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訪途中，汪正翔回憶了他的一件往事。1999年的某個下午，當時宇多田光剛剛發行《First Love》，於台灣掀起相當大的轟動，連向來不買唱片的他也跑去買了一張。騎單車前往玫瑰唱片行的路上，一位中年人忽然叫住汪正翔，請求為他拍一張照片。事後才知道，那位中年人是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而照片將要在個人攝影展上發表。
「現在回想，那件事情好像預示了我往後的命運。陽光燦爛、在大安森林公園中騎車、冷不防將人攔下，請求拍照的攝影大哥……First Love、攝影、青春歲月，都在那個午後融合在一起。」
現在沒有人聽專輯了。他笑著說。1999年到2003，橫亙汪正翔高中大學兩個階段，也是他懷念的美好年代，平時他看的書是當年文青標準配備志文出版社系列，2003年的義大利電影《燦爛時光》裡的人文情懷也給攝影師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比起電影所歌頌的，人類在面對動亂、時代悲劇下的韌性，汪正翔更心儀赫曼．赫賽的小說《玻璃珠遊戲》中的抽象內容。
在該部小說中，赫賽描寫一個迷人的未來世界，假想世界上所有精神性活動如藝術、哲學、科學，都可以通過玻璃珠遊戲闡發。「我從小就對這件事情非常著迷，包括近期的創作越來越偏抽象，都可能與它帶來的啟發有關，也希望有天能以『一個概括所有遊戲的遊戲』為概念進行創造。」
但攝影師的創作觀，並不盡然是青少年時代的直接結果。如他告訴我們，即使知道自己的身影登上攝影展，也未曾引發他對攝影絲毫的興趣，2003年一次直至今日仍為他所銘記的全家出遊，在當時只是用兩百萬畫數的數位相機隨手拍下。創作觀的養成，來自於實戰——說得更精確些，來自於一次次藝術現場上的旁觀者角色。
畢業自台大歷史所的汪正翔在2011年去到美國波士頓博物館藝術學校攻讀MFA（Master of Fine Arts）學位，他坦承，之所以選擇攝影為專業，多少帶有一廂情願的成分——三十歲要學繪畫和雕塑已經太晚，攝影應該相對的好上手吧？然而，當發現班上同學與自己此前的歷史本科無異，都是談理論多於實務，加以經濟不寬裕，便決定在一二年返台，此後便以攝影為業。
但那是工作，不是創作。汪正翔說，在起步階段，他拍過畢旅、廣編、陳設可怕的非法民宿，不僅距離藝術遙遠，更讓人懷疑起那到底稱不稱得上攝影事業。即便日後申請到紐約住村機會，在那不問學經歷背景，只在乎作品趣味與否的開放環境下獲得自信，回國仍因藝術社群中壁壘分明的氛圍而渴望獲得肯定。
作品有沒有被收藏？在藝術機構中有無一席之地？拿過什麼獎？跟藝術社群有多少往來？相信不只是半途出家的創作者，就是一個在校的藝術大學學生，恐怕也是念茲在茲著相同的事情。只不過科班出身與否的落差，又豈能如此輕易弭平。在這些年裡，汪正翔出沒在藝術博覽會、畫廊、與文創市集幾無差異的藝術節等不同藝術場合——頂著攝影大哥的身分，聽別人介紹「這是汪正翔，他也作創作。」
說者或許無心，心照不宣的界線卻隱約存在。他雖然搞創作，但不是專職，今天來的目的是幫忙作活動紀錄的。階級、等次，就在這樣的潛台詞裡表露無遺。「心裡當然有疙瘩，感覺矮人一截嘛，但到了後來，卻也發現能從創作者身分抽離出來，對我而言會是更為自在的狀態。」汪正翔說，旁觀藝術界久了，便會注意到在這之中活動的人雖然被統稱為藝術家，穿著、談吐、關心的藝術形式卻是大相逕庭。在藝博會出沒的有一套制服，跑文創市集的有另一套制服，當一切皆有脈絡可循並只適用於各個提出它的特定群體，標準便是相對的，也似乎就不用那麼在意了。
「在紐約駐村期間，我感覺自己是個藝術家。除了人際來往的氛圍以及『駐村藝術家』這個頭銜，還有個重要原因是，紐約是個到處都有小鬼頭嚷著I’m an Artist的地方。」他說：「但回到自我認知，是不是個藝術創作者，還是取決於你有沒有信心大聲喊出，對，我就是在處理某個藝術問題。而有一段時間我對這件事是迷惘的。」這樣的狀況直到他接觸到觀念藝術才有所改善。在此之後，汪正翔於創作上逐漸偏離畫面的經營，關注的不再是攝影的圖像層次，而是對指示性的探索。如2019年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的《台灣聖山》，即是一座仿觀景台的裝置，裡頭有風景照及文字說明，告知參展觀眾台灣有處園區，被所有者稱為台灣聖山。然而觀眾所見的，不過是指示某個現場的照片——我們甚至無法確認那些照片是否摘取自園區周遭的自然風光。
「我不會宣稱這些很乾、很觀念性的照片比受現代主義藝術觀影響的作品更貼近的攝影本質。我只能說，攝影有很多特質，選擇哪個來作發揮，跟你的藝術觀比較有關係。在我而言，詢問『藝術是什麼』就是藝術，詢問『好照片是什麼』就是攝影，我避免去實踐心中已經知道的好的藝術該有的標準，越是剔除這些標準，就越能逼近我所認定的創作狀態。」
旁觀、後設的視角，來自啟發他的觀念藝術。按汪正翔的觀點，觀念藝術其實是最極端的現代主義，它也追問何謂藝術，只是以拋棄所有既有形式為手段，以不像作品的呈現方式去創作，藉此觸及最為純粹的藝術。如《台灣聖山前傳：尋找喜瑪拉雅山》，靈感來源是七零年代愛國歌曲《中華民國頌》的歌詞：「喜瑪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古聖和先賢，在這裡建家園」。
「古聖先賢去過喜瑪拉雅山嗎？當然沒有啊，但這種跟藝術無關的東西往往能打中我。很多時候創作的出發點就是好笑或者是憤怒，就算最終目的不涉及好笑憤怒，但那正是驅使人去作一個不那麼藝術，遠離充滿寓意、學術性的創作計畫的動力。
「當我說自己進入創作狀態，就是有個明顯不藝術的成分闖進我的腦袋裡，它沒有意義，卻很有趣。而我總是在等待這樣的時刻。」
回顧自成為攝影師以來十多年的變化，他表達了自己對當前的藝術創作者更像是研究生，容許科技、學術內容僭越創作主體的困惑，並提及席捲社群網站，使得人人都在互相道德檢視的政治正確浪潮、定型對肖像照想像的修圖技術及視覺習慣（所有人都要求調整雙眼及下巴）、取消人們在電視台間遊走，享受挖寶樂趣的串流平台、儘管手機相機畫素不斷翻高，拍出的成品卻因螢幕呈現細節的極限，而與兩千萬畫素無顯著落差的荒謬，以及即將因螢幕上永不褪色的數位照片而成為過去式，過往小說散文裡常見的「回憶就像泛黃的相紙」此一源自生命經驗的譬喻。
汪正翔說，他的美好年代與職業生涯是斷裂的。在這次的採訪中，攝影師為我們出示了一張模糊的，有些像太空望遠鏡拍攝的銀河的照片。「這是拍什麼呢？」我們問道。
「它的前身是2003年我們全家出遊的時候，我用兩百萬畫素的相機拍下的照片。那時我還在念書，是很平靜的一段時光。直到2016年去紐約駐村，我才意識到原來我的美好年代與數位相機萌芽的時間點重疊，而在這十年當中，我的母親過世了，數位相機的發展也是一日千里，世界變化好大，很多事情都不一樣了。所以我發想了這件作品，去緬懷那個年代。」
原來，那張抽象難辯的照片，是汪正翔翻拍了電腦螢幕中的全家出遊照。照片上有反光、灰塵、指紋，看起來有點髒。
▌採訪報導：康樂｜圖片提供：汪正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