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眼皮可以動，人類就可以寫作，體驗過最卑劣人性的人也只能寫作，精神與肉體被殘害的人也只能寫作。反過來說，只要能寫作我們就活著，我們就還沒死，還沒有被完全擊敗。」
距離2004年南韓颳起「金英夏旋風」的十餘年後，臺灣出版社陸續出版他的長短篇小說、散文集，說他是臺灣讀者最為熟知的韓國作家也不為過，金英夏曾是韓國社會的異質存在，不是文學背景出身，卻深受文壇和讀者喜愛，在2019年他開始擔綱電視節目固定來賓，展現犀利、爽直而博學的風格形象，讓他收穫更多來自不同領域、年齡層的粉絲。
如此的他，也曾說著寫小說真是太辛苦了，但不間斷地以文學質地的語言與活動體驗和人們展開對話，無論是教學、演講、上節目，都被他列為職責範圍之內的工作。在散文《言》中，他使勁地聆聽和鼓勵——對著每個在自己位置上拼命、努力的人們，他甚至疾呼：寫吧，把文學當成人生的保險，用書寫換取心靈自由。
「不管環境再怎麼惡劣，不管情況再怎麼恐怖，不管那個時刻再怎麼絕望，人都會寫作。為什麼呢？因為唯有寫作能留給人類最後的自由與最終的權力，被奪走一切的人也只能寫作了。」
但寫作真的有這麼簡單嗎？人們紛紛對他提出質疑，關於寫作的終極目的與倫理，他是這麼說的……。
Q：大學時您並非主修文學，也許這件事反而對您有幫助嗎？
金英夏：沒錯，我認為文學的魅力在於它的開放性，活在世上任誰都能試著寫作一次看看吧，我覺得這種開放性是文學或文字所具備的力量，因為文學是不斷地捕食周遭非文學事物而成長茁壯的。
我以前長期在學校教寫作，我不常讓學生互相評鑑，互相評鑑有時是種壓迫。最近雖然已經不會如此，但以前某些老師會叫兩個吵鬧的同學出來互搧巴掌，一開始都會輕輕地打，但會莫名覺得對方打得比自己大力於是越打越大力，之後演變成超大力地互搧巴掌。我認為互相評鑑就是存在著這種殘忍。
因此我不讓學生互相評鑑，而自己在練習寫作時也沒有做，大學時期我也沒加入什麼文學會或做過類似的事，我只是獨自寫作讀書，該怎麼說呢？就是單純為了自己的快樂而寫，我認為這就是寫作的根本。我想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在我踏入文學界時，大家才覺得我的文字很特別，因為這是「較少被鞭的人」寫的文章，正因為較少被鞭所以比較大膽嗎？膽子很大又不清楚能不能這樣寫，有勇無謀的莽撞由此而生。然而當時這種東西若說它是魅力的話就是魅力，若說它是缺點的話也是缺點，若考慮到文學的本質，我認為這種開放性很重要。
如果不想接受這種壓迫，就必須盡可能小心地接觸評論與指教，尤其是學生間的評論更是危險，只要是人類都會有猜疑與忌妒之心，所以會看不太到朋友作品的優點，因此我認為盡可能別接受這種壓迫比較好。我常這樣對學生說，你們已經進藝術學校了，這已是無可奈何的事了，在這裡的四年間，各位的責任就是保護好自己內在的小小藝術家，不讓他們受傷，最後帶著完好無缺的他們離開，期望你們能珍藏好寫作的快樂，順利畢業。
Q：現在還很享受寫作的快樂嗎？
金英夏：啊，並沒有。這應該算專家的兩難，而且我會煩惱，怎樣做才能感到寫作的快樂呢？一開始當然都是快樂的，我認為作家與作品之間存在著蜜月期，若用其他方式說明，可能是某種頓悟。在蜜月期裡，會很驚訝自己能表達出某些東西，看到其他人對此的反應又會再驚訝一次，會有各種的快樂時期。但是一旦這個期間過去了，像我一樣一下子就過了十年的話，接下來就會開始煩惱不一樣的問題了，會發現有些領域光靠快樂是不能走下去的。
（中略）
我認為如果寫作讓我們很快樂，那就是因為寫作解放了我們。人類在監獄裡也寫作，真的很痛苦的時候也會寫作，關塔那摩灣拘押中心中 的囚犯會在紙杯上用叉子寫詩，之後交給律師送出去，這些文字最後集結成詩集出版了。不過如果他們很平靜快樂地生活，還會寫出這樣的詩嗎？被關在監獄裡，真的很煩悶、很痛苦時，人們才會寫作。
我認為寫作帶來的這種解放感很重要，制式教育裡的寫作有系統地扼殺了解放感，高中生會問要怎樣才能把作文寫好，是因為他相信有一條能寫好文章的路，就像問怎樣才能學好數學一樣，問：「結構重要嗎？句子重要嗎？」我認為這些問題都不重要，只要是受過基礎教育的人就能寫出句子，只需要這種程度就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文學。這時重要的是自由地說出壓迫自己的東西，我覺得最基本的喜悅就源於此，一種解放的感覺。
Q：您要大家寫有解放感的文章，還有暴露受迫事物的文章，那麼請問金英夏作家您自認為小說應該是怎樣的東西呢？
金英夏：米蘭．昆德拉的散文中出現過這樣的一句話，「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樣，小說與現實歷史沒有什麼關聯，小說只跟小說本身的歷史有關。」他的意思就是說，小說只跟以前有怎樣的小說有關，跟現實的歷史無關，這是個很果斷的主張。我也認為小說和以前的小說有關係，但並不代表我這輩子要寫的小說主題都已經定了，而是代表我的小說是我對以前其他小說的回應。我覺得這不是在誇大妄想，基本上所有小說都是對以前小說的回應，看了各種韓國小說、外國小說，對這些讀過的書回應道：「啊！原來你所想的世界或語言是長這樣的啊！人類原來是這樣的啊！但是我是這樣想的⋯⋯。」
我認為作家基本上需要好好聆聽問題，不是聽世界所丟出的問題，而是去聽以前小說所丟出的問題，再以自己的方式訴說。這種情形可以再度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如果一部小說沒有找出人們至今尚未知道的部分，那這部小說就是不道德的小說。」這裡說的道德，指的是作者的道德。不能出版了無新意的小說，也就是說，反覆問問過的問題或說已經講過的回應是不行的，他甚至說這樣的行為是不道德的，講得真的很大膽。
這樣看來，與其說我的作品有一貫的計畫，不如說我剛開始在九年代中後半期的小說，是在回應以前所謂的感傷主義文學，一位叫做金英夏的作家回應道：「世界不是這樣的，而我的小說也不是這樣的。」我以外的很多作家本質上都在做這樣的事，如果作家的回應有意義，那位作家或作品就會存活下來，相反的，若回應沒什麼意義或是太奇怪，就會被埋沒在眾多作品之中。一開始只要回應以前的小說就好，但是如果小說家想要存活下來，有天就必須要回應自己的小說。
金英夏在書店辦簽書會時，會一一詢問讀者做什麼工作，因為他很好奇他們做著怎樣的工作度過一天、懷抱怎樣的夢想。他發現，年輕的讀者大多是學生、工讀生、非正職人員，不然就是待業中。
每次見過這些在自己的位置上忍耐著、默默努力的人，回家後，金英夏會想起他們的人生。「不會成功的。」金英夏給士兵的答案，和讀者在簽書會上當面提出的迫切問題：「我該怎麼生活？」拼貼出這個時代最悲傷的社會蒙太奇之一。金英夏自問：「我能告訴他們什麼呢？」本書是金英夏給每個努力生活的人，最溫柔、真誠的打氣與鼓勵。
▌整理報導 : 林圃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