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美術館自拍」已經見怪不怪了，儘管有些時候那確實很惱人——你可能只是個想看清楚作品說明牌的遊客，都有人客氣地請你挪個地方。但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都接受了這樣的當代文化現象，進而形成默契：拍人或被拍的，都曉得抓空檔也盡量不多逗留，其他觀眾則不等人提醒，自動自發地讓出位置來。
不過，要是場景換成大屠殺紀念館呢？
位於柏林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亦稱浩劫紀念碑）佔地1.9萬平方公尺，由2711塊令人聯想到石棺的混凝土立方體組成，遊客可以從任意出入口進入參觀，由於立方體群明顯的高低差，在此可能會產生一種迷茫感，宛如行走在迷宮迴廊一般，而立方體具備個體特徵、又難以明確分辨彼此的矛盾特性，則暗示著那個以人為手段剝奪人性的時代，是對納粹罪行的側面寫照。
可話說回來，它確實「很好拍」——任何手上有拍照設備的人，來到這都無法抗拒按下快門鍵的衝動，管你是街頭、建築、人像攝影師，或只曉得點螢幕的社群愛用者，在這些照片中，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看待這個場所，那是很單純的拿它當一般休閒空間。
問題在於，我們可以接受自拍是社交媒體流行後形成的觀展方式，但在大屠殺紀念館？那似乎與弔念死者的初衷相違悖。但如果紀念館下方並未埋葬死難者——如同浩劫紀念碑的建築性質，我們的道德判斷會因此受到影響嗎？
《Yolocaust》是以色列－德國諷刺作家沙哈克．沙皮拉（Shahak Shapira）的藝術計畫，Yolocaust是社交媒體上常見的標籤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能只活一次）和Holocaust的合成字，沙皮拉從社群網站上複製12張人們的自拍照片，並在網路上發表。當網站遊客將滑鼠游標停在這些自拍照上時，自拍者選定的背景會替換成集中營中的場景，讓他們看起來就像開心地與悲慘受難的人們合影。
乍看之下，沙哈克．沙皮拉像個道學家，批判這些自拍者愚蠢而無禮，然而在正式採取行動之前，沙皮拉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作準備。他首先觀察到該現象的存在，其後在Facebook、Instagram、Tinder和Grindr上瀏覽了數千張自拍照，並選出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幾幅。值得留意的是，作家事前並沒有徵得照片主人的同意，而是在發布網站的底部留下電子郵件，異議者可以循此要求刪除照片。
沙皮拉的舉動無疑構成另一個道德問題，但之於該藝術計畫，那或許是關鍵所在：作家希望藉此讓自拍者瞭解外人將如何解釋他們的行為。他表示，這個計劃最挑釁的地方並不在於死亡氣息濃厚的場景，而是人們展示自己的方式。爭議來自於行動，換作肅穆的合影或獨照，即使背景再怎麼更替，也不會具備同等的刺痛人心的力量。
沙皮拉強調，《Yolocaust》並不是針對任何人發動道德躂伐，「我想在人類歷史上並沒有其他事件能夠與種族滅絕相提並論。在為紀念600萬死難者而豎立的紀念碑前，你可以決定自己該採取什麼行動。」
《Yolocaust》網站短短一周便吸引到250萬人次的瀏覽量，其中也包括那12位自拍者，他們都諒解了沙皮拉的作法，並選擇道歉且從個人社交帳號中刪除自拍。同一時間，沙皮拉也收到來自各方不同的反饋：研究大屠殺的學者、紀念館的前員工、在大屠殺期間失去親人的家屬、教育者，當然，還有極右翼人士。作家最後選擇了出現在《Yolocaust》系列第一件作品的自拍者的回覆來結束此一計畫（內容經潤飾）：
嗨，我是啟發你製作《Yolocaust》 的人，當時我在自拍貼文的底下寫「在死去的猶太人身上跳舞@大屠殺紀念館」。現在我看著它覺得有點噁心，我沒有要冒犯任何人的意思。但我不斷地在頭條新聞中看到我的蠢話。
我已經看到這些話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這太瘋狂了，這不是我想要的。
這張照片是給我的朋友的玩笑。他們知道我喜歡玩地獄哏，或那些耍蠢諷刺的笑話，他們知道我內心並不是那麼想的，如果你認識我，你應該也會瞭解。只是，當它被分享、被傳給不知道我是誰的陌生人時，他們只會看到有人不尊重對他們、對其他人來說很重要的事情。
那不是我的真實意圖。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不難從沙皮拉的作品聯想到我們今日的生活——甲方觸犯了乙方的理念或價值觀，於是乙方咒罵甲無知、歧視、思想落伍，甲方則還擊乙方是利用「政確」來進行情感勒索。然而類似的衝突，往往在代表性人物發表一篇狀似強忍悲傷或慷慨激昂的檄文後便草草落幕，餘下的零星抗議活動只是餐後甜點。
嘻笑怒罵不能化解衝突，更精確地說，那根本不是種溝通方式，只是讓同溫層一起嗨的營火大會。儘管我們不能寄望像《Yolocaust》那樣的作品可以橫跨一切因為出身、文化背景所造成的隔閡，但它至少指明了一個方向：當你試圖向他人傳達歷史和尊重的重要性時，好為人師的姿態、教條化的批判以及露骨的挖苦絕對是最差勁的主意。
▌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