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給楊小蠻導演的訪題中，我們提出一則新聞情境，請她做創意發想：
面對長照人力短缺，英國積極投入資源研發照護機器人。然而，這項應用卻隱藏一項悖論：為了確保機器人運作如常，必須有額外人力來排除故障、清潔與充電，反而造成了照護人員的負擔。「我們不想照顧機器人——我們希望機器人來照顧我們。」一位受訪者表示。
更有專家擔憂，引入機器人可能導致照護人員的薪資降低，或讓他們淪為維修人員，令原先讓照護者有更多時間間陪伴長者的美意成了一場空。
我們好奇，若由她來做改編，會選擇以哪一個視點？為什麼？
「我想要從機器人視角出發來討論這個故事。」她說。
楊小蠻是新聞系本科，過去主要從事文字工作。在辭去工作以後，她恢復觀影習慣，並深深的被電影的多義性所吸引。
什麼是「多義性」？我們可以做如此想：相較電影，新聞文字是塊無色的玻璃，任何人都可以穿透它無偏無倚的接收訊息──這可能不符合日常經驗，但確實是項理想。而楊小蠻說，電影的趣味性，從來不獨立存在於情節之中。故事可以是很相似的，但交到不同導演手裡卻可以是紛呈的樣貌。於是她在乎起電影的製作方式，最終選擇了電影學院進一步深造。
第一部短片作品《女孩》確立了她的電影人身分，那是個高中女孩販賣初夜的故事。鋒利的題材選擇，也預示了她日後作品中一貫的，對道德灰色地帶與隱性暴力的敏銳度。我們似乎能將這份洞察力與她的新聞背景連結，但那也太想當然爾──以傳播訊息為目的，一經送達即過保鮮期的新聞，與旨在為事件賦予意義及方向的電影，二者間的邏輯截然不同，真能如此輕易地做到轉身銜接嗎？
「新聞雖然是即時性的，但新聞的基礎是故事的線索。」她會思索吸引到自己關注該條新聞的原因是什麼──其中必然隱藏著個人對事件採取的視角、所抱持的態度。此外，她也將人物視為電影最重要的元素，而新聞無疑能提供真實的人物基礎及動機。
二者切換之於楊小蠻，是自然而有效的。以我們提出的照護機器人情境為例，新聞採用的是人類中心視角，基於照護人員及長者的權益福祉為考量；楊小蠻則反其道而行，選擇了機器人，「現階段，機器人還處於比較『低幼』的狀態。在我的故事裡，它不具備更高的智商能力反噬人類，單純想做好服務人類的工作。」
但這項被預設的目的卻難以達成，機器人無法以人類的方式去思考及理解情感。「也許在老人去世之前，機器人終於學會了某種情感；但隨著老人離世，等待它的結局要麽是被重啟系統，要麼是被作廢扔棄。
「之前的過程好像都喪失了意義。」
我們沒有進一步追問她這個故事可能的核心提問──也許有關愛與悲傷是否是人類專屬的權利，或者機器人對人類的服務義務會否因為內在情感、目標覺醒而解除──但她已經示範了新聞如何因為視角、立場，甚至個人心情的不同，產生意義的偏移。
或許，能從新聞文字裡看出生命力，正是創作者的特徵？
真實是故事的基石，但電影畢竟是感性的產物。在意識到純粹真實到電影真實存在著距離後，她仍在尋找二者間的橋梁。可以確信的是女性故事、屬於人的道德困境，永遠會是她的首選。「因為我無法迴避自身的生活經驗和體會。」
今天回看《女孩》，楊小蠻發現自己當時無論是寫作劇本抑或拍攝過程，更多是仰賴直覺。幸運的是，電影學院裡導師的指導與協助、《女孩》在多個電影節獲獎，都讓她這個剛剛踏入電影行業的人，得到適時的檢驗機會。
那這次來台參加金馬電影學院，又有些什麼收穫呢？
她答道，金馬電影學院是個瞭解其他創作者的思考方式的良好平台。共識固然難以形成，自己想保護什麼想堅持什麽，在此過程中卻會變得更加清晰。
她形容這次的學院短片作品《外面的膨脹》是「所有導演的最大意志」，劇本是所有人一起選擇的，大家都挑選了自己最想拍的幾場戲，也互相給對方當場記，後期的剪輯、調光、聲音設計，更是無役不與。她尤其想感謝由曾任《白衣蒼狗》製片的朱芸廷帶隊的製片組，「懂戲、懂表現、懂導演的意圖。無數個徹夜未眠的時刻，都有他們在旁邊安靜陪著。」
同一時間與這麼多有個性的人相處，有時她也會忽然抽離出來，觀察旁人的性格來處，「能在金馬電影學院認識這些人，對我來說已經是非常神奇的事情了。」
「電影學院讓我最深刻的感觸可能是電影值得。」楊小蠻說。
「在這個像烏托邦一樣的環境中，電影依然被非常認真和專業的創作和對待──在這之外，感覺像末世。」她笑了笑，「這種感覺是支持我繼續創作的一種動力。」
「畢竟除了參加電影節，創作這件事是極其孤獨的⋯⋯。」
▌採訪報導：康樂｜照片出處：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