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Amsterdam），新上任的館長威廉·桑德伯格（Willem Sandberg）在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展覽作品旁放置一盆植物， 這舉動也是一個聲明。他改變人與藝術機構的關係，博物館不應該是一個精英藝術的寺廟， 它應該是每個人享受當代藝術的地方。藝術家Inge Meijer在《植物收藏》（The Plant Collection）書中，收集桑德伯格1945年至1983年，他引領下盛行的博物館植物風潮。
桑德伯格（1897-1984），在二戰時期利用自己在文字排版設計方面的專長，在博物館的地下室為猶太人偽造身份證明，他的同謀都被抓了，而他成功逃脫。二戰結束後，他接任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的館長，他將自己的所有精力和創造力，轉變為改變荷蘭藝術的新面貌。讓所有人都能獲得藝術，這是桑德伯格的主要目標之一，他首先設想博物館是對所有人開放的場域，而不僅僅是周日那些嚴肅的資產階級下午漫步的地方。作為博物館館長，他向戰後的荷蘭介紹了當代藝術，並為現代藝術收藏奠定了基礎。他將有靈感的策展人和開創性的平面設計師聚集在一起，創造出獨特而獨特的作品。
「 我鼓勵博物館員工他們參與其中，而另一方面，我想讓年輕人感受到這是他們的博物館。」—桑德伯格
桑德伯格最大的目標之一是改變人與藝術機構的關係，讓博物館更具吸引力。他甚至希望人們來博物館，自發地與這個地方聯繫起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在年輕人中推廣藝術。改變社會藝術的地位，應該從改變年輕人心中的藝術地位開始。桑德伯格的初衷顯而易見，1946年，將一盆植物放在蒙德里安的紀念展覽作品旁，便是打破博物館與公眾的距離，他希望遊客能以更積極的方式，看待令人震驚的現代藝術。他藉由植物建立室外和室內的聯繫關係，公眾可以在熟悉和舒適的環境下感知當代藝術。
70年代，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館內到處都是室內植物
至今時代已經改變，桑德伯格離世後，博物館開始對館內擺放植物變得猶豫不決，因為將任何植物放在藝術作品之間，可能會帶來細菌的來源，對保護藝術品構成威脅。藝術家Inge Meijer在《植物收藏》（The Plant Collection）收集桑德伯格1945年至1983年，他引領下盛行的博物館植物風潮。這些館內植物，在60年代是高峰時期，有40盆綠色植物，加上102座蕨類的植物在博物館中漫步。
她花兩年的時間，研究館方的植物慢慢消失的原因。植物數量從70年代開始減少。無疑是由於裝置藝術的興起，藝術家們越來越想要確定他們的藝術作品，所處的空間與環境設定；有些藝術家則會顧及到這些植物，是否會造成觀者觀看作品的視覺混亂？或，它是否屬於藝術品？
「 時間正在眺望天空並意識到它在移動。我總是喜歡在不同時代或不同領域的藝術作品之間建立聯繫。」—桑德伯格
曾經站在博物館樓梯上的蕨類植物將不再可能出現，館方考慮到安全問題，如果遊客走過它的時候撞倒了花盆怎麼辦？如果植物中的水分，或細菌影響藝術品呢？如今，公眾的博物館一切都圍繞著安全打轉，「你受到博物館入口處的保安人員的歡迎。這給人一種完全不同的感覺，它創造了距離。 」Meijer說，當她開始收集這些館內植物資料時，儘管她自己沒有經歷過這些植物與展覽並存的時期，但這些舊圖像仍給她「令人困惑的美麗」之感。
植物的呼吸和生長，而藝術品是靜態的，這形成有趣的對比。在舊圖像中還有另一件事讓她感到震驚，有時植物在展覽空間的中間，有時被冷落在角落裡，這些植物多半是獨自存在著，這種孤寂之情卻感動了Meijer。在《植物收藏》書中，展覽圖片和資料展示了共39種植物，與不同大師級藝術作品的並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