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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7

超社會性的陰暗面:為什麼有些人選擇暴力惡行|cacao 可口雜誌

智人中的智人並不足以概述人類:除了聰明以外,我們還很暴力。我們為何集聰明與殘暴於一身仍是一個謎,這是宇宙學、神學和悲劇學說待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提昇道德標準的動力,也是社會政治體系中的核心衝突之一。我們知道何為光明,何為黑暗,我們可以施下惡行,也可以創造性地思考誘發惡行的原因。塑造人類思維的自我意識,究竟如何觸發了惡行最令人困惑不已,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家們一直在討論該問題,施暴之人的行為模式顯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邪惡的源頭。

洛杉磯加州大學的神經外科醫生Itzhak Fried發表了《E綜合症》(Syndrome E,1997年)。綜合症意指病人身上出現的一組生物性症狀,它們共同構成了臨床表現。字母E代表邪惡,E綜合症包含10種神經心理症狀,這些症狀通常出現於惡行發生時:原本沒有暴力行為的群體變成了屢次殘殺社會弱者的殺手。這10種神經心理症狀是:

1.重複:重複出現無法抑制的攻擊性行為。

2.痴迷於某些觀點:犯罪者熱衷接受能使攻擊行為合理化並支持種族清洗的觀點,如西方人、穆斯林、猶太人和圖西人都是邪惡的。

3.堅持:外在環境不會影響施害者的行為,即便會喪命,施害者也會堅持施暴。

4.情感反應減弱:施害者情感淡漠。

5.過度覺醒:施害者因受害者數量不斷增加而極度興奮。

6.語言、記憶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完好:該綜合症不影響高階認知能力

7.快速適應:施害者對暴力行為麻木不仁。

8.區別化:家庭生活平凡溫馨的人也可能施暴。

9.環境依賴性:環境,特別是對群體的認同和對權威的服從,決定施暴者的行為特徵。

10.團體傳染:對團體的歸屬感誘發了成員的行為,每個成員都將自己的行為映射到其他成員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以前正常但後來開始殺人的人才會有這種綜合症,以下情況除外:戰時,新兵被批准殺人或被批准殺害新兵,許多士兵返鄉後(如果真的返鄉的話)會因此患上創傷後應激障礙;公認的精神疾病,如反社會人格,患有此病的人可能會射殺小學生;激情犯罪或虐待他人以便從痛苦中獲得快感。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年版)》(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創造了一個新的表達法「平庸的邪惡」,她的意思是,那些參與大屠殺的人或許只是普通人,他們會因為普通的原因,譬如保住工作而服從命令。社會心理學家驗證了這一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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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機能解剖學以越來越精確的方式探索人腦時,神經科學也在不斷增強揭示人類行為(包括暴力行為)複雜性的能力。既然人類可以進化,研究行為背後的生物學基礎時,就要兼顧進化時期和歷史時期體現出的具體結果——我們要思考進化過的大腦迴路是如何為文化所用,又如何創造文化的。鑑於我們進化成了天生愛社交及互動的生物,神經科學就需要與其他學科對話:大腦不是在孤立的狀態下進化的,而行動總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發生,且總帶有特定的意義。心理和文化環境是決定既定生物過程是否會發生及如何發生的關鍵。《E綜合症》特徵是結合神經學和環境因素後得出的產物。

人類的超社會性也有黑暗的一面

E綜合症的核心特徵是:情感反應減弱。大多數人(確切地說,精神變態除外)羞於或非常不願意給他人造成痛苦,殺人更是不可能的。精神病學家表示,只有洗腦和強迫才能使我們反應遲鈍,進而打破沉默,跨越「習慣中」設定的界限——患有E綜合症的人殺的人越多,就越容易殺更多人。參與大屠殺、折磨他人的施害者可以愛他們的孩子,也可以希望他們的孩子得到最好的一切,但他們對受害者卻麻木不仁——這是典型的區別化症狀。他們將家庭歸屬感和社會歸屬感區別化了,當這兩種歸屬感相遇時,各自的群體認同感會暴增,比如波士尼亞和盧安達都發生過種族成員之間互相攻擊的事,移情現像變得非常罕見。

德國社會神經科學家Tania Singer將同理心定義為:與他人產生情感共鳴的能力。從嬰兒期開始,人類會逐漸模仿、關注他人,進而想他人之所想,學會換位思考。促使同理心發展需要先掌握區分自我和他人的能力,所謂的心智理論認為,人類會在5歲前獲得該能力。同理心雖然能使某個團體或社會富有凝聚力,但有時也會染上偏見與狹隘的色彩。同理心還會滋長復仇的情緒。在同理心的驅使下,內部團體容易將外部團體視為敵人並犧牲對方的利益,團體成員還會因此失去人性。正因為人類慣於區分本團體與外團體,我們從流浪漢身邊路過時,才不會想要施以援手,我們背後說人閒話時,才會興高采烈。我們都在有選擇性地動用同理心,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及家庭生活、商業及政治領域發生的非致命性暴力事件證明,同理心的缺失無時不在。

劍橋大學心理學家Simon Baron-Cohen在《邪惡科學:同理心與殘忍起源》(Science of Evil: On empathy and the Origins of Cruelty)中提及的同理心弱化,雖然不是極端暴力事件爆發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它為歧視和種族屠殺行為開闢了道路。這種站在人類發展角度提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消除人類兩面性的神秘感,即我們能幫助對方,也能殺死對方,我們還會說服自己參與所謂的「正義戰爭」。我們進化出了與身邊人類聯繫、交流、合作的能力,也進化出了攻擊外人和其他部落成員的能力。但是,我們進化出的自我意識使我們擁有了人性,使我們區別於其他人族。令人不解的是,即便我們能理解自己,能針對人類思維創造出複雜的科學模型,但卻仍無法停止破壞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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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情況下,70%的人會以某團體成員的身份犯罪

自我認知斷裂的個體,其行為沒有同理心。但同理心並不總能使人做出恰當的行為——譬如,我們並不會同情因氣候變化而死亡的昆蟲,但我們可以理性地採取行動應對災難。還有一種情況叫過度共鳴。在《反對同理心:理性同情實例(2016年版)》(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Paul Bloom曾說服人們「反對同理心」,他表示「理性的同情」更適合成為評估環境並決定應對措施的評估表。換言之,以殺害目標敵人為使命的團隊成員或許對本團體產生了情感共鳴,卻不會理性地同情敵人。這類人無法對目標敵人產生任何情感,鑑於此,他們為何會越過界限,冷血傷人和殺人也就不難理解了。

除了「災難性的」情感麻木外,他們的認知功能仍完好無損——這是E綜合症的另一種表現。施暴者知道該如何傷人,也承認受害者在承受痛苦。他(通常是男性)有必要的認知能力,但卻不足以使其同情並理解受害者。當痛苦沒有利用價值時,他不關心別人是否痛苦。他也並不在意自己是否在乎別人的痛苦。實際上,他根本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同情心。被扭曲的判斷力使道德感消失了。

內部和外部世界會指導我們做出選擇並使之合理化、一致化,進而使人感到安心並堅信自己的選擇是好的、正確的。一致性要依賴道德感並偽裝成道德感,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會因此南轅北轍,我們眼中恰當的行動和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先驗信念會因此產生衝突。最好的例子就是歷史上的納粹醫生Heinrich Himmler於1943年在波茲南發表的講話,賦予了犯罪行為以高尚正當的理由,令人不寒而栗,他說:「我們有道義支持,我們有責任讓我們的人民殺死那些想要殺死我們的人。」 一旦道德上的正當性和給予他人的情緒反應相分離,暴力行為就會披上合理的外衣。他們堅信自己在為偉大的事業獻身,執拗地認為自己是為了受害者好,故而是有道德的。在歷史進程中,這種現像不斷重演著。

普通人唯有跨越某條界線後,才會患上「E綜合症 」——環境通常是背後的推手。人們在跨界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1961年,納粹德國前高官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接受審判時,援引了紐倫堡審判中出現的證詞,稱自己「只是在服從命令 」;1945至1946年間,納粹官員在紐倫堡審判中首次使用了類似的辯詞。耶魯大學的心理學家Stanley Milgram指出,大多數人會選擇服從權威階層的命令,即便命令是傷害他人。他發現人們被迫採取行動時,自主感會明顯減弱。強迫行為使人失去了責任感——這個發現著實令人不寒而慄。

延伸閱讀:漢娜.鄂蘭的「平庸的邪惡」真正意味著什麼

  • Source: Noga Arikha,Itzhak Fried,Tania Singer,Simon Baron-Cohen,Paul Bloom,Stanley Milgram
  • Via: 可口整理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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