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留學於德國的闕巧涵，將在今年七月為路由藝術（Nunu fine art）舉辦個展《危險警示燈》。具象的人物繪畫是她創作的起始點，本次新的系列使用了裸膚色系進行創作，幾乎全部的畫作都是女性，但能夠從畫作內的人物肢體與背景的安排，讀出對於情感與慾望的控訴，畫家本人並不意圖指涉特定單一對象，而是回溯自身生命過往所遭遇的內在經驗，經驗會朝向它自身應該去的地方，而非事先給予的目的，經驗本身就具有意義。某種程度拋棄了現實且合乎邏輯的構圖，日常不會看見的東西，可以當作是符號進行閱讀，觀賞越直覺或看似潛意識的畫作，你越需要沈浸並解讀其意義與隱喻，所有外在的假設都應該被拋棄並質疑，一切都應該回到經驗本身。
對比寫實的差異，寫實的畫家主要分成形似與神似，形似可以想成攝影機的眼睛，神似可以想成人的眼睛。而她的畫作卻無法用形似或神似去進行判斷。
畫家闕巧涵將此個展命名為《危險警示燈》（The warning Light）意指一種危急的動態感受。而這種感受，通常源自畫家筆下的直覺，透過線條與情景表露無遺，進而創造一個精神性的時空，給觀者進入。觀者能夠發現不論是〈追逐紅蘿蔔〉、〈口水〉、〈蘑菇崇拜〉、〈人體壽司〉、〈我的敵人早我一步死亡〉及〈在籃球場生產〉，闕巧涵筆下的女性人物都擁有一種野性的反抗。
我猜測男性在她的真實世界裡或許都是擔任施暴者的角色（或是暴力的象徵），她再轉化成畫作時，並不想要成為同為男性的角色同流合污（施暴者），因此她很敏銳地將所有對象都置換成象徵物：蘿蔔、喝口水的鱷魚、貓咪、蘑菇及像是猴子的形體。她的畫作也幾乎沒有出現過男性，或許是在她意識作為一種陰性力量的反撲，在她的世界裡不需要男性的存在，也不需要男性的見證。〈蘑菇崇拜〉的意圖很像是直接點名在這個崇拜父權的社會裡，有誰不是給父權幹了之後，還繼續高捧父權與陽剛價值而不自知的。我認為這幅畫作相當尖銳地反諷了整個父權欣羨陽具的奠基所在。
闕巧涵每幅畫作裡頭的女性都是強勢的那方，唯獨〈人體壽司〉，擁有正在受刑的意象，陰部的黑洞不像是原本在她身上的肉穴，感覺是一個被挖空的黑洞，感覺原本擁有什麼，但卻被挖掉了，會讓人聯想至普遍社會的權力意象是陽具，這幅畫作生理女性的身體，因為沒有陽具的符號，閹割及被剝奪了自主權。而那誰都可以挖進去的黑洞，這個肉體已經被掏空了，會有一種裡面被任意奪取的匱乏之感。按照拉康的說法，匱乏起於，我們總是會以他人的慾望當成自己的慾望，以他人都有的慾望，來作為自己應該追求的慾望的指標。這樣，無法滿足、無法填滿的空洞就必然會存在。
畫家闕巧涵處理肌理的方式擁有某種情色（並非色情）的觸感，哲學家巴塔耶的論述中將情色的場域定義為暴力的場域、侵犯的場域，而情色作用的原則在於破壞參與者在正常生活中的封閉結構。當我們不封閉，我們就不再是自我，因為與他人連貫。因此赤裸是自我個體喪失的前兆，而闕巧涵的畫作中有濃厚的這種味道。除此之外，畫家闕巧涵習慣讓人物背後的空間扭曲，營造了一種高壓的力道與速度，但使用的顏色上卻不會讓人感受陰鬱或過於強迫。
闕巧涵使用色彩的方式，重複、對比接著疊韻，我認為在闕巧涵的世界裡，顏色不是靜態的量化物質，同時受到心情的動態感知。就比如文學《荷馬史詩》裡頭，荷馬形容海水用過泛白（polios）、藍灰（galukos）、深藍（kuanoun）到暗黑（kuaneos）。如果以這種視角來看待畫家的色彩，可以讓觀者在繪畫裡頭感應聲光結構，並且試圖理解主體建構的問題。
這也能使用意象言的論點去探究，言是象的補註，象是意的補註。如果只停留在言與象，只停留在名份上就等於你停留在色塊上，忘記了通達。這些事物（色彩、語言、意象）都是合在一起的，當我們在觀看畫作，不能只停留於記得，而是如何將其畫面裡頭的所有色彩、構圖、人物、形象、畫筆的堆砌跟現實生活之中的人事物進行結合。
我能夠從畫作裡頭感受到畫家本人強烈的內在經驗，而這些內在經驗無法用理論、形式（外在假設）去進行拆解，因為那些不是別人的現實遭遇，一旦沒有經驗的人便無從感受畫家創作的精神世界。
裡頭人物的凸顯很像是台灣小說家陳雪《惡魔的女兒》中的女主角，書中的女主角說：那種感覺被隔離在身體之外，裡面好似有另一個人在承受痛苦，而且她沒有嘴巴，不會叫痛。她是十歲，永遠沒辦法長大，也不能開口說出一句話。我用畫筆幫她說話，那種聲音是別人聽不見的。越是努力與那件事情劃清界線，它就越是會一再複製到關係和夢境裡頭。
畫家闕巧涵表示過：她追求天真的角度、延續童年的觀察。我認為闕巧涵無意識地處理了他個人的創傷，創傷如果沒恢復到一定程度，心理狀態與時間會停留在那裡。也正如陳雪筆下人物所言。
她退去習以為常的視覺符碼，顯現了某種內在精神的真實性，我認為闕巧涵除了在處理童年、創傷、性別與對於身體的超越，同時也讓畫作本身帶領到了一種可能的極限，或是一種不可能之物和不能命名之物，因為無法透過主觀意志去擁有它。
她用畫作進行某種踰越，踰越是超越禁忌但並不廢除它。畫家本人的經驗永遠意味著畫家對所經驗過事物的認識。這些身體只在歷史中才具有意義，我們對它們的經驗無法與其客觀形體、外在面貌，或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切割。
這些畫作是闕巧涵想要展現的面向，在生活裡感受到的不公與不平等，想要憤怒的以畫作進行對抗，是非常主觀性與感性交織所形成的內在經驗，而反饋的於性別、情感與慾望的控訴。〈我的敵人早我一步死亡〉這幅畫作，像是塔羅牌的力量牌，力量牌的形象是一位非常柔和的女性壓著一頭獅子，而這幅畫作特別有恨意的形象是被壓制在穩如泰山、如潔白的女性之下，這或許是闕巧涵展覽《危險警示燈》（The warning Light）的核心命題，被壓制在底下的社會性、激進派，甚至是某一部分的自我。她能夠戰勝她敵人的原因，並不是恨，或是侵略與暴力，但上頭的征服者女性反而顯示了一種平靜與平衡，連被稱為敵人的象徵都看起來像是女性，而不是男性。闕巧涵踰越並發現了沒有男性的世界。
讀者投稿：侯蔽（ Johan Hou）一九九八年生。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大學主修視覺傳達設計系。不透光自由詩派、暫態創辦人，夢想是開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