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瓊．蒂蒂安為了生存，所以講訴：回憶不是慰藉，回憶的定義，是過去的時日，是消逝的事物｜cacao 可口雜誌

美國作家瓊．蒂蒂安（ Joan Didion）人生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和文字相處。無論是閱讀還是創作，文字是她掌握生活主動權的一種方式。她不僅是美國新新聞主義運動的傳奇、美國文化指標性人物，還備受時尚界喜愛。2015年，蒂蒂安出現在Céline的形象廣告，而再度被國際廣泛討論。儘管時代不再，所愛已去，她以自己的方式——「地殼板塊會移動，深層洋流會湧動，島嶼會消失」，這是她給自己的慰藉，在永恆的地質學中找到了出口。想要快速了解蒂蒂安，可以在Netflix觀看她的紀錄片《瓊．蒂蒂安：核心潰散》（Joan Didion: the Center Will Not Hold）感受到稀鬆平常的日子裡的生死無常。

一個人的穿著代表了他本質的一部分

時尚記者特里．紐曼（Terry Newman）《著名作家和他們的衣服》（Legendary Authors and the Clothes They Wore）從女作家的穿衣打扮去反觀她們的創作，特別以蒂蒂安作為封面。「這些作家的著裝品味同她們的文字一樣出色！」為由，提出這些作家因獨特的文字，受到讀者的瞭解和喜愛，但同樣獨特的個人風格，一旦表現在衣著上，卻容易被人忽視。誰說衣服就不能和文字一樣，得到同等關注呢？蒂蒂安也為此說明：一個地方永遠屬於那個聲稱在這裡生活最艱難的人，記住它最為人癡迷、從自己手中扭曲，被塑造、被渲染的樣子，然後如此徹底地愛著它，以自己的形象來重塑。

她曾在一個演講主題為「我為何寫作」（Why I Write）提到她年少時，也像多數人一樣自我懷疑過。大學畢業前後的時間裡，她不斷在旅行。她說：我知道在任何思想世界裡都沒有我一席之地。我知道我不善思考。那個時候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做什麼，只知道自己不是什麼人。我花了好多年才發掘出自己是什麼——「一個作家」。

他們雙方都無法想像和不是作家的人結婚

與一般作家、小說家不同的時，她的寫作生涯的開始，是在美國版《vogue》 撰寫文章，這段經驗讓她學會了，盡可能簡短的去進行創造性寫作，刪去不必要的東西，以及日後的著作中，曾出現對服裝文化的思考和分析。這期間，她也認識到同為記者/作家的丈夫約翰．鄧恩（John Dunne）。1964年，30歲的蒂蒂安和鄧恩結婚回到加州，兩人在家工作，寫劇本、小說和報導，無論是在生活上還是工作中，他們相互競爭、相互扶持。

在她給《生活》（LIFE）雜誌寫的第一篇專欄裡，蒂蒂安透露，她和他的丈夫，正在檀香山的皇家夏威夷酒店裡，準備申請離婚。這時他們已經結婚五年，婚姻正在經歷一段嚴重的危機，而鄧恩也經常在派對上，半開玩笑地對朋友說，這段婚姻就是一周一周的外遇（week-to-week affair）。

鄧恩曾經在自己的半自傳體小說《拉斯維加斯》中，男主角離開她的妻子和他們領養的女兒，獨自到拉斯維加斯生活，這正是鄧恩在70年代初的真實寫照。小說中有一個橋段，這對夫妻正在通電話：

她問：你最近怎麼樣？

他回答：傑奇給我安排了一個約會，和一個十九歲的女孩，沒有意外的話，她會跟我上床。

她：這是體驗生活……如果你不去見她，你就會錯過一個故事。

他：但我不想跟她上床。

電話另一頭是長久的沉默，嗯，這也可以成為故事的一部分。

《名利場》（vanityfair）雜誌曾經對以上的小說內容提出假設，如果這段對話是真實發生在兩人之間。他們一直相信蒂蒂安是鎮靜，和那種酷女孩的灑脫，就像是高達電影裡的蛇蠍美人。

當時新婚回到加州的蒂蒂安，正著手進行小說的計畫，但是面對美國西海岸劇烈的社會運動，她無法放棄知識分子的敏銳洞察，寫下成名作《向伯利恆跋涉》（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1968年）。這本書至今仍是對60年代美國的最好記錄之一。此後她還著有《白色專輯》（The White Album，1979年）、《亨利之後》（After Henry，1992年）、《我從何而來》（Where I Was From，2003年）、《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5年）、《為了生存我們欺騙自己》（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與《藍夜》（Blue Nights，2011年）等多本隨筆集、電影劇本和小說。

「一道終極的沉默已然將我們分隔，他給出的任何答案，都是我的自導自演。」

很多讀者可能對《奇想之年》和《藍夜》這兩本非虛構小說更加熟悉。2003年，蒂蒂安的丈夫在晚飯前，突發冠心病心臟驟停去世，一年後，她寫下《奇想之年》，並且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

《奇想之年》當中的「奇想」（magical thinking）源自人類學概念，意指的是一些民間信仰或原始崇拜中，對某些現象的錯誤歸因，兩件無關聯的事情，可能因為恰好接連發生，而被認為有因果關係。「生者回顧往事，會看見預兆，會看見他們錯失的訊息。他們記得枯死的樹木，他們記得跌撞在車頂上的海鷗。他們的生活遍佈著象徵符號。他們會從各種地方讀出意義。」蒂蒂安在書中向讀者呈現了，丈夫去世一年間她的種種奇想。她打亂了線性的敘事，帶讀者一起墮入她的記憶旋渦，逐一展開回憶中在一起的生活片段，而她一直在追問，「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信號？」

書裡寫道：

我們並不知道。葬禮本身是一劑止痛劑，是一種麻醉性的回歸，我們被包裹在他人的關懷中，被包裹在儀式本身的莊嚴和意義中。我們無法預知葬禮之後的狀況（而這才是我們想要中的喪慟和真實喪慟的根本區別），緊隨而來的是無休止的缺失，是空虛，是意義的對立面，我們迎頭撞上了無意義的體驗，它以無情的姿態步步緊逼。

喪慟之人會陷入對自憐自哀的思考。我們擔憂它，懼怕它，痛斥腦子裡任何與之相關的跡象。我們害怕自己的行為會暴露真實狀況，別人會說我們『沉溺其中』。我們明白大多數人都厭惡這種『沉溺』。哀悼如果不避人耳目，就會令人想起死亡，人民認為這樣的行為並不自然，是對自身處境的某種失控。「你只失去了一個人，彷彿整個世界蕩然無存」，菲利普-阿里耶斯在《西方對待死亡的態度》裡對這種厭惡這樣寫道，「單任何人都不再有權利把這種感受大聲說出來。」我們不斷地提醒自己，我們自己損失比起死者所體會（更糟糕的是，他們可能沒能體會）的損失，根本不值一提；這番自我糾正的思考智慧，讓我們更深的紮進顧影自憐的深淵中。（我為什麼看不明白，我為什麼這麼自私。）

我們思考自憐自哀時所用的語言，透露出對懷有這種感情的深刻痛恨：自憐自哀是為自己感到難過，自憐自哀是幼稚的吮拇指批號，自憐自哀是唏噓可憐自己，自憐自哀是那些為自己感到難過的人在放任自己，甚至墮落其中。自憐自哀既是最常見的人格缺陷，也是最受人斥責的人格缺陷，我們不假思索地認同它具有惱人的破壞力量。海倫凱勒將它稱為「我們最可怕的敵人」。我從未見過哪隻野生動物/為自己感到難過，DH勞倫斯在一首四行說教詩裡這麼寫道。這首詩場次被人引用，但仔細審視之下，除卻偏見外，詩句中基本沒有任何內涵可言。一隻凍死的小鳥會從枝頭跌落/卻從來不為自己感到難過。也許勞倫斯（或者我們）願意相信野生動物的天性就是如此，但不妨想想海豚，它們在伴侶死後會拒絕進食；不妨想想鵝，它們會動身尋找失卻的伴侶，最後迷失方向而死去。實際上喪慟有著迫切的緣由，它甚至是一種迫切的需求，喪親者必須為自己感到難過。丈夫會拋棄妻子，妻子會拋棄丈夫，婚姻會破鏡重圓，但這些丈夫和妻子的親朋好友仍然健在，儘管有些關係會令他們不快。只有那些失去了親人的人才真正地被單獨拋下。那些維繫他們人生的各種關係會全部消失，無論是深厚的，還是看似（直到它們斷裂）並不重要的。

她形容自己像是一個冷靜的未亡人，她將自己埋進閱讀和回憶裡，試圖在文獻和書籍中找尋到治喪的痊癒之法，在碎片式的回憶中，找到可以阻止這場死亡的線索。《奇想之年》書的最後，蒂蒂安用「正如太初直到現今，萬古常更新，永無窮盡。」安慰自己。她恍然寫道：我明白了我們為什麼要讓死者活下去，我們努力讓他們活下去，是為了讓他們陪伴在我們身邊。我也明白了如果要繼續我們自己的生活，就必須在某個時刻放手，讓他們走，讓他們死去。

遠去，如同藍夜遠去；消逝，如同光亮消逝。

「回憶不是慰藉。回憶的定義，是過去的時日，是消逝的事物。回憶是衣櫥裡西湖女校的校服，是摺痕累累的褪色照片；是婚禮請柬，而新人已經離異；是葬禮彌撒通知單，而逝者面容早已模糊。回憶，是你不願再面對的回憶。」

在《奇想之年》出版後不久，結婚僅幾個月的養女金塔娜．鄧恩（Quintana Dunne）也因為病重離開了蒂蒂安。她寫下《藍夜》再次感受生命無常，和《奇想之年》相比，《藍夜》更加喃喃自語，「我們祝他們幸福，祝他們健康，祝他們擁有愛與好運，生下漂亮的孩童。婚禮當天， 二〇〇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們根本不可能想到，這些稀鬆平常的祝福，在他們身上根本無法成真。請注意： 我們當時還覺得幸福、健康、愛、好運與漂亮的孩童是『稀鬆平常的祝福』。」

除了對金塔娜的回憶，她也在小說裡記錄了自己的衰老，她寫自己獨自摔倒在公寓裡，但是公寓裡的十三部電話，沒有一部在她觸手可及的地方。 藍夜將盡，天光無多，夏日已去。「我這一生從未真正相信過自己會老去的她，也不得不面對自己的衰老和死亡。」這就像她在《奇想之年》裡所說——當我們哀悼逝世的親友時，我們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們的曾經。哀悼時間的一去不復返。哀悼我們終有一天也將不在人世。

▌整理報導：Boh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