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女人站在白色牆壁前。她抬起手，掐起自己的拇指與食指，成一個圓圈。接著她用圓圈對準自己的臉、嘴、下體、胸部，最後整個人倒下，像被槍擊一樣。原來那個圓圈的象徵著槍械的準心？
這組連續的動作是用攝影記錄下。
然後是一組女性裸體照片，反覆塗上黑色墨水，直到再也看不清楚人的輪廓。
這一定有什麼想表達的吧？
如果你是在美術館或社群媒體的一隅偶然撞見這兩組作品，可能會停下腳步（或滑動螢幕的拇指，大概就那個意思），不語，若有所思。但無論如何，你都不會再有更激情的反應了。這可是2020年代！我們誰不是見多識廣？怕是做當代藝術或抗議行動的人不加一兩具裸體，面對觀眾都怪不好意思了。
這是玩笑話。但也的確，僅僅展示身體、在公眾前亮相，在當代語境裡，要帶來真正的衝擊力或挑釁力道是相當困難的；再激烈的舉動，人們都會覺得看過類似的影像紀錄，甚至能翻出從前只在地下流通的影像文字，為創作者續上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藝術史脈絡。
但一切熟悉、太過熟悉的動作，都有個驚世駭俗的起源。就像《2001太空漫遊》一樣，人猿發現獸骨可以當工具當武器，在狂喜中將它拋到半空中一樣。在電影裡，那是人類智慧的曙光，也是暴力的開端。
我們最開頭提到的兩組作品，發生在八零年代初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稱的東德。
在歷史上曾有一個時期，藝術家與知識分子被社會系統性地賦予地位與物質保障，他們享有薪資、住房、醫療保障，出版與展覽機會。這可不是什麼假想的烏托邦，實際上，那就發生在1950至1980 年代的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前提你得協助官方建立價值觀，以及對敵人的警惕、對黨的忠誠等等公民集體意識。
如果不聽話呢？懲罰可輕可重，但資源肯定是沒你的份。社會主義東德自然不例外。在那個由國家全面控制言論出版的社會，藝術家如果沒有進入官方認可的機構，就幾乎沒有公開展出的管道。歌手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就是一例，作為早年投奔東德的異議分子，他對社會主義理想始終抱持憧憬，對待東德的官僚卻是從來不假辭色，是以1965年遭到當局下達禁演令，東德政府並於1976年假意放行比爾曼赴西德舉行巡演，藉口他在公開場合對政府抱持敵對態度，藉機剝奪其國籍。
這項措施卻引發喧然大波，事發後有上百位東德藝術家、作家連署要求撤銷決定，東德政府也針對性地展開整肅，最終導致許多相關人士自願或被迫出走。部分史家認為，是次事件嚴重打擊了東德政府在文化圈的道德威信。
但且將目光別開那些赫赫有名，甚至被過分戲劇神格化的大人物——本篇文章的主角，嘉貝麗．施特策爾（Gabriele Stötzer）終於要出場了。不是我們要賣關子，因為在這起事件中，施特策爾確實渺小，她並非那一百多名藝術家作家之一，那年她只是名剛剛被師範學院開除的學生，沒有頭銜，沒有知名度，她做的只是抄寫藝術家們的公開信、蒐集連署簽名。當然，她自己也簽了名。
由於拒絕撤回連署，施特策爾鋃鐺入獄，因「誹謗國家」的罪名被判處一年監禁。但也就是在這一年之間，她的藝術天賦開始萌芽。
在當時，東西德之間存在一項秘密交易，名為「囚犯贖買」（Häftlingsfreikauf）。在冷戰時期，西德政府會透過中間管道向東德支付金錢或物資，藉此換取東德政府釋放政治犯出境。據相關紀錄，60年代自1989年間，共有三萬餘名政治犯被西德「收購」，每人要價三至十萬馬克不等，為求漫天喊價，東德政府甚至故意判決更重的刑期，讓手上的商品更加奇貨可居。
監獄成了通往西方的黃金大道。就後見之明，這不無尖刻的幽默。
據施特策爾一貫的說法，她當時也在贖買的行列中。但她拒絕這個機會。
「我不想讓那些混蛋因為我拿到錢。」施特策爾說，「我也不想去西方。」
她不想讓自己的異議變成東德政府一筆油滋滋的收入。對她而言，一個會把政治犯當貨物交易出去的政權，直接證明了社會主義理想已經徹底破滅。
她所身在的霍亨埃克監獄（Hoheneck Castle），該監獄因囚禁政治犯而聞名，但囚犯其實來自各種背景，小偷、強盜、殺人犯均是座上嘉賓。按施特策爾所言，她在監獄裡學習到關於女人的一切——甚至她母親也沒能指導她——身體、暴力、性、友誼、嫉妒、權力關係。
「我很早就明白我的身體是我唯一剩下的媒介。」她說。
也是在那段期間，她決定成為藝術家。
出獄後，施特策爾被迫接受勞動改造，她同時也轉入地下，和一群女性藝術家組成藝術團體「Künstlerinnengruppe Erfurt」，她們在工作室拍攝超八釐米電影，舉辦非正式的服裝秀，製作藝術家手冊。
「我們把經歷過的一切都用上了。我們的夢想、創傷、狂喜、屈辱。」施特策爾在家具、碗盤、壁紙上畫畫，而那些紀錄照片中的作品，多半是用隨手可得的事物拼湊組成。創作讓她在不利處境中依然能認出自己，「感覺到自己還存在——為了保住作為我自己的本質。」
不消說，文章開頭舉的那兩件作品，正是施特策爾的創作。
1989年東德垮台前夕，國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下令銷毀長年累計的監控檔案，施特策爾是首批警覺到特務正在毀滅罪證，號召市民佔領分部的行動者之一，他們的行動也立即喚起各地人民的效仿。而施特策爾也是在這批監控檔案中，發現八零年代與她接觸的一位男性朋友——她暱稱對方為「Winfried」——真實身分是國家安全局的線民。而施特策爾把他拉入局中，拍攝了一組變裝攝影作品。
值得玩味的是，史塔西一開始正是看準Winfried有變裝的癖好，才派他與施特策爾接觸，目的是誘導施特策爾劍走偏鋒，拍攝色情化的內容，以便於當局再次起訴施特策爾。按藝術家的說法，當時她對Winfried的身分是一無所知，她一心要拍攝的只是「男性裡的女性特質、女性裡的男性特質」，卻在無意間躲過了陷人於罪的陷阱。
2013年，施特策爾獲頒德國聯邦十字勳章，同年舉辦個展，並發表國家安全部監控自己在內的32位藝術家的研究報告。
此後幾年，她陸續有多檔以整理其個人檔案為主題的展覽。2026年施特策爾獲頒哥斯拉皇戒獎（Kaiserring），該獎旨在獎勵傑出當代藝術家，評審肯認她「代表一種實驗性、高品質的作品體系，並在串聯與協作領域具有開創性」，近期的回顧展《在場，不沉默》（Dabei sein und nicht schweigen）則展出多達150件跨媒材作品，包括錄像、攝影、服裝等等。
值得玩味的是，儘管施特策爾的成就已獲得普遍肯認，但由於其核心作品如1980年代的錄像、行為紀錄攝影多為檔案性質的材料，機構對其作品形式語言與跨媒材實驗性的討論時至今日才如火如荼地展開。
問題來了，為什麼是「今日」？當前的時空背景與東德有什麼決定性的不同？我們談的並不是體制問題——說實話，那是最最膚淺的一層——更可能的原因是，如今裸體變裝，以及諸如此類絕大多數能讓人進監獄的舉止及影像紀錄，在今天已經不再有危險性或顛覆性，我們看著那些從前只在地下流通的影像，更多是感嘆當時人們思想之前衛先鋒，而未有一絲一毫的不安。
那麼反過來說，世界上是否還有某處存在著動輒會遭刑罰處分的舉止及影像呢？也許權力結構並沒有消失，只是它們改以「典藏」、「回顧」之名收編那些曾遭壓制的影像；在藝術機構以外，則有演算法迅速辨識、歸類每一則上傳到社群媒體的影像，推薦給那些對於當代藝術有十分興趣或更高包容度的使用者，或者予以限制流量。以前做這件事情的單位名為史塔西，現在則叫內容審核系統。
施特策爾的部分作品，今日看來依舊不減鋒芒；但比起激進的身體姿態，更值得留意的是Winfried這件作品所能帶來的啟發。陷阱被顛倒了，反而捕捉到獵人，當局派來的誘餌，成了作品裡的被觀察者。
正因為它不是精心設計的策略，反而更有參考價值。可能真正的抵抗，就發生在系統自以為掌控一切，主導權卻在不知不覺中轉移的瞬間。當一套系統試圖用你的身體、你的形象來為自己的敘事服務時，有沒有可能反過來利用系統的運作方式，暴露它的監控、它的收編，暴露原本隱身的權力結構？
能不能做某些動作反而成了次要的問題。這則結論弔詭，但對於那些執著保持著獨立性的創作者而言，或許是必要的間隙。
企劃編輯：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