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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7

科幻作家H. G. 威爾斯:美好未來這概念,總是充滿了複雜性|cacao 可口雜誌

英國科幻作家、社會評論家H. G. 威爾斯 (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擅長將科幻題材通俗化,並融入道德議題。他的著作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科幻文學與反烏托邦文學,他總是為人類的未來感到擔憂。雖然他也希望看到人類社會發展進步,但他總是能夠非常清楚地看到,發展並非必然,而且也很可能並不持久。

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他一面樂於看到那些為生活帶來革命性變化的技術進步,一面又擔心技術可能終會招致社會退步,就像1914年的那場世界大戰,成為全人類的滅頂之災。同時他也能夠看到,對於怎樣才是真正的社會進步的問題,人們常常各執一詞。比如,僅僅是使每個人都能在現代工業中受益可能還不夠,特別是考慮到若要不斷保持科技創新的態勢,社會形態就需要不斷重構。能夠帶來功能性質變的發展一定是偶然的、開放性的和不可預測的,生物進化和社會進化都是這樣的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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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via William Heath from wikimedia

談到技術創新,沒有人能夠真正意義上地預測未來的發明創造以及它們有可能帶來的長效影響,這使得這些不確定性愈演愈烈。即便是取得了長久的發展,世界不可期的程度也會令所有尋求傳統意義的進步的人們大吃一驚。

由於進化是通過群體對於環境的適應來完成的,發展和進步就並不是必然而唯一的通路,所有在不積極進取,只求風調雨順的生存方式中自甘墮落的物種都將發生退化。」

在威爾斯看來,最根本的不確定性源自人類對於不知能否保持當前發展速度的憂懼。在1895年出版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 )中,他借時間旅行者之眼描繪出進步的未來時代圖景:我看到雄偉壯觀,富麗堂皇的建築在我的周圍崛起,比我們這個時代的任何建築物都更加美輪美奐,然而,鑄就它們的似乎是微光和迷霧。

時間旅行者最終落腳的世界也被社會分化與墮落所拖垮。慘無人道的莫洛克人是工人階級的後裔,而天真爛漫的愛洛伊人則像徵閒散的上層階級的遺腹子。這番預測是基於他的朋友,動物學家E·雷·蘭克斯特(E. Ray Lankester)對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延伸。

蘭克斯特認為,由於進化是通過群體對於環境的適應來完成的,發展和進步就並不是必然而唯一的通路,所有在不積極進取,只求風調雨順的生存方式中自甘墮落的物種都將發生退化。這也是更為複雜的發展模式下的暗喻。任何發展都取決於彼時彼地的具體情況,沒有任何進步能夠通過以往的趨勢進行預判。

威爾斯的達爾文主義思想在其最負盛名的非虛構著作《世界史綱》(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更加明顯。這部通史從地球生命的發展和人類的演進開始論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無論是從進化論的觀點還是從人類史上說,世界無疑取得了進步和發展,然而威爾斯也指出,在這一進程中並沒有出現過任何預先可以確定的上升趨勢。

他對於達爾文有關生物進化理論的闡釋,使他堅信世界原本還有很多方式可以發展成為更為複雜的生物結構,或者更為複雜的社會。在這兩個領域實現的真正進步一定是偶發的、不可預測的、開放式的。

每當人類社會獲得真正的發展,威爾斯深信,其原動力一定是理性思考、科學和技術創新。然而,歷史一次又一次向我們證明,創新的福祉常常在保守主義和社會動盪局勢中飽受摧殘,最終釀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劇。

威爾斯在這裡論述的是一個全新的、決定性沒那麼強的進步觀。19世紀的世界對於進步必然性的信念是錯誤的,人們不僅低估了各方面的阻礙力量,更先入為主地簡化了實現發展的道路,自信發展是一種必然。前世的思想家們對於世界發展的終極目標無論持有怎樣不同的觀點——包括在某種程度上令威爾斯欽佩仰慕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有人都將歷史視為一條最終通往烏托邦的階梯式上升的發展之路。

達爾文主義認為,生命的歷史更像一根分叉的樹枝,而不是一架梯子。威爾斯現在看到人類歷史也是同理,擁有太多通往多種不同複雜社會形式的可能。而且,正如動物進化過程中的重大「突破」往往始於一些微不足道的跡象,人類史上最重大的進步往往也並非以延續前勢為亮點。

威爾斯認為最早起源於歐洲的現代科學技術是對這番理論最好的明證。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歐洲很少走在世界發展的前列,而現代科學和工業的發展助其扼住了發展的咽喉,成為世界的主宰。威爾斯曾公開將這一發展進程比作生活在恐龍時代的哺乳動物的進化過程,它們從起初的無足輕重逐漸成為世界的主角。

這次現代化突破僅僅出現在文化進化這株樹的一根枝杈上,這根樹杈在當時既不是發展的主流,也絕不是最先進的那個。威爾斯並不是當時唯一一位認為現代科學在歐洲的出現根本無法根據以往歷史潮流加以預測的思想家。英國數學家、哲學家阿佛列‧懷海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提出了相同的觀點,他指出如果當時沒有這種看似不可能的突破,人類社會不知道還會停滯不前多久。

在懷海德看來,現代科學的興起原本一直是哲學範疇的發展,直到19世紀才與技術創新相結合。威爾斯認為,歐洲崛起為世界霸主的根本原因是其地理位置的相對孤立,繼而促進了航海征途時代的發展。與以往的帝國主義時代不同,此時的歐洲各國面臨著爭奪制海權,而非陸權的新型地緣挑戰——即面向大西洋及其以外的廣闊地區。最終,一種文化應運而生,這種文化不僅最終孕育了工業革命,還促進了威爾斯所謂的「機械革命」的發展——尤其是蒸汽和電力這類新型動力的發明。用威爾斯的話說,它預示著「一種拓展了人類經驗的新事物……對人類生活的這種改變,開啟了歷史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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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斯《世界史綱》(1921年)書中簡圖,描繪了歐洲的崛起以及機械革命,並最終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image via archive.org

然而,這樣的發展也帶來了諸多問題。科技創新的爆炸式發展發生在一個尚未超越傳統的文化和政治局限的社會環境中。技術被濫用於軍事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也向人們展現了其足以造成毀滅性後果的潛在破壞力。在大戰正式爆發的幾年前,威爾斯是世界上最早預見到像航空飛行這樣的新技術會使未來世界的衝突更具災難性的先見者之一。

這也是他1908年出版的小說《空中戰爭》(The War in the Air)的主題。而1914年出版的《解放全世界》(The World Set Free)基於原子物理學在當時的最新發現,不但預見了原子能這種新型能源,還同時預言了原子彈的出現。一戰後,威爾斯同許多人一樣悲觀地預見,下一次大戰將有可能摧毀整個人類文明。

1933年,他的未來主義小說《未來事物的面貌》(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詳細刻畫了一場大戰的爆發過程,這場戰爭令世界大部分地區淪為蠻荒之地。不過,威爾斯依然相信,由航空專家領導的一小批技術專家可以生存下來,並最終以更理性的規制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開啟真正的進步時代。人性終將擺脫舊俗文化價值的束縛。

對於未來理想社會的模型,威爾斯有著非常明確的計劃。威爾斯推崇已久的理性有序的「世界國家」(World State)的理想在《未來事物的面貌》一書中得到彰顯,在這樣的世界裡,技術創新的成果將得到公平的分配。威爾斯本人並不是民主主義者,但他認為理想世界的驅動力在於精英階層的活動,他們是「科學的武士」,就像書中的飛行員一樣改變了世界。

他明白,僅僅為人們提供充足的物質資料是不足以滿足每個人的感情需求的。起初,他的故事線似乎可以說充滿宗教性,在想像世界中,人類社會幾乎實現了一種精神上的統一。不過在後來他為亞歷山大·柯達(Alexander Korda)的電影《未來世界》(Things to Come,1936)所編的劇本中,他在大致忠於原作的基礎上,續寫了一個結局性的情節,通過太空旅行將變質後的人類轉移到宇宙中的計劃提供了一種物質主義的宗教替代品,也給了我們的生活的意義帶來一種終極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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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世界》(Things to Come,1936)

但是,即便已經發展至此,保守派思想家們仍舊不會允許這種變化侵擾他們按部就班的生活,這對於世界依然是一種威脅。在最後一幕裡,一夥暴徒企圖破壞即將把一組年輕的太空人送入太空的巨型手槍。武士領袖一手指著天空,為我們留下一道選擇題:是整個宇宙還是一無所有……會是哪一個呢?接著,場景逐漸淡出,螢幕上留下幾個大字:「人類將何去何從?」 

對於「世界國家」終將向太空拓展其活動版圖的暗喻還指向了威爾斯對於發展的新願景中另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他意識到,一旦技術創新成為發展的推動力,由從前的進步觀所預見的靜態未來烏托邦就不會存在。創新生生不息,而社會必須步履不停地做出相應的調整。

如今,科學驅動技術的精靈已然被放出了魔瓶,威爾斯敏銳地認識到自此以後,預測未來發明會更加困難,而預見到隨之而來的後果更是難上加難。一個真正理性的社會需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並據此儘早綢繆。

在20世紀最初的幾年裡,發展中不可預測的方面越來越顯著。威爾斯認識到,軍用航空技術有可能將全球快速交通的發展促進世界團結的希望徹底摧毀。這在《空中戰爭》(The War in the Air)中就可見一斑,故事一開頭,作者還饒有興致地描繪了一個地面交通的新世界,路易斯·布倫南(Louis Brennan)發明的陀螺單軌列車徹底改變了地面運輸的面貌。單軌列車可以通過單根電纜穿越深淵和海洋。威爾斯早年間便預見到了單軌技術的成功,而在現實世界中,這項發明儘管已經通過了多項測試,卻仍未投入使用。

此外,威爾斯預判其他領域內新技術的影響時也遭遇了瓶頸。在另一部小說《昏睡百年》(The Sleeper Awakes)中,他借鑒美國修建摩天大樓的經驗,在書中暗示全人類將很快居住在巨型城市,那裡的摩天大樓鱗次櫛比。但是僅僅一年後,威爾斯就在更加嚴肅地預測未來的隨筆集《預測》(Anticipation)中談到,隨著人口逐漸向郊區遷移,電動火車和汽車的發明為「大城市的擴張」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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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家Henri Lanos為威爾斯《當沉睡者醒來》(
When the Sleeper Awakes,1899年)所作插圖,這本書是《昏睡百年》(1910年)的早期版本。image by wikimedia

在威爾斯看來,我們無法預知科學研究的新發現會誕生怎樣的新技術,而且在層出疊現的無數新發明中,我們也不能確定哪些將在未來投放市場後取得真正的成功。對立的技術會將社會朝著不同的方向牽引,所以也很難判斷究竟是誰將在工業化的鬥爭中求得生存,取得勝利。

另一個難以預測的要素是變化發生的速度。在較新一版的《預測》中,威爾斯承認,他起初對於航空技術在20世紀50年代前不會得到普遍發展的判斷已然悲觀無望地宣告失敗。

即使新技術開始興起,也很難想像其盛行背後會有怎樣的後果。在1932年一次電台採訪中,威爾斯以愈發嘈雜的街道為例指出,當汽車首次出現在大眾視野時就預見到其最終會出現在街頭巷尾、尋常百姓是多麼不容易。直到後來,重新設計規劃道路網絡以應對激增的交通流量才成為顯而易見的現實需要。威爾斯呼籲各高等學府培養任用「遠見型教授」(Professors of Foresight)來應對未來的發明創造帶來的意外後果。

歷史學家菲利普·布洛姆(Philip Blom)將20世紀初期稱為「眩暈年代 」,層出不窮又令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徹底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的面貌。威爾斯認識到,這種不穩定狀態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甚至連技術創新的推崇者們也不可能預測明天會發生什麼。技術迷們為他們的發明沾沾自喜,相信創新才是進步的驅動力,但他們往往也不能預見被發明出來的究竟是什麼,或者說這些發明對於社會的最終影響會是什麼。

這一點今天的人們已經深有體會:就算真的有,也是少之又少的人才能夠預見到計算機和數字革命的影響,我們只是逐漸才意識到這些發明創造為我們帶來的並非純粹只有益處。如今已有證據表明,那些副作用貽害不淺的技術已是不勝枚舉,而這一點早已被威爾斯精準地預見到。


關於作者:Peter J. Bowler,科學史教授。他所著多部生物學史著作,包括《化石與進步》(Fossils and Progress ,1976)、《達爾文主義的日蝕》( The Eclipse of Darwinism,1983)與《未來的歷史:發展的先知從威爾斯到艾薩克·阿西莫夫》( A History of the Future: Prophets of Progress from H. G. Wells to Isaac Asimov,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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