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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01

漢娜.鄂蘭的「平庸的邪惡」真正意味著什麼|cacao 可口雜誌

非惡之人可以作惡嗎?這是一個令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當時是1961年,她正在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報導法庭對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戰犯審判。後者正是納粹最終解決方案的主要執行者,負責將千百萬猶太人和別的一些受害者轉移到各類集中營。

鄂蘭發現,艾希曼是個相當溫和、普通的官僚人,用她的原話來說,就是「既非心理變態也非虐待狂魔」,反倒是「正常的令人害怕」。艾希曼成為劊子手的動機無非是想服從工作,好在納粹官場上晉身的更快。鄂蘭在她的研究報告《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惡報告》(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中這樣總結:艾希曼並不是一頭毫無道德感的怪獸。他行惡,卻沒有作惡的主觀意願,這得歸因於他的「缺乏思想」,他完全沒有意識到他的這些惡行究竟有多麼罪孽深重。艾希曼對自己究竟在做什麼從沒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因為「他完全不能……站在他人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正是源於這種特定認知能力的缺失,再加上所處的環境幾乎不可能讓艾希曼思考或是認識到自己正在行惡,他才犯下了這樣的罪 。

1961年,在防彈玻璃後的阿道夫·艾希曼正在接受審判。Photo via Wikipedia

鄂蘭把艾希曼的這些性格歸納為「平庸之惡」:他本性非惡,只是淺薄而無能愚蠢,是個隨波逐流者,用解讀鄂蘭論文的一位學者的話來說:艾希曼是個漂流者,在尋找方向和目標的過程中,進了納粹黨,而非出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在鄂蘭的論述中,艾希曼讓我們想起了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局外人》(The Stranger,1942)中的主角:他意外地殺死了一個陌生人,但之後卻毫無悔意。他沒有什麼特別的作案目的和明顯的犯罪動機,這個罪行就是這麼「發生」了。

這不僅是鄂蘭對艾希曼產生的膚淺的第一印象。即便在1971年,也就是艾希曼在以色列接受審判10年後,鄂蘭還寫道:我被這個劊子手顯露無疑的淺薄震驚到了。這讓我無法為他的這些無可辯駁的罪行探尋更深層次的根源和動機。這些惡行確實罪惡滔天,但它們的執行者,至少就現在正在接受審判的這個人來說——卻很正常,既不是個惡魔也不是頭怪物。

這篇平庸之惡論文,引發了巨大爭議。對那些批評鄂蘭的人來說,在納粹種族滅絕中的關鍵者的艾希曼沒有作惡的主觀動機,這絕對說不通。鄂蘭的哲學家同行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同時也是神學者)在1963年寫信告訴她,她關於平庸之惡的論文僅僅只是一個口號,「哪怕它是你精心分析過後作出的結論,也完全無法打動我」。鄂蘭的好友、小說家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同樣發聲表示自己完全無法理解並說道:「在我看來,妳說的好像是艾希曼缺少一種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思考能力、認知能力——也就是良心。僅憑這點難道不足以證明他是一頭怪物嗎?」

直到今天,關於這個話題的爭論也沒有停歇。哲學家阿蘭·沃爾夫(Alan Wolfe)在《政治邪惡:何為政治邪惡及如何對抗》(Political Evil: What It Is and How to Combat It,2011)一書中,批評鄂蘭把「什麼是邪惡」的討論範圍限定在艾希曼單調乏味的人格特質上,認為這種「心理」層面上的探討有避重就輕之嫌。他認為鄂蘭把太多精力放在了研究艾希曼「其人 」之上,而忽略了艾希曼「所作之事 」。對那些鄂蘭的批評者而言,這種把重點放在無關緊要的艾希曼個人平庸生活上的做法,似乎就是在「荒謬地題外話」,為其罪行開脫。

近來別的一些批評者則證明了鄂蘭犯下的一些歷史錯誤,正是這些錯誤導致鄂蘭沒能發掘出艾希曼身上更深重的罪惡——就在艾希曼接受審判3年後,鄂蘭在寫給哲學家卡爾·賈斯珀斯(Karl Jaspers)的信中提出了艾希曼的惡行源於其「缺乏思想 」這一論斷。一位專門研究二戰軍事史的右翼英國作家,因在有關納粹德國的著作中表達了對第三帝國和反猶主義的同情而廣受爭議的作家大衛·艾文(David Irving)曾控告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施塔特(Deborah Lipstadt)在著作《否認大屠殺》(Denying the Holocaust)中誹謗他否認大屠殺。這起案件最後以艾文敗訴告終,他在史學界的名聲也從此走上了下坡路,現已被公認為猶太人大屠殺否認論者。

於是,利普施塔特決定在訴訟過程中引用以色列政府公佈的文件內容。這份文件佐證了利普施塔特在《艾希曼的審判》(The Eichmann Trial,2011)一書中的觀點——鄂蘭描述艾希曼的「平庸」一詞是站不住腳的:我在這個案子裡用到的、以色列政府公佈的艾希曼回憶錄,證明了鄂蘭對艾希曼的看法錯得有多麼離譜。這本回憶錄裡充斥著納粹主義的內容……艾希曼不僅接受而且支持納粹的種族淨化政策。

利普施塔特還進一步駁斥鄂蘭:如果艾希曼真的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的話,那她要怎麼解釋艾希曼和他的同犯們試圖銷毀戰爭犯罪證據的行為?

在《耶路撒冷審判前的艾希曼》(Eichmann Before Jerusalem,2014)一書中,德國歷史學家貝蒂娜·斯坦尼斯(Bettina Stangneth )向我們展示了艾希曼這個平庸、看似毫不關心政治、表現得與其他只關心官場的普通官僚一樣的男人的另一面。通過展示納粹記者威廉·薩森(William Sassen)採訪艾希曼時的錄音內容,斯坦尼斯向我們證明,艾希曼是一個自己都承認的、固持納粹觀念的激進納粹分子。他對自己在「納粹最終解決方案」行動中扮演的角色毫無悔過和罪惡感。在他那貌似普通官僚的欺騙性外表下掩藏著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德意志第三帝國劊子手。艾希曼根本不是「缺乏思想」,恰恰相反,他有的是想法——他不僅擁有種族滅絕的想法,還代表他深愛的納粹黨,親手付諸實踐。在錄音中,艾希曼的話語切實表明了他是官僚,更是惡魔:

我,「一個謹慎微小的官僚」,沒錯,那確實是我。但……這個謹慎的官僚的出席……是一名狂熱的納粹戰士。為自己的自由之血而戰,那是我與生俱來的權利……

鄂蘭完全忽視了艾希曼徹頭徹尾的惡魔那一面,這讓她在艾希曼接受審判10年後,寫下了那句「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是個狂熱的納粹主義分子,或者擁有特別的作惡動機」。這反而強調了鄂蘭論文中「平庸之惡」概念的平庸性,或者說錯誤性。另外,儘管鄂蘭從沒有說過艾希曼只是納粹官僚體系中的一名無辜骰子,也從沒有以「只是服從命令」為艾希曼開脫 ——這兩項是對鄂蘭觀點的普遍誤解 ——批評她的人,包括沃爾夫和利普施塔特在內,仍舊對她相當不滿。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總結鄂蘭的論斷——艾希曼(以及其他一些德國人)雖然作惡卻不是壞人呢?

這個問題已然成謎,因為鄂蘭並未將對艾希曼的研究擴展到對邪惡本性的討論上,這使她錯失了調查艾希曼那些罪大惡極的行為背後更深層動機的機會。就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之前,鄂蘭的著作《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出版了,她在書中這樣寫道:

整個西方哲學傳統,生來就不允許我們產生「根本之惡」的想法。

然而,鄂蘭並沒有利用艾希曼這個案子提高世人對「根本之惡」的認知。相反,她決定將艾希曼的罪惡歸結為平庸,也就是「缺乏思想」。鄂蘭對這個案子採取了一種符合法理卻流於形式的狹隘方法—— 她強調,無論艾希曼是否有罪,在法律事實之外,沒有任何相關的更深層內容了——她自己就承認自己沒能挖掘出艾希曼作惡的更深層動機。

不過,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之前的作品中,鄂蘭的立場其實截然不同。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她斷言,納粹之惡毫無爭議、滅絕人性,既不膚淺、也不令人費解,簡直就是地獄的化身:集中營血淋淋的現實就和中世紀畫作中的地獄一般可怕。

在艾希曼接受審判之前的作品中,鄂蘭認為,納粹妄圖扭曲人性的荒謬計劃正是他們犯下毫無爭議的累累惡行的原動力。藉此,她呼應了像謝林(FWJ Schelling)和柏拉圖(Plato)這樣的哲人身上的精神——他們都毫不羞於討論人性之惡中更深、更惡的那一面。然而,鄂蘭在見到艾希曼之後就改變了觀點。艾希曼身上官僚主義特有的空虛和無知讓他看上去和那些惡魔行徑沒什麼瓜葛,他似乎只關心自己的事業並且明顯「缺乏思想」。於是,鄂蘭早年關於罪惡的深入思考沒能再繼續,「平庸之惡」的口號卻就此誕生。無論如何,鄂蘭於1975年逝世了:也許,如果她能更長壽一些的話,就能為我們撥開縈繞在「平庸之惡」論文周圍的疑團——時至今日,這些疑問仍舊令批評家們大惑不解。但是,現實擺在眼前,我們永遠也無法了解鄂蘭的真實想法了。

於是,鄂蘭的論文就這麼靜靜地躺在那裡,留待我們去研究。那麼,這背後的困惑根源在哪裡呢?鄂蘭確實從來沒能解釋她對艾希曼官僚主義平庸特質的印象與她早年對第三帝國滅絕人性罪行的清醒認識之間的矛盾。她眼中的艾希曼是一個看似普通的官僚,而不是一個狂熱的納粹惡魔。艾希曼平庸的人生如何能與「其他」惡魔行徑共存?這一點困擾著鄂蘭。不過,鄂蘭從沒有淡化艾希曼的罪惡,她一直將艾希曼描述為戰犯,並且贊成以色列法庭對他的死刑判決。儘管對鄂蘭來說,艾希曼作惡的動機模糊,似乎是缺乏思想導致的,但他參與、主導的那些種族滅絕行動卻是鐵證如山。歸根到底,鄂蘭還是看到了艾希曼之惡真正可怕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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