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那麼遠,也那麼近:專訪《金髮毒藥》導演奇利安.烈德豪夫|cacao 可口

故事始於1940年,史黛拉年輕且才華洋溢,夢想成為百老匯爵士樂歌手,對於生活有著甜美渴望;然而,納粹對她身為猶太人的污名化,讓她經歷何謂極致的羞辱。面對自己、家人和同伴們日益嚴峻的命運,他的反抗,是順從更大之惡,透過獲得一個新的「雅利安」身份,在納粹統治下保全自己。

《金髮毒藥》是一部遞出提問的電影,由寶拉貝爾飾演的史黛拉,引導人們深思——在極端的壓力處境之下,我們是不是會先從背叛自我開始,逐漸殃及社群、社會以致國家?集權主義和反民主思想復甦的今天,過去的恐怖故事,可能成為明日的寓言。導演奇利安烈德豪夫藉由《金髮毒藥》這部電影,希望我們都能鼓起勇氣,嘗試回覆這道艱難卻迫切的提問。

《金髮毒藥》導演奇利安.烈德豪夫在下列提問答覆中,以奇作為代稱


Q:身為德國導演,您為什麼想講述德國納粹時代猶太掠奪者的故事?

奇:對我來說,這是德國歷史的一部分。這發生在我祖先的國家。德國猶太人的命運是我的歷史的一部分,我感到有責任感。隨著年齡增長,這種責任感也在增加。

Q:您是如何認識史黛拉.戈德施拉格的故事?將其拍成電影的想法又是如何產生的?

奇:從我20多年前,在報紙上看到她的照片開始的。在庫達姆大道(選帝侯大街)上一張微笑的年輕女子的照片。這個畫面出奇地現代化,而它的標題為《金髮毒藥》。史黛拉.戈德施拉格正是在庫達姆大道上,背叛了她的猶太朋友和熟人。

這個案件的矛盾之處令我震驚並留下深刻印象:一方面,她背叛了許多受害者,包括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另一方面,史黛拉和她的家人僅因為是猶太人,就不得不忍受無盡的苦難:被社會排擠、被迫從事勞動、隱居地下、遭逮捕、受到酷刑,甚至目睹父母被殺害。這使我難以作出判斷,但史黛拉.戈德施拉格的故事引發了一個深刻的問題:如果我處在她的境遇,我會怎麼做?我是否有勇氣背叛?為了生存,我能走多遠?我真的能拒絕嗎?

Q:您如何處理這個主題?

奇:我們透過深入的研究來探討這個主題。在這一過程中,對我和我的合作者Marc Blöbaum及Jan Braren來說,徹底的研究不僅是必須的,更是我們取得權威認證的重要途徑。我們一開始就很確定,這個故事必須以最嚴謹的歷史準確性來呈現。因此,觀眾在這部電影中看到的每一個故事都是基於充分的歷史證據。

我們還訪問了多位目擊者,如Margot Friedländer和Walter Frankenstein,他們都是在柏林隱匿的猶太人。Walter Frankenstein對我們說:「您(即我們)代表當下。您有責任維護民主的延續,讓民主有未來。這是我全部的希望。如果沒有這樣做,那我的生活便毫無意義。」

Q:史黛拉.戈德施拉格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在您的電影中,史黛拉這個角色如何發展?

奇:史黛拉.戈德施拉格是一名德國猶太人。像許多柏林猶太人一樣,她自稱是「德國信奉猶太教的公民。然而,她和她的父母一樣,視自己為德國人而非猶太人。雖然不認同猶太教,她仍被納粹定義為猶太人。她的故事在這種矛盾中展開。史黛拉的故事是一段墮落的歷程。我們講述了這位年輕女子如何在一個邪惡的體制下成為幫兇,最終變成了犯罪者的故事。

Q:在完成電影的過程中,您是否有過疑慮?有沒有同事、朋友或熟人曾勸阻您不要拍這部電影?

奇:是的,確實有人這麼認為。主要是那些對我們電影內容不甚了解,只是對於在納粹時期講述猶太命運的故事持一般性疑慮的人。雖然這並未使我們灰心,卻讓我們更加警醒,更加意識到自己所承擔的挑戰和責任。我們也不斷提醒自己,是德國納粹體制迫使史黛拉走上背叛之路,這才是罪惡的根源

在2019年冬天,經過兩年半的劇本開發後,我們發現自己陷入了僵局。起初,我們試圖從一位虛構的最好朋友視角來發展史黛拉的故事,但這樣的敘事感覺並不真實。我們意識到,無意中避開了我們與這個人物之間驚人的親密性,以及她與我們之間可怕的聯繫。當我們決定將史黛拉設定為主角,從而使觀眾能夠與她身份認同疊合,並讓她以所有陌生和自責的殘酷面貌出現,這部電影對我們而言轉變為一次非凡的遭遇,也成為了一次持續的對質,深入探討這位極具爭議性的人物。

Q:事前您是否與猶太社區聯繫,或者他們已經觀看了這部電影?

奇:我和製片人米哈伊爾.萊曼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與德國猶太社區的溝通。我們不僅與顧問安德烈亞斯.納哈馬教授合作,還與德國猶太中央委員會的艾麗莎.克拉普赫克女士進行討論。他們是最早一批觀看我們電影的人。

在猶太社區內部,對史黛拉.戈德施拉格的評價引發了豐富而多元的討論。一些人將她視為罪犯,而其他人則至少部分理解她的困境。當然,有關在當前德國背景下製作這樣一部電影的合理性也引發了疑問。同時,也有人提出,與其製作一部劃分明確的黑白電影,或讓這段歷史被遺忘,不如拍攝一部充滿矛盾的電影會更為適合。總的來說,各界的反應符合我們的預期。因為我們的故事提出了每個人都必須自行回答的問題。這對我們當前的觀影習慣來說是不尋常且充滿挑戰的,但我認為對這個故事來說,允許這樣的處理並接受它是非常重要且值得的。

Q:這部電影現在上映有著什麼意義?它似乎巧妙地呼應了當前的政治局勢。

奇:我們的故事探討了納粹犯罪制度如何扭曲一個道德觀念原本不穩定的年輕人。納粹的暴行是不容忽視的歷史,若今天有人試圖淡化這些故事,從而遺忘它們的存在,那將是極為恐怖和錯誤的行為。

在這個時代,我們正處於反猶太主義、極權主義、反民主思想和不人道行為的陰影之下。威權體制在東歐蔓延,不僅限於俄羅斯;美國的右翼極端主義上升,甚至衝擊了國會大廈,這一切都讓人極度擔憂。更重要的是,回到我們自己的國家,右翼、反猶太和反民主勢力正在被法西斯政黨重新接納,調查顯示這樣的政黨可能獲得高達20%的選票。網路資訊的力量不容忽視。根據恐怖主義專家的說法,德國在歐洲政變可能性的排名中位列第二。我們正在目睹對全球和我們國家民主的大規模攻擊。這是我們必須明白的。我們可能比想像中更快地發現自己正處於史黛拉的境地。在壓力之下,任何人都可能犯下道德罪行。重要的是要及時警覺自己的道德指南針,仔細思考並加以強化。

Q:您在《金髮毒藥》中,再次擔任編劇。在寫劇本時,您覺得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奇:這深具戲劇化的真實故事,需要盡可能地保持真實。當然,我們無法細數所有的細節,並進行必要的刪減。問題是,我們應該省略哪些內容,才不會扭曲史黛拉的故事及其性格的評價?我們努力避免對她的角色作出簡單的判斷:史黛拉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對應這兩個面向,我們都有充分的論據。我們希望觀眾能充分理解她的處境,並思考一個問題:在那種極端的情況下,我會作何選擇?

Q:在寫作過程中,您是否早就屬意由寶拉貝爾扮演史黛拉.戈德施拉格?

奇:角色塑造是在寫作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我必須深入理解角色的核心,才能對其可能的行為有所預見。對我而言,寶拉貝爾是塑造史黛拉的首選,也是唯一的選擇。她不僅是一位卓越的女演員,還擁有高度的藝術自主性,此外,她擁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氛圍,這對該角色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Q:哪些場景對您來說最難實現?

奇:有一場戲發生在集中營,當時猶太囚犯被召集到Große Hamburger Straße集中營,準備被運送到奧斯威辛。這些不幸的人掛著代表「東方」的「O」字牌,從鋪滿稻草的臨時營房中走出,其中包括許多帶著孩子的家庭。這是一個難以置信的悲慘命運。在拍攝這些場景時,這種命運變得具體而深刻,讓人身臨其境。在這些時刻,我發現自己很難將這種沉重的感受與日常拍攝工作重新連結起來。

Q:您一再涉足歷史主題。為什麼?對您而言,涉及這類主題有何特殊吸引力?一個主題必須具備哪些特質,才能讓您拍攝成電影?

奇:對我來說,探索另一個世界是我拍攝電影的初衷之一。把當代歷史搬上大銀幕,總是一次穿越時空的旅行。我會沉浸在其中,透過研究,了解每一個細節,最終彷彿真的生活在那個時代。這種體驗非常吸引人,也反映了我內心對未知的強烈渴望。

接著,就是真實發生的故事。歷史總是關於人物的故事,這些人物特殊、令人困擾且感人。人們怎麼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揭開這些事件背後的真相,探尋人性,探索人類生存的條件,這對我來說是極大的驅動力。

此外,我們的集體神話與當代歷史交織在一起。《格拉德貝克》和為《巴舍爾案》(Der Fall Barschel)反映了80年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自身憲法的忽視甚至無知,試圖將地下的恐怖隱藏在表面的平靜之下。《原諒的勇氣》將故事融入了法國的國家創傷。在《金髮毒藥》中,巨大的罪惡主導了納粹德國的歷史。在那十二年間,究竟發生了多少罪行?

Q:《金髮毒藥》的核心是什麼?對您來說,這部電影傳達了什麼訊息?您希望透過這部電影能實現什麼?

奇:對我來說,電影不應僅僅傳遞固定不變的訊息,而應該提供一種經歷,激發問題的思考。這部電影引發了一系列深刻的問題:我會怎麼做?為了生存,我們能走多遠?我們是否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求生?在關鍵時刻,我能否聆聽內心的聲音,勇敢地說「不」?這部電影讓我們不斷地與自己對話。

《金髮毒藥》討論的核心問題是罪惡。如果我們的生活或生存,建立在罪惡之上,那這樣的生活又值得嗎?我們需要正視這些問題,而不是僅僅在歷史的疏遠中將它們抹去。《塔木德》中提及:「拯救一個人,就是拯救整個世界。」那麼,背叛一個人,又會如何影響到我們的道德和人性?

▌整理報導:林圃君照片提供:鴻聯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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