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女藝術家——當人們用這個頭銜指稱某位創作者時,通常代表藝術家的作品中帶有令人不安的成分,偏離了一般大眾對女性柔軟的想像。儘管有時會招來保守派的抨擊,但重點並不在她們採取的姿態,而是使什麼樣的問題變得可見。
在這些情況下,我們會看到社會暴力、性別不平等、男性本位主義和種族政治,通過激進的立場又或者是微妙的隱喻表達出來的,無論鮮明還是隱晦,那總是深刻。每個觀點,都是開啟了一條新的道路,以及辯論的可能性。在這裡,我們將為你介紹五位通過繪畫、攝影、雕塑,表達對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願望的藝術家。
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
「我很慶幸自己能發現藝術,因為就心理層面上,我很有成為恐怖份子的潛力。」
妮基.桑法勒藉由圓形、曲線起伏關注女性和女性身份的表現,如女體雕塑系列《Nana》(法語中對女人的俗稱)。但她最為驚世駭俗的行徑,當屬在1961年以實彈創作的《射擊繪畫》(Shooting Painting ),該系列先以木材或金屬製作結構並內藏顏料袋,爾後再以石膏覆蓋,當石膏凝固後,桑法勒便以點22口徑步槍進行射擊,令顏料袋像鮮血一樣濺出色彩。
最直接的超現實主義,就是持手槍衝到大街上盲目開槍——自超現實主義之父安德烈.布勒東作出此項宣稱後,視覺藝術便和槍擊形成了內在的聯繫,那絕對是暴力的,卻也有著令人震驚的創造力:意味著風險及偏離正軌。
桑法勒在1961年至1963年間進行了約12次射擊繪畫,在創作當下,她通常穿著白色連體裝和黑色閃亮靴子。「我在向自己開槍,向社會的不公正開槍,」她表示:「我在射擊我自己的暴力和時代的暴力。」
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
要是你聽到某人將母親形象與蜘蛛重疊,肯定認為她們的關係奇差無比,但路易絲.布爾喬亞是個例外。由於藝術生命橫跨八十年,布爾喬亞與20世紀前衛藝術如抽象表現主義和超現實主義有所交集,但她始終有自己獨特的視野,並且在男性主導的藝術環境中,將女性置於主體而不僅僅作為被動的對象。
她對蜘蛛意象的迷戀,來自母親的早逝及父親的婚外情,蜘蛛代表了母性和修補,牠是獵食者也是保護者,死亡和生命、力量和脆弱的張力,在布爾喬亞最著名的大型雕塑作品《Maman》系列表露無遺。將情感體驗擴展視覺語言,將記憶、創傷、身份和性轉化為作品,路易絲.布紐爾大膽審視內心最黑暗的隱秘之處的作派,對後進女性藝術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扎內爾.穆霍里(Zanele Muholi)
扎內爾.穆霍里是一位來自南非的倡議者和攝影師,她的鏡頭指向在南非持續面對歧視和暴力的LGBTI社群,希望藉此改寫南非的黑人酷兒和跨性別的視覺歷史,抵銷非洲社會對酷兒身份的污名化。
穆霍里於2016 年的攝影系列《Somnyama Ngonyama》,以自己的身體為畫布,既是攝影的參與者,同時也是圖像的製作人。該系列個人肖像照除部分圖像包含人物原型,也參考了南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對黑皮膚的誇大化,是對符合主流審美的黑人臉孔代表性不足的抗議,日常物品的使用(如白色乳膠手套)則指向家庭生活的壓迫性等社會結構問題。穆霍里將種族政治對非裔族群所造成的痛苦施加在自己身上,透過對鏡頭的直視,這些照片也成為證詞——證明非裔族群在面對壓迫和歧視時的真實生活。
Elea Jeanne Schmitter
Elea Jeanne Schmitter是一位法國視覺藝術家,她在《40 years 70 kg》系列質疑「中性」的日常用品是否存在。標題名稱來自於一項統計數據:一個40歲的白人男性,平均體重是70公斤。當這項數據被用於產品或者設施的參考點,那也意味著以所有不符合這些規範的人的舒適、健康和安全為代價。
她的作品〈Fasten〉(2020)乍看之下頗具荒木經惟式的色情趣味,然而,在這裡束縛女體的卻是一條汽車安全帶,突顯帶有性別歧視的「安全標準」所具有的象徵性暴力內涵。該系列多以瘀傷和扭曲的女體為表現,藉此喚起觀眾的不安,展示以排除女性為前提所開展出的社會現實。
Jeanne Susplagas
Jeanne Susplagas自1990 年代後期便持續探索了人類心理、社會、成癮性以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她是位常駐巴黎的視覺藝術家,同時也是藝術史博士。《La Maison Malade》是一件裝置作品,藉由豪華居家空間裡滿溢出玻璃溫室的藥品包裝(或者反向侵入溫室),處理消費、不平等、過剩及稀缺的議題。居家空間和溫室不再是休養生息的地方,它可能是致命的。Susplagas表示,《La Maison Malade》想要表達的是關於藥物的普遍性問題,除了西方國家對藥物的濫用,也包括開發中國家視醫療為奢侈品的窘境。
▌整理報導: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