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和經歷的隱喻:六位導演與他們自傳性的電影|cacao 可口雜誌

在每部電影中,導演都有一個想說的故事,他們從周圍的世界獲得靈感,只有少數人能把他們自己的人生故事變成藝術。在早期的電影中,尚維果(Jean Vigo) 開創性的《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至關影響楚浮拍出《四百擊》(Les 400 Coups)。自此幾十年裡,自傳體電影和紀錄片越來越受歡迎,它們是自我表達的直接途徑,成為情感和經歷的隱喻,螢幕成為一扇窗戶,也可以是一面鏡子。


《操行零分》(Zéro de conduite)|1933|導演:尚維果(Jean Vigo) 

尚維果的這部電影,將童年描繪成反抗專制統治的無政府主義時期,立刻引起了爭議,當時被法國內政部禁播12年,理由是這部電影有可能妨礙維持秩序。這部40分鐘的史詩巨片以白色片頭開場,背景音樂是一群學生像動物一樣吼叫,比同時代的任何一部電影都要鬆散和自由。但《操行零分》比起當時所盛行的也更親密和個人,直接取材於年輕的導演兼編劇的法國寄宿學校,四個主角也建立在他的朋友和自己的基礎上。在他29歲死於肺結核之前,創作了一部更加非凡的電影,1934年的經典之作《亞特蘭大號》(L’Atalante)。


《我的童年》(My Childhood)|1972|導演:比爾·道格拉斯(Bill Douglas)

以他的自傳體戲劇三部曲為例——《我的童年》、《親人們》(My Ain Folk )、《回家的路》(My Way Home),蘇格蘭電影導演比爾·道格拉斯,以戰時新聞畫面中粗糙樸素的單色拍攝,用簡單的宗教寓言講述,《我的童年》跟隨著父親的缺席,而母親有精神問題的十歲傑米,在愛丁堡附近的煤田裡長大,從傑米被寄養在兒童之家,直到他在友誼和自我表達中找到安慰。

這是作為贖罪的自傳,也是道格拉斯直面並挖掘他過去可怕幽靈的機會。但這些故事也很普遍,而且具有強大的政治影響力。三部曲都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行動呼籲,也是對全世界被遺棄兒童的哀悼。


《美國風情畫》(American Graffiti)|1973|導演:喬治·盧卡斯( George Lucas)

盧卡斯以自己高中畢業之夜為原型,重現了1962年加州。在那裡,餐廳女服務生穿著溜冰鞋、海灘男孩汽車音響永遠在播放,你可能遇到的最糟糕的麻煩,就是和一幫飛車黨發生口舌之戰。這部低成本電影卻大受觀眾歡迎,它引發了嬰兒潮一代的懷舊之情。它的成功也給了盧卡斯在下一個電影,有一張空白支票可以隨意填寫金額,一部給孩子們的太空電影。


《鏡子》(Mirror)|1975|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擴大自傳的概念,包括了他自己的家庭成員——他的詩人父親與母親,最終,整個20世紀的俄羅斯民眾,塔可夫斯基用最隱晦、最奇妙的情節恰如電影的命名。

在這裡,鏡頭作為一個反射表面的想法,達到了它的巔峰——這面鏡子是破碎的,電影由一系列破碎的反光碎片和一串串的詩歌,以及一個垂死的人的畫面組成。結果是獨特而扣人心弦的,因為塔可夫斯基統一了個人和政治,從色彩到單色,從現在到過去,從夢想到現實。在所有上榜的自傳體電影中,《鏡子》最完美地喚起了記憶的真實體驗——它的不可預測性,它的不可捉摸的美,它的辛酸。


《茉莉人生》(Persepolis)|2007|導演:瑪嘉莎塔碧(Marjane Satrapi) 、 文森帕蘭德(Vincent Paronnaud)

自傳體動畫相對少見,但在2007-08年的兩部電影——伊朗成長故事《茉莉人生》和以色列戰爭回憶錄《與巴席爾跳華爾滋》(Waltz with Bashir)——將創傷記憶變成了富有表現力的動畫藝術。在這兩部電影中,《茉莉人生》可能更平易近人,講述了伊朗中產階級叛逆少女瑪姬(Marji)的故事,她的家庭因伊斯蘭革命而被迫背井離鄉。

基於聯合導演Marjane Satrapi的同名漫畫,電影利用相同的單色圖形樣式,但為了增加真實性,Satrapi為她團隊的動畫師解說每個場景,給他們一個物理框架工作的同時,確保這部電影仍然盡可能地是直接形式的自傳。這一結果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伊朗政府的譴責和突尼西亞的抗議,更奇怪的是,還招來了美國父母的抱怨,他們覺得其中對宗教壓迫的描寫,對他們寶貴的後代來說太痛苦了。


《沙灘上的安妮》(The Beaches of Agnès)|2008|導演:安妮華達(Agnès Varda)

安妮華達的晚期電影,對自傳體紀錄片進行了重塑和復興,充滿了俏皮、辛酸和豐富的想像力,幾乎是自傳體電影的一種新類型。《沙灘上的安妮》既是紀錄片,也是一幅拼貼畫,混合了老照片、家庭錄像、電影影像和相機拍下的旅行見聞,來審視這位導演自己的過去,從她在比利時度過的童年假期,到作為一名攝影師、藝術家和新浪潮電影導演的名氣。

企劃編輯:Boh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