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欄填寫__|孫宗瀚:從電影發行商到電影監製,老生常談的永遠是那份熱情|cacao 可口雜誌

你會在兩種情況下記住美昇影業(Maison Motion)。你可能是藝術院線的常客,注意到這家發行商的選片,在美學、視覺、議題都特別對胃口;也可能是他們為電影做行銷的方式讓你留下深刻印象。無論如何,當他們宣布在2017年舉辦告別展時,你難免感到不捨,甚至憂心自己與國際影壇動態就此脫節。

不過,2017年的告別展並非「美昇」的總監孫宗瀚(Han)的句點。在那之後,孫宗瀚的身分從電影發行商轉型為投資者,陸續與電影工作者們合夥了「鏡象電影」及創辦「好威映象」,投資發行了多部具代表性的台灣電影。愛狗的孫宗瀚,直接把他們的黃金獵犬好威註冊成品牌名稱、幫牠印製專屬的「個人」名片。品牌背後的故事,或許就像他認為的——台灣電影欠缺的不是劇本,而是故事,一個直擊人心的概念。儘管電影院的前景不像往年般榮景,但他對於台灣電影的發展,仍抱持相當樂觀的態度,並堅持在協助新導演曝光與品牌形象間抓取更好的平衡。

「我不放棄發行的原因,是還有熱情在。」孫宗瀚這麼說。

職業欄填寫:電影發行商、監製

從小我就喜歡電影。小學五六年級吧,哥哥帶我去看楊德昌導演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當下深深感受到電影遠比文學還要有力量,也因此起了創作影像的念頭。高中畢業後,我在洛杉磯待兩年,一邊學語言,到2001年進入柏克萊加州大學電影研究讀理論,主要從女性主義、酷兒理論或後結構、後殖民的視角來看電影。

當初我為了當導演來到美國,但在學習過程中,發現到自己對捕捉氛圍的興趣,多過對戲劇性的追求,因此碩士就轉去加州藝術學院念媒體藝術創作。在加州藝術學院花了兩年的時間,從錄像藝術(Video Art)裝置一路做到裝置,畢業論文作品也是偏概念性的創作。後來沒繼續走這條路,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對持續使用批判性視角去閱讀作品這件事感到倦怠;其次是藝術圈裡既有的權力結構,那有點類似白人菁英主義,除非你出身特定的名校體系,否則能取得的關注和資源會差上一大截。我在美國一共待了十年,覺得也是時候該多陪伴父母了,回到台灣後便進入電影發行這行。

商業性不會是唯一考量

2010年我開始代理國外的藝術片來台灣做院線放映。先是創業「瀚宇國際媒體」,然後是「美昇影業」。美昇因為有資金挹注,在選片和品牌操作上有更大的靈活度,像《不存在的房間》(Room)、《八月三十一,我在奧斯陸》(Oslo, 31. august)。我們做過很多過去發行商沒有嘗試過的事情,例如各式各樣的異業結合,讓藝術片的受眾,能擴大到影癡以外的族群,如發行了《索爾之子》(Son of Sul)、《紐約哈哈哈》(Frances Ha)、《噢!柏林男孩》(Oh Boy)等等,我們把這些以往冷門孤僻的電影,包裝成全球化下的失敗者故事,希望能與二十多歲年輕人產生共鳴。在國外影展選片時會有很多考量,但是商業性不會是唯一考量。

目前電影發行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市場整合,並且是以世界為範圍的整合。台灣在態度上比較被動,我們現在有中華電信MOD,或是Friday影音,但未來搶占市場的對手會是Disney Plus、HBO Max,這不是多出一個線上串流影音平台那麼單純,而是對全世界電影產業的影響。像Netflix敢砸錢拍《羅馬》(Roma)、《愛爾蘭人》(The Irishman),等同於接手傳統好萊塢片場不敢下重本的藝術片。現在各大平台都在搶內容、發行到全球市場,也變相打壓了獨立發行商的生存空間。因為看到了這個趨勢,讓我決定也要轉做內容開發。

8/28重映《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

國片市場其實不需要悲觀

美昇結束以後,我和其他兩位電影工作者朋友,為了發行黃惠偵以同志為題材的紀錄片《日常對話》而創辦「鏡象電影」。另外我也獨立出「好威映象」專門發行外國片單。

從發行商的角色到期許發掘更多台灣導演的好作品,這過程免不了要提台灣電影因為缺乏保護系統,電影院放映的空檔,往往只有在八月和四月才輪得到國片能上映。不然單就產量而言,國片在數量上是不缺的(只是無法上院線電影院)。台灣近期的成功案例有《怪胎》,在疫情陰影下票房依然亮眼,代表國片市場其實沒那麼悲觀。現在的電影創作者比起新浪潮的導演前輩,相對也不會執著在曲高和寡的題材上,而是以健全產業為首要目標。

我們不時的會聊起電影創作,因為電影它的麻煩在於,外人很難認同到創作者與作品間的連結,尤其是藝術電影能引起的共鳴又更少;而實驗電影和錄像藝術,也只能從實踐裡取得進步。常常會有人問到給新進導演們的建議是?我認為電影是幾十個人甚至上百人一起做的事業,你永遠沒辦法取得最理想的東西,但只有透過不斷地拍,不斷地嘗試,你才可能對這項專業有更深入的認識。

近幾年金穗獎和公視都栽培出不少高水準的短片,也讓更多人能有機會關注到新銳導演的作品,像台藝大也有一批新人,在美學、敘事上都很讓人看好,如《野潮》、《午夜陶德》,或是《蚵豐村》看得出導演對電影語言的把握程度。我認為新導演參與或投件到各大影展是必須的,因為這是讓電影圈新導演或電影圈內工作者,彼此認識或交流作品的管道與機會,我也常常藉由像台北電影節或是其他電影節、影展上,才得以發現到其他不曾注意到的電影作品。

台灣在90年代曾經有楊德昌、侯孝賢、蔡明亮這種世界級的大導演,目前還沒有真正意義上(進入國際影展)可以接棒的人,或許趙德胤是。但我猜電影界很快能迎來一批新生代,例如今年台北電影節的開幕片《無聲》,證明藝術片不需要很藝術,就可以像《寄生上流》那樣有深度又好懂。台灣新導演已經在走自己的路了,國際影展對台灣電影的期待,也不同於90年代那種西方人對第三世界的想像,而會是像電影《怪胎》這樣的創意。

「職業欄填寫__」單元,打破以往人物採訪的模式,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品牌

Q:當自己就是一個品牌時,你會怎麼規劃自己的商業模式?

H:理想狀況,我希望「好威映象」是走會員制,我告訴你一些很酷、很好玩的東西,有點像我來當你的個人消費顧問,不侷限在電影,而是類似於整合、選物的概念;而電影與選物消費的差異在於,它是一個跟時間有關的產品,它不會擺在那邊等著你購買,你需要在上面投注時間。這是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地方。

Q:曾經有被哪個品牌或什麼樣的氛圍影響到嗎?

H:國中時候很喜歡比利時服裝品牌W & LT,還有中興百貨。另外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王菲,我把她視為一個品牌,是一個特定時代氛圍下才能出現的人。現在這個快速淘汰的時代,明星都缺少神秘感,快時尚也是。大家玩解構,卻沒有從中建立出什麼新東西,我想這是全球化的壞處,前衛的東西變得很少見。

我最近才理解到,從60到90年代,是人類歷史的特例而不是常態;像今年的疫情與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剛好一個世紀,會讓你相信這樣的循環才是常態。

Q:是什麼品牌或商品的愛用者嗎?或最想合作?

H:蘋果。我現在生活很簡單。重視生活面的東西,比如說洗髮精、沐浴乳喜歡用Aesop、L:A Bruket或是Grown Alchemist的牌子。衣服現在就還好。我也不會去穿與自己年齡相符的套裝。

Q:最近讓你印象深刻的品牌或廣告?

H:題外話,我想是到某種年紀才會講世俗的話,但的確,有資源才能做事。最近覺得不一樣的東西是《VOGUE》,新上任的總編輯孫怡把視覺玩得很有趣。還有像陳其邁、蔡英文他們把造勢活動舉辦在室內,從直播上來看視覺效果滿好的。歌手9m88,她從地下一路到發片,現在超紅的。我不特別偏好這種爵士或饒舌類型的音樂,她就像台北以前的樣子,她的新歌都會有興趣。她對要唱什麼、要拍什麼都有所堅持,我想她代表了台北音樂現在的模樣。台灣年輕人參與進來做這些東西以後,情況開始有改變了。這種變動不是很劇烈,大約從這兩年開始吧,氛圍出現變化,有心做事的人也變多。

採訪:Kuo sinsin |文字撰寫:康樂|攝影:邱蔚中|影像剪輯:張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