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畫夢或惡夢，我畫我自己的現實。」
我們不會故作姿態地稱呼芙烈達有一種個性美，而是情願相信種種別於陰柔印象的特徵都是從骨子裡竄出來的。極為強悍、每每與生命磨難抗爭，令她看起來是如今的模樣——畫中的模樣。
芙烈達完全有理由軟弱。先天脊椎發育便有缺陷、童年時罹患上小兒麻痺症，讓她終生都得忍受慢性疼痛，也令她習慣穿著長裙以遮掩變形的右腿；成年後，當她準備進入醫學院時，一場嚴重的交通事故再度帶來重創，那也讓她酗酒、藥物成癮，甚至使用毒品以緩解肉體痛苦以及隨之而來的憂鬱。
芙烈達還遭遇過什麼呢？她嫁給一個年長二十歲的男人，而那男人終生都在搞婚外情，她與一名來自蘇聯的流亡革命家成為知交，革命家卻在境外慘死於國內政敵之手，她多次流產，晚年因為壞疽而不得不截肢……不幸往往能為藝術家帶來光環，人們相信那是——即使對當事人異常痛苦——灌養藝術的養分。
的確，誰也無從推翻這樣的判斷，但是不是一定要將這些畫作視為帶有浪漫色彩的昇華呢？或者我們可以認同，它們是藝術家坦然面對其憂慮憂傷的一種方式？所以芙烈達才有那句話：「我們能忍受的遠比想像的要多。」
芙烈達主要透過自畫像的形式，在藝術史上留下身影，而她的繪畫實習全發生在車禍後復健的病榻上：作為消磨時光，一個人面對畫架上的鏡子。在結識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以前，她便接觸過超現實主義運動的畫作，儘管未曾瞭解超現實主義所思所想，卻深得該流派的精髓：她的畫作，是個人生理心理痛苦的最直觀呈現，無論是喜樂或哀傷，都包含著芙烈達．卡蘿其人其魂的一部分。
她的身心滿目瘡痍，也諷刺地構成其肖像畫的魅力，惹人著迷。透過比對她早期的兩幅肖像畫，我們察覺意識上的改變。芙烈達的首幅肖像畫，作成於與初戀情人亞歷杭德羅．高梅茲．阿里亞斯（Alejandro Gomez Arias）熱烈期間，他們是一對有緣無份的戀人，訂婚，卻遲遲未步入禮堂。這幅畫作最吸引人注目的是從袖口伸出的手，彷彿等待著承諾——這種柔美的呈現，是芙烈達此後作品不復見的，同樣值得留意的是畫中人物身上文藝復興風格服飾，那似乎是桑德羅．波提切利等文藝復興時期的知名大師帶來的影響。
這些浪漫色彩在她與阿里亞斯分手，開始與後來的丈夫，藝術家迪亞哥．李維拉（Diego Rivera）來往期間被洗脫，第二幅自畫像更貼近從今往後對自我形象的描繪，她穿著傳統的墨西哥服裝，神情肅穆，且更清晰地呈現了面孔上的陽剛色彩，尤其那濃濃的一字眉。
有論者指出，正是與迪亞哥．李維拉的來往，讓芙烈達認識到坦率不羈才是藝術家最重要的個性，使她成為真正的藝術家——這樣的見解肯定讓某些人感到不快，但確有幾分道理。最明顯的例子，是芙烈達與迪亞哥成婚時的紀念作品〈芙烈達與迪亞哥．李維拉 〉（Frida and Diego Rivera），畫中的芙烈達以肢體語言表達了她對丈夫的愛與敬意——你會發現她的頭是傾向迪亞哥的，然而，迪亞哥卻側背對著她，流露出的就算不稱之為冷漠，至少也該稱為疏離的態度。這幅畫暗示了二人婚姻的複雜性，更精確而言，芙烈達打從一開始就確定她不能（某種意義上，也不願）像傳統婚姻那樣「佔有」對方，她毋寧是抱持更現代的自由戀愛信仰，來處理這段關係的複雜性，卻也表現著絕對的臣服。在給迪亞哥的信上，芙烈達赤裸地寫道：「你的雙手、綠色的雙眼無可比擬……你是黑夜的鏡子，奪目的雷光……，你的腋窩就是我的避難所……。」，在芙烈達的回憶中，她一直是藝術中的酒神的女信徒，迪亞哥的一言一行，都是點亮她每一顆細胞的星辰。
1932年芙烈達首次流產後，流產、墮胎等主題便成為她的繪畫中的常見主題。〈亨利福特醫院 〉（Henry Ford Hospital）是全然超現實的場景，絲帶就像臍帶一樣，自她流血的身體與六個符號相連，其中一個是男性胎兒——這傳達了她對擁有男孩的渴望，蜗牛可能象徵流產的過程，花朵則是迪亞哥帶到醫院給她的禮物，骨盆則暗示著無法完全復原的舊創。儘管符號難以破譯，那都傳達著藝術家對周圍事物的依戀、在生育問題上的掙扎。
《破碎的圓柱》（The Broken Column）是芙烈達的生涯代表性，創作於她在經歷過一系列脊椎手術後，必須穿上金屬緊身胸衣以緩解持續的劇痛。畫中的藝術家身處一片荒原，被緊身衣所固定，彷彿不那麼做身體便要分崩離析，裸露的脊椎同樣傷痕累累。儘管畫中處處顯露著悲痛，芙烈達卻也以挑釁的目光注視著觀眾。脆弱，但堅韌，是《破碎的圓柱》帶給觀眾的衝擊。
1946年的《希望之樹，保持堅定》（Tree of Hope, Remain Strong）進一步強化《破碎的圓柱》的訊息，畫中呈現了兩個不同的芙烈達形象：一個剛剛動完手術，縫合的傷口還未拭淨血液，另一個則端坐著，手中的旗幟上繡著「希望之樹，保持堅定」這句座右銘。背景依舊是破碎的大地，天上的日月、白晝與夜晚的對比，卻也凸顯了芙烈達面對苦難生活的信念。
芙烈達生前最後一幅自畫像《迪亞哥與我》（Diego and I）創作於1949年，是對她與迪亞哥的關係的一次深沉回顧。儘管藝術家評論經常出軌的丈夫時總是採取公允甚至揶揄的姿態，但《迪亞哥與我》展現了那樣看似蠻不在乎的態度下複雜的情感，是真實的痛苦與折磨。
在此，芙烈達的頭髮與相較顯得狂亂，不再服順，目光哀愁無奈，滑落一滴滴淚水。最引人注目的是她的額頭，迪亞哥的形象——他擁有一隻全知之眼——被鑲嵌在那裡，強烈提示著那就是洞悉她內心的門戶，迪亞哥就是她的思想和情感的主宰。而迪亞哥顯得對愛人承擔的一切無動於衷。這種對比凸顯了芙烈達在感情中所處的被動地位，芙烈達將迪亞哥視為視為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另一方面，又對他的背叛感到憤恨不平。
1954 年芙烈達過世後，採火葬的方式與世界告別。據說——真的是據說，有目擊者指出在遺體進入火化爐時，瞬間的高溫讓她「坐」起來了，引燃的頭髮令她的臉龐彷彿被光芒映照。這場景該稱作驚悚還是奇幻？接著又發生什麼事了？
也許在素有魔幻寫實傳統下，發生什麼都順理成章。種種無法解釋、荒誕古怪的，之於中南美洲大地都是現實某個碎片、環節的側寫。如同芙烈達．卡蘿，繪畫是她用來盛裝肉體疼痛及情感壓力的瓶子，再現創傷經歷不純粹是為著精神上解脫，而是拒絕對現況感到難堪及恥辱。在藝術中，她接受了自己所是，何以如此，從而觸碰到人類共同的命題：生命、愛、痛苦和死亡。正是這些也令我們千瘡百孔。
▌整理報導：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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