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部電影中，導演都有一個想說的故事，他們從周圍的世界獲得靈感，只有少數人能把他們自己的人生故事變成藝術。在早期的電影中，尚維果(Jean Vigo) 開創性的《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至關影響楚浮拍出《四百擊》（Les 400 Coups）。自此幾十年裡，自傳體電影和紀錄片越來越受歡迎，它們是自我表達的直接途徑，成為情感和經歷的隱喻，螢幕成為一扇窗戶，也可以是一面鏡子。
《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1933｜導演：尚維果(Jean Vigo)
尚維果的這部電影，將童年描繪成反抗專制統治的無政府主義時期，立刻引起了爭議，當時被法國內政部禁播12年，理由是這部電影有可能妨礙維持秩序。這部40分鐘的史詩巨片以白色片頭開場，背景音樂是一群學生像動物一樣吼叫，比同時代的任何一部電影都要鬆散和自由。但《操行零分》比起當時所盛行的也更親密和個人，直接取材於年輕的導演兼編劇的法國寄宿學校，四個主角也建立在他的朋友和自己的基礎上。在他29歲死於肺結核之前，創作了一部更加非凡的電影，1934年的經典之作《亞特蘭大號》（L’Atalante）。
《我的童年》（My Childhood）｜1972｜導演：比爾·道格拉斯（Bill Douglas）
以他的自傳體戲劇三部曲為例——《我的童年》、《親人們》（My Ain Folk ）、《回家的路》（My Way Home），蘇格蘭電影導演比爾·道格拉斯，以戰時新聞畫面中粗糙樸素的單色拍攝，用簡單的宗教寓言講述，《我的童年》跟隨著父親的缺席，而母親有精神問題的十歲傑米，在愛丁堡附近的煤田裡長大，從傑米被寄養在兒童之家，直到他在友誼和自我表達中找到安慰。
這是作為贖罪的自傳，也是道格拉斯直面並挖掘他過去可怕幽靈的機會。但這些故事也很普遍，而且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三部曲都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行動呼籲，也是對全世界被遺棄兒童的哀悼。
《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1973｜導演：喬治·盧卡斯（ George Lucas）
盧卡斯以自己高中畢業之夜為原型，重現了1962年加州。在那裡，餐廳女服務生穿著溜冰鞋、海灘男孩汽車音響永遠在播放，你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麻煩，就是和一幫飛車黨發生口舌之戰。這部低成本電影卻大受觀眾歡迎，它引發了嬰兒潮一代的懷舊之情。它的成功也給了盧卡斯在下一個電影，有一張空白支票可以隨意填寫金額，一部給孩子們的太空電影。
《鏡子》（Mirror）｜1975｜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擴大自傳的概念，包括了他自己的家庭成員——他的詩人父親與母親，最終，整個20世紀的俄羅斯民眾，塔可夫斯基用最隱晦、最奇妙的情節恰如電影的命名。
在這裡，鏡頭作為一個反射表面的想法，達到了它的巔峰——這面鏡子是破碎的，電影由一系列破碎的反光碎片和一串串的詩歌，以及一個垂死的人的畫面組成。結果是獨特而扣人心弦的，因為塔可夫斯基統一了個人和政治，從色彩到單色，從現在到過去，從夢想到現實。在所有上榜的自傳體電影中，《鏡子》最完美地喚起了記憶的真實體驗——它的不可預測性，它的不可捉摸的美，它的辛酸。
《茉莉人生》（Persepolis）｜2007｜導演：瑪嘉莎塔碧(Marjane Satrapi) 、 文森帕蘭德(Vincent Paronnaud)
自傳體動畫相對少見，但在2007-08年的兩部電影——伊朗成長故事《茉莉人生》和以色列戰爭回憶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將創傷記憶變成了富有表現力的動畫藝術。在這兩部電影中，《茉莉人生》可能更平易近人，講述了伊朗中產階級叛逆少女瑪姬（Marji）的故事，她的家庭因伊斯蘭革命而被迫背井離鄉。
基於聯合導演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畫，電影利用相同的單色圖形樣式，但為了增加真實性，Satrapi為她團隊的動畫師解說每個場景，給他們一個物理框架工作的同時，確保這部電影仍然盡可能地是直接形式的自傳。這一結果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伊朗政府的譴責和突尼西亞的抗議，更奇怪的是，還招來了美國父母的抱怨，他們覺得其中對宗教壓迫的描寫，對他們寶貴的後代來說太痛苦了。
《沙灘上的安妮》（The Beaches of Agnès）｜2008｜導演：安妮華達（Agnès Varda）
安妮華達的晚期電影，對自傳體紀錄片進行了重塑和復興，充滿了俏皮、辛酸和豐富的想像力，幾乎是自傳體電影的一種新類型。《沙灘上的安妮》既是紀錄片，也是一幅拼貼畫，混合了老照片、家庭錄像、電影影像和相機拍下的旅行見聞，來審視這位導演自己的過去，從她在比利時度過的童年假期，到作為一名攝影師、藝術家和新浪潮電影導演的名氣。
▌企劃編輯：Bohe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