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C Taipei, TW
2021-09-27

【cacaoist】My Happy Little Pill:錯的是藥還是人?|cacao 可口雜誌

#OnYourWay身體進化指南

在美國,是否該開、何時該開精神藥物給長期飽受神經衰弱之苦的人,此問題與兩大對立的思想傳統有關:及根植於克己與禁慾的清教徒傳統與主張「追求快樂」的後嬰兒潮世代思維。從現代精神醫學兩種做法的牴觸,即可看出這兩大傳統的衝突意即以「精神藥物美化個性」與所謂的「喀爾文派藥理學」。

批評以「精神藥物美化個性」的人士擔心,有數百萬的人服用精神藥物,並非為了治療嚴重的精神病症,只是為了讓自己感覺「比正常更好」,或是希望在職場上高人一等,因此展開藥物軍備競賽。 「喀爾文派藥理學」一詞則是克勒曼(Gerald Klerman)在1971年所創,而喀爾文派藥理學家則認為,逃避精神痛苦只會損傷自我與靈魂。你若不付出,怎麼會有收穫?逃避與追逐逸樂正如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最後還是得付出代價。克勒曼以諷刺的語氣論道:「這個世界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能藉由高強的意志力、洞察力、精神分析或行為矯正得到療育與救贖的聖人,另一種則是道德軟弱、沒有依靠救活不下去的人。」他接著憤憤不平的質問,為什麼要有這樣的分別?我們為什麼要依循虛偽的的道德標準,不讓美國人從焦慮、憂鬱得到解脫,不給他們機會去追求更遠大、更有意義的目標?如果一顆藥丸能使你脫離苦海,何必沉浸於痛苦之中?美國大眾對精神藥物的使用則有矛盾心理。

我們吞下的鎮靜劑和抗憂鬱劑總計有數十億顆,同時被判定因為性格脆弱或有道德瑕疵才會如此依賴藥物。根據國家心理衛生研究所在1970年代早期進行的一項研究,結論是:「美國人相信鎮定劑是有效的,但又不能正大光明的吃這種藥。」 這種想法聽來似乎有點不合邏輯和自我矛盾──其實,我自己也是這麼想。我不得不吃鎮靜劑和抗憂鬱劑,我相信這些藥物至少有時候會有一點效果。此外,很多精神科醫師和精神藥理學家告訴我,我的確「生病」了,才會出現這些症狀,因此應該服藥。但是,我也相信,我的緊張與焦慮和性格或道德缺失有關(我想,這個社會上的人也都認為如此)。我的神經衰弱使我怯弱、軟弱,加上這些字眼暗藏的負面評價,因此我努力要掩飾這些缺點。如果我利用藥物來解決這樣的問題,不就印證我是個沒用的人?社會評論家擔心,煩寧(一種精神藥物)處方開得過於浮濫,掩蓋了社會的粗糙面,用藥物消除了激進與異議之聲,但創造力也會跟著消失。

有位醫師在1971年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上表示:「我們不得不好好想想,如果在一個文化之中,有幾千萬成人都使用精神藥物,來改變清醒時的每一種行為以及睡眠,會有甚麼樣的後果?從這方面來看,現代科技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會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我們的價值體系又會如何改變?」瑪克斯學派的學者,如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等人,則把苯二氮平類藥物的廣泛使用歸因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疏離。還有人認為這是陰謀,政府企圖利用藥物來操控人民的精神狀態,把美國社會變成赫胥黎筆下的《美麗新世界》(其實,赫胥黎本人倒是鎮靜劑的擁護者。)1973年,卓越的英國醫學期刊《刺絡針》社論,就指出煩寧的濫用令人憂心。那年,煩寧開立的處方箋已高達700萬張。文中說:「以煩寧目前的使用狀況來看,到了千禧年,整個美國應該已經鎮靜安眠了。」

image via Erwin Wurm “One Minute Sculptures ”1997 © Erwin Wurm

錯的是藥還是人?

首先引用Daniel Carat在《錯亂:精神醫療的危機》書裡的一句 :《精神病症診斷與統計手冊》把瘋狂細分成很多種,給每一種命名,並加上編號。例如恐慌症的代碼是 300.21……,然而,儘管有病名,就代表這種疾病真的存在嗎?

在現實中也有藥廠為了利益而研發新藥,甚至發明新病的問題存在。但其實不只是精神病的區塊而已,在各種醫學中應該都有這種問題,病狀只會越來越多,得服食的藥物也將應運而生得更多,但這也使我聯想到之前想過很久的消費主義。如今需求是應供應而生,而非如同以前舊經濟學理論中有了需求才有供給。但我想想,不斷而生的病症是否也加深現代人在這個社會中生存的無助感及焦慮,那使用藥物無疑是一種解脫,就像香菸和董事基金會的戰爭便可窺知一二,除去對身材的焦慮感,目前健身部落客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現代媒體所製造的不只是身形的凝視,更有浸透肌理的生理狀況的凝視。

我想這只是一個例子,這社會所塑造的凝視、規準比比皆是,那或許服食藥物,無論是目前合法或不合法的,是不是就跟做瑜珈或畫成人著色本一樣算是一種抒發壓力的方式。雖然不是很多人認同,但是某些時間點抽菸,真的會讓我很真實的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在吞吐之間感受身為血肉之軀的真實。但目前來說,其實心理學界也對腦袋情緒運作有著湯派及電派,其實簡單來說就是關於神經物質傳遞方式有著不同的見解,因此對藥物如何作用其實也莫衷一是。關於精神疾病是否某種激素分泌(也有人說是血清素)不均,但也有大量的實驗推翻,或是遺傳作為一種導因,這些都還是未知,因此醫界也對長久用藥會對大腦運作產生影響懷有疑慮。再加上上述引文提起新病被發明之後,引發個體們對自身狀況的疑慮,而產生各種囤積藥物或是多種藥物同時服食的情形,儼然是一種藥物戒的軍備競賽,那可能也會排擠到不想用藥者的權利,如同在聯考制度之下人人都得會念書一般,人人在這個競爭社會想維持最好狀態──比正常更正常,就得用藥以備不時之需,其實我想想就有點像在吃補腦藥或減肥藥一樣。

image via Erwin Wurm “One Minute Sculptures ”1997 © Erwin Wurm

連生存都在競爭,比誰更晚進墳墓,用手上擁有的資源及藥物做為籌碼競爭。

而我覺得在藥物管控上,其實還是最赤裸裸的呈現,一個政府強制力介入個人選擇及健康情緒管理的一個部分,也或許是用公共安全作為一個理由及前提,那公共的安全是否可以抹煞一個個體,在社會中得以安然生存的權利呢?這或許也是藥物濫用所彰顯的問題,但總感覺一提出藥物合法化,酒駕除罪化就會被護家盟之類的團體類比提出來。或許也跟女性開始可以選擇穿褲裝的演變一樣,將是否用藥內化成個人的選擇,就如同今天要穿藍色還是紅色的上衣一般。

尤其是現在政府正努力想透過增加健康捐,或是將電子菸即將面對禁止入口的危機,這些措施真的有效嗎?或許有些事物並非用堵住就能控制好的,或許,如同談到性別教育問題,我們更該做的是親自了解事物其中的真實,而非以訛傳訛的散佈恐懼和偏見。


關於作者:Irene

農民曆重度愛好者,遊走在藝術與時尚,生活貧窮線以下的一隻被公認長得像貓的狗派。希望能浸泡在白日夢跟靈感墨水海嘯裡(above light speed 的supersonic)。

Related articles

新增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