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短影音表演隨處可見，行為藝術在現代生活中還有一席之地嗎？｜cacao 可口

這是行為藝術的時代。不，我們並不打算給苦惱的藝校生指一條明路，而是神似行為藝術的表演，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征服了人類的生活，以Reels或TikTok為形式。即便這些影片上傳者絕大多數不會自稱行為藝術家，也沒有創作藝術的自覺。聽起來矛盾，是吧？然而單就外觀而論，致力於放大某些設定、美學，藉此引發挑釁效果造成衝擊的行為藝術，跟那些竭盡全力維護人設的網紅確有幾分相似，差別僅在於，後者的怪誕與極端往往能贏得大量的金錢與追隨者，其效益是歷來行為藝術家都夢想不到的，就是Marina Abramović也要自嘆弗如。

這樣的說法肯定叫人反感。通過販售現代人焦慮與慾望來獲利的傢伙也稱得上藝術家？然而，關於困擾人們的身體、身份問題，確實也是當代行為藝術家的處理重心，難道二者的差異只在於當事人是否基於藝術目的，有無作出藝術宣稱？如果有名網紅忽然改口，稱他一切失序行為都是為了曝光某種矛盾，那又如何呢？（回想一下，近幾年有多少人在引起公憤後，宣稱自己在進行社會學實驗？）

儘管行為藝術在60、70年代誕生之初，是以對抗社會和政治不公的反體制姿態出現，但在過去20年裡，它已然從地下的、邊陲的、激進的現場藝術實踐，演變成可商品化的藝術形式，頻繁地進駐藝術機構，甚至是博覽會現場，成為策展紀錄檔案的一部分。檔案化之於行為藝術是必要的，那是為未來保存短暫的表演——如同網紅也會為迴響特別好的影片留檔。然而，行為藝術卻是更多樣化的產物。就其本質而言，它並不對應特定的形式與學術定義，反而附從於空間，充滿異質性及機遇。從無法規格化這層意義上來說，行為藝術由始至終都從資本主義框架缺席。

任何人都能用誇大的身份、美學回應困擾大眾的問題，任何人都可以對生態、經濟、社會、教育發表想法，區別卻在於，如何去尋找一種新的語言，以與一般人無異的身體，重寫那些塵封的、守舊的、被公認的神話。是的，行為藝術在這個時代依舊有一席之地，重複父權價值觀或保守性別形象的網紅打從一開始便已出局。

以常人身體重寫神話的藝術家們

Amalia Ulman

Amalia Ulman生於阿根廷，是名多媒體藝術家，主要從事錄像、網路藝術和裝置藝術，他擅長從第一人稱視角出發，模糊藝術家和研究對象的區別，藉此處理消費主義與身分之間關係。Amalia Ulman的成名作是2014年的行為藝術表演《Excellences & Perfections》，該作利用社群媒體的特性，虛構一名經歷精神崩潰，最後在身心靈活動重拾自我的女孩（聽著耳熟，對吧？），以探討自拍文化的弊病——人們對暴露自我的迷戀，社群媒體上幸災樂禍的惡意，以及我們的在線身分與現實生活的脫節。

在揭露四個月的形象營造其實是場藝術實驗後，Amalia Ulman被入戲的追隨者指責為「騙子」，卻也有人稱他為第一位偉大的Instagram藝術家。倘若我們去檢視《Excellences & Perfections》與一般網美照的相似性，便可以明白Amalia Ulman想表達的是什麼。在網紅的個人專頁上，你或許能見到他們的生活片段或進入新的人生階段，比如與友人的聚餐、或懷孕生子，但在事件之外，還能發現到一種古怪的儀式感，感覺他們更像是坐在IKEA的展示區裡進行程式性表演，差別只在於關注的重點是商品還是他們自己。自拍是紀錄嗎？抑或是某種基於孤獨、炫耀的心理？還是商機的探索？這樣的矛盾，是Amalia Ulman所欲喚起的意識，他的表演藝術涉及表演本身。

Martine Syms

如果Amalia Ulman是以創建和自我分離的虛構敘事為方法，那Martine Syms就是將原本的自己變成漫畫人物，實境秀情境喜劇裡的角色，以及在Tiktok上夸夸而談的網紅。通過具有批判性的幽默、諷刺，Martine Syms得以探討極為個人的社會經濟、種族和心理狀況，又或者是在各種媒體上被扭曲、變造的非裔美國人經驗。他的作品就像用多媒體寫自傳，藝術家既是作者也是主角。身份認同、種族、性別、歷史和流行文化是他的主題，錄像、裝置、表演、寫作則是手段。

《Notes on Gesture》是件讓人汗顏的作品——只要你曾被「惟妙惟肖」的模仿黑人表演逗樂過。Martine Syms從廣告、電視、電影中提取出標誌性的黑人肢體語言，並通過一而再、再而三的回放將之抽象化，藉此省思媒體中的黑人，是否為被建構出來的身份，具有強烈的政治性及女性主義色彩。

EJ Hill

EJ Hill的創作同樣也涉及非裔美國人生命經驗，走的卻是與Martine Syms截然相反的道路，Martine Syms的幽默中藏著尖刻，顯露他身為視覺藝術家的本色，EJ Hill的行為作品則與裝置、繪畫高度結合，由始至終都是堅韌而沉默。那更接近我們對行為藝術的認知，是一種持續表現的形式，藝術家藉身體難以置信的容受度及彈性，反映少數族裔在美國社會被迫淪為暴力目標，忍受不平等待遇。使那些被忽視的人們再次能見，正因為這些不為人知的故事需要見證。

身體在社會文化下如何形成？如何被評價？這些問題之所以事關重大，是因為它們定義了哪些身體能夠自由存在。在EJ Hill的作品中，他經常將自己的情感和身體逼至極限，以讓少數族裔在日常遭遇到困難變得可見。其2016年表演裝置作品《A Monumental Offering of Potential Energy》，EJ Hill躺在一座迷你的雲霄飛車軌道之間，令人聯想到死於警方執法過當的黑人男性，匍匐的身影與霓虹燈形成強烈對比。有趣的是，儘管EJ Hill參考受害者的形象，當他結束一整天的表演，從作品起身離開時，也賦予了整件作品超越受害、控訴的潛能。那就像是對未來的承諾，將不義暴行的提示，轉換為對生命的慶祝。

Eglė Budvytytė

立陶宛藝術家Eglė Budvytytė的作品涉及音樂、詩歌、錄像和表演，專注在身體、建築、環境和觀眾之間的張力、脆弱性和滲透性。Eglė Budvytytė的創作著眼於身體挑戰公共場所行為慣例的潛能，探索性別化的身體表現超出預期行為時的效應，以及社會化行為作為公共空間延伸的概念，他就駭客一般，「駭」進各種系統與組織中，對象可以是陳腔濫調的電影視覺語言、不成文的規矩、說明書等等

在其作品《Šuolis》（Leap），Eglė Budvytytė假想了一個由半人類半禽鳥生物存在的社群，他們相信惟有通過跳躍獲得的思想才有價值，在城市和建築的間隙中飛躍，藝術家宣稱該社群藉此逃避「Google的愛」。作品《Choreography for the Running Male》則讓一群男人慢跑穿過城市，並作出藝術家設計的手勢，手勢可能與情緒相關，又或者可聯想到法西斯主義舉手禮。儘管如此，表演者身體開始溢脫公共空間的行為慣例時，身分危機便發生了，它發生在觀眾和表演者。在觀眾，那是目睹脫序行為當下，無來由的惱怒及恥感，在表演者，則是不再適用傳統性別形象時（那並非公認的男性或女性化運動）的困惑和羞愧——在舊身份和慣例被迴避的同時，二者也都融入了新的身份姿態。

▌整理報導：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