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結束後，藝術家蘇匯宇起身將會議室椅子、桌面上的作品一一歸位，「擺放整齊，才有作品感。」他說。
作品感，或許是《三廳電影》展覽中最值得玩味之處。如果你是慕展而來，而不是夏日午後進當代藝術館吹冷氣圖涼快，應該會知道這個展覽中有會議室、更衣間、後製室及攝影棚。前來此地，等同於走完一趟製片流程，只是沿途所見都有種似是而非，模糊不清的感覺。蘇匯宇則說，這是個政治意圖濃厚的展覽。
「這部即將誕生的電影，其實是一個很政治性的電影，只是它用一些比較喜劇，或綜藝節目的元素去呈現，並用現代主義式的美學搭建出來。」
在展覽期間，蘇匯宇最常被問到的一個問題——通常是他剛結束會議的時候，觀眾會走過來問，剛剛到底是有腳本台詞照著走，還是真的在開會？不過，所謂的表演又是什麼呢？假如我們將表演定義為發生在特定場域、經過修飾的行為，那麼發生在《三廳電影》裡的一切，確實都是表演。
因為任何人在有旁觀者側目的情況下，多少都會修飾自己的行為，在這層意義上，你我都是表演者。排練是功能性導向的行為，排練也是表演，化妝是功能性導向的行為，化妝也是表演，同樣道理，出現在攝影棚中電動搖臂是為滿足特定拍攝效果，也是為滿足觀眾窺奇心理，所提供的奇觀。
這是它好玩的地方。蘇匯宇這麼說。看似與一般片廠無異的空間，其實有著布局及呼吸節奏，也帶動著觀眾的疑惑。貼在牆上的是電影主視覺，還是這個不知名劇組的舊作的海報？放在辦公桌上的紙張，是沒收走的文件，還是展覽其中一件作品？「有工作人員在這裡活動的時候，它是化妝間或會議室，沒人的時候又像一場展覽。我想營造這樣的特性：即使沒有人，它依舊成立。」
對藝術家而言，「三廳電影」作為一種電影類型（泛指以瓊瑤小說為劇本，低成本、可在三個空間完成的影劇作品），它是70年代逃避主義的展現，由於政治上沒有出口，愛情便成為叛逆。而蘇匯宇欲藉此質問，通過電影、娛樂麻醉自己，以求不去面對的逃避主義，難道在當下便不存在了嗎？
「就是借古喻今。我們創造了一個虛構的不知名年代——它神似人們認知的80年代，而在當時有個綜藝節目叫《三廳電影》。它其實沒有發生過，就是個架空歷史劇，卻又隱約能連結到當下大家身處的時空。」
在這檔架空歷史劇中，《三廳電影》是東半球最火紅的電視節目，內容包羅萬象，有現場演唱、歌舞秀、短劇、樂隊演出、即興表演，最後是晚安曲。而所有的節目設計都涉及辛辣的政治議題，舉個例子，二戰元首同學會——讓二次大戰期間軸心國與同盟國領袖集合起來開場同學會，而這些人還組了個樂團。
胡鬧嗎？非常胡鬧。但那也是現下政治事件的反映。
「在第一個展間的預展裡，有個三頻道的interview，我拿二戰的話題詢問了許多居住在台灣的外國人。為什麼選二戰，因為二戰決定了整個二十世紀的世界格局，而在二十一世紀的二零年代，我們似乎正從冷戰踩入另一次熱戰的開端。歷史好像又重複了一次。現在回去談二戰，你會質疑人們是否要重蹈覆轍了。
「你可以把《三廳電影》看成是對80年代的補拍，但它對當下是有意義的，它並不是在告訴人們80年代真的發生過這件事，以至於觀看的人會隱約察覺到，作品內容的時空背景難以確定。」
《三廳電影》雖然披著一個現代主義的外皮，實質上處理的是大眾文化與視覺藝術文化的交集。藝術家指出，美學上的現代主義被引介進台灣的教育體系，正好適逢政府解嚴、美式綜藝節目流行，以及台灣被鑲入全球產業鏈的年代，而他自己對世界的想像也是在那時後萌芽。
使用當代藝術有一個策略性的好處。蘇匯宇說。「在全球化的時代，西方現代主義可以說是種普世性經驗。不論出身，只要是個常出入美術館的觀眾，都會感覺到出現在展覽中的作品似乎都可以追溯到某個藝術家或流派，但又不太一樣。這種似是而非，對我來說會產生曖昧的聯想 。我滿喜歡這樣『是又不是』的狀態，讓觀眾產生困惑。」
在給藝術家的訪綱上，我們列了一條有些刁鑽的問題：「假如十年後要對2020或2010年代進行補拍，可能會選擇哪個類型的影片？」蘇匯宇直言，他還沒有答案，這是因為補拍需要有一定的時間感才會產生，而在此時此刻，任何人都沒有辦法看透環境，唯有沉澱後才可能發現那時對這時錯，補拍的動機也才會產生。
「我相信現在的我、2010年代的我在想的事情，會有很大一部分被60歲的我給推翻，而60歲的我因此希望再闡述它一遍。可以肯定的是，那會是讓我留下深刻記憶或感受的事件，但同時它也屬於公眾，可能是一部電影，或一起情殺。像90年代就很有得聊，解嚴後第一個十年嘛，不過目前首要任務還是繼續發展《三廳電影》，它是一個不斷生產影像的作品，不一定非得在台北當代藝術館不可，去到下一個美術館照樣能根據當地條件，設定新的內容。
「我猜，它會是我的一部剪不完的長片吧！」
【藝術家給讀者的話】
6月6號到6月11號，請到當代藝術館看我拍片，保證好玩！6月17號我們也有一個講座，有我和四個來賓，其中包括年輕世代的藝術家和一位法籍學者，我們會在一個旋轉的圓盤展開座談，題目是「新世代最前線」，我特別發明了一個詞，Frontline Generation，前線的世代。世界各地的青年都在面臨挑戰，AI的挑戰、極端政治的挑戰、 COVID、世界大戰，很多人都被恐懼籠罩，這是個普世性課題。
前陣子我接受一間瑞典獨立藝術媒體的訪問，他說在瑞典政治和旅遊頻道上，每天都有台灣的新聞，因為那些新聞缺乏文化視角，所以他們決定就此作一個專題。我認為這就是前線世代的特徵，我們被推到最前端，要去解釋、介紹、表述自己，6月17號的座談特別想聊這些。座談也會是電影的一部分，這個環節會與節目本身的喜劇調性有落差，但通過很怪的運鏡、剪輯，那便會和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一樣：像綜藝節目又不是綜藝節目，像演講座談又不是演講座談——而是一種表演。
此外，蘇匯宇也向我們透露，《三廳電影》的尾聲將有一場神祕活動，目前暫不便透露，還請密切追蹤展覽動態。
▌圖片提供：台北當代藝術館｜採訪報導．攝影：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