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英國在考慮修復被砲彈摧毀的下議院廳時，當時的首相邱吉爾發出這樣的深思——我們塑造我們的建築，而後我們的建築又重塑我們。 城市建築師卻往往是想要創造獨特作品，不曾考慮建築對於居民行為的塑造力，而忽略了可能給予城市居民的心理作用。七十多年間神經學家與心理學家們，尋得了充足的證據來支撐邱吉爾的觀點，建築師也達到共識。我們已經了解，建築與城市能夠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而我們大腦的海馬區中特殊分化的細胞，能夠適應我們居住空間的幾何與排列。成功的設計並非如丘吉爾所言，取決於建築如何塑造我們，而是應該使人們感到自己能夠駕馭所處環境。
艾莉森．布魯克斯（Alison Brooks）是一位專攻住房與社會設計的建築師。基於神經建築學的時代，她提出了基於心理學角度的理解將改變城市的建造方式：倘若科學能夠幫助設計這一職業為優秀設計與手藝的價值正名，它將成為一種很有力的工具，很可能就此轉變環境建設的質量。她舉例五十年代普魯伊特伊戈住宅區（Pruitt-Igoe housing complex），這片位於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的住宅區，由世貿中心的設計者山崎實（Minoru Yamazaki）所建，包含33幢毫無特徵的住宅樓，這片社區因為引發的犯罪、骯髒與社區間的隔閡，最終這些現代化高層之間的廣闊空間，使人們無法產生社區感，尤其當犯罪率開始升高時，這些樓房於1972年終被拆除。
在這樣的住房中長大的英國音樂藝術家泰尼．坦帕（Tinie Tempah）他回憶道——這些住房本來就是為了阻礙個人的成功而設計。那個年代的現代化住房工程，缺乏對人類行為的理解，使個人感到與社會存在隔閡，又對公共空間構思不恰當。如今，心理學研究使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何種城市環境更加鼓舞人心。一些研究嘗試讓測量受試者於自然狀態下的生理反應，研究人員使用了可佩帶的儀器，例如監測皮膚電導（可測量生理應激狀態）的腕帶，詢問受試者他們情緒狀態的智能手機應用，以及測量關於情緒與精神狀態的腦活動的腦電圖（EEG）耳機。當我們（在傳統實驗中）詢問人們感受的壓力時，他們表示壓力並不大，但當我們測量他們的生理反應時，我們發現他們的反應異乎尋常地激烈。健康正取決於你的生理狀態（而非口頭表述），近一步觀察這些生理狀態，將會更有效地了解城市設計，究竟如何影響我們的身體。
建築的立面（面對街的外牆）設計對觀者有強烈影響。如果建築的立面複雜而有趣，觀者心情將得到改善；倘若單一乏味，觀者更易情緒低落。另一項被反覆證實的結論是，林地或公園之類的綠地可以緩解都市生活的壓力。社會的不平等增加了社會經濟地位更低的人們，患循環系統疾病的概率，但這種健康效應在綠地更多的區域被大大削弱了。綠地不僅幫助居民恢復元氣，也似乎使人們更加健康。另外研究，多數人在有著弧形邊緣與圓形輪廓的房間中，比在邊緣鋒利的方形房間中感到更加輕鬆愉快——儘管參與者中學習設計的學生喜好恰恰相反。
城市設計的重要性遠不止令人愉快的審美。數項研究表示，在城市中成長加倍了個人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亦增加了抑鬱和慢性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患病概率。患病概率增加的主要誘因似是「社會壓力」——鄰里間社會連結與凝聚力的缺乏。城市生活能夠改變一些人大腦的生物特徵，使得右外側前額葉皮層與前扣帶回前膝部中的灰質減少，而之前的研究成果已證實了這兩個區域與幼年所經歷壓力之間的聯繫。這一發現似乎很不合常理，因為照理人數的眾多的城市生活，社交生活反而活躍才對，但這只僅此於表面。在城市中難以求得對於精神健康至關重要的有意義的社會互動。
與成千上萬的陌生人同居本來就違反了人類的天性，儘管建造豐富多樣的公共空間並不能根除城市的孤獨，但可以幫助居民在周邊環境裡感到更加融入，更加愜意。城市的神經建築學任務之一便是緩解這一難題，該如何建造能使陌生人都彼此親近的社會？當人們心情愉快時，這自然更加容易。當你積極樂觀時你更可能與一個陌生人交談。
▌整理報導：Boh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