厭惡的情緒，是為了讓自己遠離寄生蟲。當碰觸到如排泄物、臭蟲、水蛭以及任何會讓人犯噁心的東西時，我們會因恐懼而以閃電的速度縮回手，然後發出嫌棄聲。而過去我們不喜歡動物屍體或者腐敗氣味，逐漸開始作用於我們的信仰——從倫理道德和政治觀念到宗教價值觀。
我們的祖先會對寄生蟲產生極度的反感，而這是所有道德準則、禮儀規範、政治和法律的開端。
對於厭噁心理能否作為評判道德規範的標準，紐約康乃爾大學教授道德心理課程的戴維·皮薩羅（David Pizarro）表示極度懷疑。他提醒道，如果人們依靠這個來做決定，只會越走越偏。他認為，因厭惡而譴責同性戀行為就是一個極度危險的例子。「我告訴班上的學生：作為一個異性戀的男性，並不是說你給我看兩個男性的做愛照片我不會感到厭惡。但是我的任務是告訴你們：這跟我的倫理準則壓根沒有任何關係。」我告訴他們：兩個很醜的人做愛的想法同樣也會讓我噁心，但這並不會讓我覺得有必要立法來阻止醜人做愛。
流浪漢是另一個容易招致偏見的群體，也許是因為他們同樣會引起人們的反感，整個社會也會傾向於以特殊眼光看待他們，以及給他們冠以值得商榷的罪名。皮薩羅說：我必須要確保，這種可能會踐踏他人人權的情緒不能影響到我自己。
受傳染病威脅的人們將更容易擁護傳統的價值觀，且對破壞社會行為規範的人報以更強烈的鄙視心理。而疾病的存在會激起我們對宗教的好感。在一個研究中，人們發現暴露在被污染的空氣中的人比呼吸潔淨空氣的人更有可能相信《聖經》所言。
當我們受到疾病威脅的情況下，我們的政治態度是否也會轉變？
在實際生活中，當我們聲喊著「包容的道德評判標準」時，我們需要去處理更多的訊息——比如周邊人的行為舉止，處理問題的方式等。皮薩羅強調：影響道德評判的因素很多，而厭惡感只是其中一個。在日益複雜的日常生活中，基於生理厭惡所產生的武斷決定，無疑在事後都會因邏輯性的思維參與進來而釋懷。這使得我們能夠去對自己偏激的判斷加以矯正，甚至得出無損道德的結論。但是厭惡感的確影響到了你的價值觀體系。可是，一張骯髒的桌子、一股難聞的氣體、排泄物並不會讓一個浪蕩的人從良，讓無神論者皈依宗教，讓變節者成為死忠。皮薩羅說：這種轉變是暫時性的，且程度並不高。如果想要改變一個人的想法，則需要其他方法。
查爾斯·達爾文認為我們一直想得到來自同胞的讚美亦或責怪，而這可能是促使人類這一物種的社會價值觀發展的原因。事實上，不管我們正確與否，我們都很關心自己的名聲。達爾文指出，輕視的表情其實就是厭惡感的反應，是強有力的威懾物。在史前時期，因反群體行為而遭受排擠相當於被宣判了死亡。單靠個人的力量很難在野外生存。合作者在自然選擇中獲得了優勢，循規蹈矩之人亦將報社會以忠心。
以厭惡感來限制自利行為（即便你只是不講衛生，但這同樣也會威脅到群體的安全），在某種角度上來說成為了我們的祖先發展技術的基石。社會化會帶來極為強大的益處——我們可以進行商品貿易，包括勞動力貿易，相互結盟，思想交流（當然這成本很高）。同時，我們身上會攜帶病菌去與他人接觸。為了獲得合作的成果而又不需要冒這個生命風險，我們必須相互接近而又不能過近以至於危及生命。所以人類需要規則來幫助達成這一巧妙的平衡，所以我們創造了禮儀。
社會禮儀將我們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並讓我們可以在通往名為文明的大合作體的道路上走出第一步。
從很早之前開始，我們就學會了潔身自好，而不是散發出難聞的氣味，不在咀嚼的時候張著大嘴，或者當著他人面吐痰。這意味著你可以適應社會化生活同時又不需要付出太多健康的代價。而打破這些原則的人將會很快被社會所排斥。
社會禮儀將我們和其他動物區分開來，並讓我們可以在通往名為文明的大合作體的道路上走出第一步。禮儀推動著我們繼續進化，但是要變成真正的文明，人類需要更加複雜的行為準則來將自己與他人捆綁成共同體。他們需要信仰。而人類最大的幸運之處，在於信仰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在我們的祖先決定停下來，種下字面意義上的根的時候。
農業上取得的成功越大，他們的健康問題也就越大。
大概一萬年前，一些狩獵者開始嘗試一種完全不同的新生活方式：農耕。最開始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以此謀生，但這一行為日益受到歡迎，漸漸地，更多的人開始定居下來，他們依水而居，過上閒散的生活，尤其是在河流交錯出的三角洲地帶。一片土地承載了很多人的居住，他們彼此緊挨著生活，尤其是無法保證衛生的安全的情況下，傳染病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傳播。也就是說，農業的發展反倒促進了傳染病的傳播。
最開始的農民只需要保證莊稼免於災病就可以生存下來。他們過多攝入穀物的飲食習慣導致了營養元素的缺失或過剩（導致齲齒的細菌依託於碳水化合物而大興，神經的痛楚讓這些曾經的獵人備受煎熬）。飢餓和營養不良使得免疫系統變得更加脆弱，也就增大了被感染的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在農業上取得的成功越大，他們的健康問題也就越大。他們的糧倉會招引昆蟲，而後者也很容易傳播疾病。人類的居住地被一大堆一大堆的垃圾所充斥，更致命的是，水源也被排泄物污染了。雞、豬等被馴養的動物又會給他們帶來新的病原體，對此他們沒有絲毫天生的抵抗力。
由於這些危險的增加，早期的農民陷入了一波又一波的疾病侵襲中：腮腺炎、流感、天花、百日咳、麻疹和痢疾。這並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農業的發展長達數千年。在中東的一些人類文明發源地，聖經時代（大多數歷史學家的觀點為：聖經時代是指從公元前1250年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開始算起）就已經有超過5萬的居民了。
雖說瘟疫是緩慢累積出來的，然而一旦爆發，健康就會面臨嚴峻考驗，傷病接踵而至。完全陌生，也沒有對應的疫苗，這些新的疾病要更加致命而可怕。我們是那些異常強大之人的後代，他們的免疫系統強大到可以擊敗致命的病菌。相比於離我們略微近一些的祖先，那些祖先的祖先在應對傳染病方面做的很糟糕。想想那些最早的梅毒患者的慘況。
厭惡感對於我們的禮儀、道德、信仰，甚至是法律、政策和政府都產生了極大的貢獻。
進化之力使得我們的祖先遠離寄生蟲，遠離可能招致傳染病的行為，然後文化開始接管他們，把人們變成了高度合作的共同體，為了群體的價值產物而不得不做出犧牲。千百萬年來，人類從零散的村落遺民變成了全球化中的一員，而你的思維也因互聯網而改變。這種看待人類歷史的方式顯然很有意思，但仍有一點需要附加說明：在人類後期的心理進化之中，人的生物性演變也越演越烈。即使人類屈於神權成為社會人，人類的大腦也並沒有停止改變。而且，這個改變可能就發生在厭惡感的產生區域。
遺傳學最新的發現驗證在過去10年間對人類基因序列組的觀察可得，人類的演化與過去相比可謂急劇加速。實際上，我們作為人類共有的基因組所表現出的高度適應性，比包括農耕時代在內的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顯而易見。越接近現在，人類的自適應能力越強大。
最開始，科學家被這種意料之外的發現所困擾，直到他們發現促成這一轉變的就是我們自己。人類通過犁耕活動來徹底改變了自己的生存環境，而身體和行為也需要為了適應變動的環境而快速調整。一眨眼，人們又要適應新的飲食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們這一物種強大的合作精神使得人類走上了演化的快車道。
人類基因組中所發生的最快的改變在於免疫系統和大腦。鑑於厭惡感保護人們遠離感染功不可沒，大腦中管理情緒的部分則必須承受與文明演變同步發生的結構變化。如果將人類在那些特殊時期死於瘟疫鼠疫的數量考慮進來，這個論點也會更具說服力。篤信真主或者至少遵循教義的人將很好地維持健康，也能更好地在自然選擇中存活下來。最重要的是，對於人類的倖存者，宗教將給予因果報應。也就是說，宗教將對打破社會秩序的人提出懲治。隨著從農業到工業的演變，越來越多人從田地走進了工廠，也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無序而又骯髒的貧民窟出現，而這種壓力如今仍在增長。
厭惡感是什麼時候以何種方式捲進了我們的道德體系，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它為整個社會貢獻了改革的力量。如果不是這種強大的情緒力量讓我們能夠在觀念上有所趨同，我們是無法得到現有的幾乎所有東西的。出乎意料的，厭惡感並沒有揮舞著拳頭逼迫我們相互合作，甚至連巴掌都沒扇出來過。它只是憑藉著羞恥心和迴避害群之馬的方式，就使我們收穫了太多東西。
皮薩羅似乎不會如此樂觀地看待厭惡感，且這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正如我們所見，這將使我們的偏見合理化，並給移民、同性戀、流浪漢、肥胖者等弱勢群體蒙上罪名。而且，催生厭惡感的疾病成了上帝懲治罪惡的手段——即使現代醫學發展到今天的地步，這種觀點仍在世界上廣泛存在。
也許人們沒法壓抑自己的道德直覺，但皮薩羅希望我們能更有理性和邏輯性。也許你會為得出一個倫理評判而進行長期且艱鉅的思考過程——比如說，奴隸制應當被廢止，或者吃動物是很殘忍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的新價值觀也會變成一種直覺。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進行道德評判的時候變得更為理性，政策會不會不再如此兩極分化？
皮薩羅說：在看待倫理觀點的時候，我們需要考慮到各式人群和各式文化因素，雖然實際上大部分文化都有很高的相似度。絕大部分人覺得謀殺、搶劫、盜竊、行騙和作弊是不對的。而有意思的地方在於其他人是如何分化的。這些不同之處成為了政治把戲和惡行的溫床。人們對於性的看法和其他社會價值觀方面，它們與疾病不無關係。這也許暗示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寄生蟲將我們分開，所以我們可以徹底消滅寄生蟲，然後厭惡感也就消失了。也許人類的態度將會改變，而政治辯論中也就不會各懷鬼胎。
當然，這麼說明顯是把問題過分簡化了。如果你平時很容易感到厭惡，墮胎在你看來也將更為邪惡，當然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尖銳的問題取決於你是否認為這是謀殺。對同性權益的抵制也許是因為人們覺得，在一個傳統家庭中出生並成長的孩子將過得更好，而不是出於對肛交產生的厭惡感。對移民的敵意也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們佔用了工作崗位，造成社會安全問題的恐懼而產生的——而不是因為他們會讓人生病。並不是什麼事都和寄生蟲有關。
思想上的高警覺性隨即催生了更為瘋狂的想法：也許我們低估了寄生蟲對政治的影響，它們甚至可能滲入到了我們整個的世界觀。
▌可口整理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