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女藝術家——當人們用這個頭銜指稱某位創作者時，通常代表藝術家的作品中帶有令人不安的成分，偏離了一般大眾對女性柔軟的想像。儘管有時會招來保守派的抨擊，但重點並不在她們採取的姿態，而是使什麼樣的問題變得可見。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會看到社會暴力、性別不平等、男性本位主義和種族政治，通過激進的立場又或者是微妙的隱喻表達出來的，無論鮮明還是隱晦，那總是深刻。每個觀點，都是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以及辯論的可能性。在這裡，我們將為你介紹五位通過繪畫、攝影、雕塑，表達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願望的藝術家。
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
「我很慶幸自己能發現藝術，因為就心理層面上，我很有成為恐怖份子的潛力。」
妮基．桑法勒藉由圓形、曲線起伏關注女性和女性身份的表現，如女體雕塑系列《Nana》（法語中對女人的俗稱）。但她最為驚世駭俗的行徑，當屬在1961年以實彈創作的《射擊繪畫》（Shooting Painting ），該系列先以木材或金屬製作結構並內藏顏料袋，爾後再以石膏覆蓋，當石膏凝固後，桑法勒便以點22口徑步槍進行射擊，令顏料袋像鮮血一樣濺出色彩。
最直接的超現實主義，就是持手槍衝到大街上盲目開槍——自超現實主義之父安德烈．布勒東作出此項宣稱後，視覺藝術便和槍擊形成了內在的聯繫，那絕對是暴力的，卻也有著令人震驚的創造力：意味著風險及偏離正軌。
桑法勒在1961年至1963年間進行了約12次射擊繪畫，在創作當下，她通常穿著白色連體裝和黑色閃亮靴子。「我在向自己開槍，向社會的不公正開槍，」她表示：「我在射擊我自己的暴力和時代的暴力。」
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
要是你聽到某人將母親形象與蜘蛛重疊，肯定認為她們的關係奇差無比，但路易絲．布爾喬亞是個例外。由於藝術生命橫跨八十年，布爾喬亞與20世紀前衛藝術如抽象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有所交集，但她始終有自己獨特的視野，並且在男性主導的藝術環境中，將女性置於主體而不僅僅作為被動的對象。
她對蜘蛛意象的迷戀，來自母親的早逝及父親的婚外情，蜘蛛代表了母性和修補，牠是獵食者也是保護者，死亡和生命、力量和脆弱的張力，在布爾喬亞最著名的大型雕塑作品《Maman》系列表露無遺。將情感體驗擴展視覺語言，將記憶、創傷、身份和性轉化為作品，路易絲．布紐爾大膽審視內心最黑暗的隱秘之處的作派，對後進女性藝術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扎內爾．穆霍里（Zanele Muholi）
扎內爾．穆霍里是一位來自南非的倡議者和攝影師，她的鏡頭指向在南非持續面對歧視和暴力的LGBTI社群，希望藉此改寫南非的黑人酷兒和跨性別的視覺歷史，抵銷非洲社會對酷兒身份的污名化。
穆霍里於2016 年的攝影系列《Somnyama Ngonyama》，以自己的身體為畫布，既是攝影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圖像的製作人。該系列個人肖像照除部分圖像包含人物原型，也參考了南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黑皮膚的誇大化，是對符合主流審美的黑人臉孔代表性不足的抗議，日常物品的使用（如白色乳膠手套）則指向家庭生活的壓迫性等社會結構問題。穆霍里將種族政治對非裔族群所造成的痛苦施加在自己身上，透過對鏡頭的直視，這些照片也成為證詞——證明非裔族群在面對壓迫和歧視時的真實生活。
Elea Jeanne Schmitter
Elea Jeanne Schmitter是一位法國視覺藝術家，她在《40 years 70 kg》系列質疑「中性」的日常用品是否存在。標題名稱來自於一項統計數據：一個40歲的白人男性，平均體重是70公斤。當這項數據被用於產品或者設施的參考點，那也意味著以所有不符合這些規範的人的舒適、健康和安全為代價。
她的作品〈Fasten〉（2020）乍看之下頗具荒木經惟式的色情趣味，然而，在這裡束縛女體的卻是一條汽車安全帶，突顯帶有性別歧視的「安全標準」所具有的象徵性暴力內涵。該系列多以瘀傷和扭曲的女體為表現，藉此喚起觀眾的不安，展示以排除女性為前提所開展出的社會現實。
Jeanne Susplagas
Jeanne Susplagas自1990 年代後期便持續探索了人類心理、社會、成癮性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她是位常駐巴黎的視覺藝術家，同時也是藝術史博士。《La Maison Malade》是一件裝置作品，藉由豪華居家空間裡滿溢出玻璃溫室的藥品包裝（或者反向侵入溫室），處理消費、不平等、過剩及稀缺的議題。居家空間和溫室不再是休養生息的地方，它可能是致命的。Susplagas表示，《La Maison Malade》想要表達的是關於藥物的普遍性問題，除了西方國家對藥物的濫用，也包括開發中國家視醫療為奢侈品的窘境。
▌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