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倒作為方法,毀滅是唯一核心:新表現主義大師喬治.巴塞利茲|cacao 可口

一個被毀滅的秩序、一片被毀滅的風景、一群被毀滅的人民、一個被毀滅的社會⋯⋯ 這排比句有種陰暗的詩意。

不幸的是,那也是戰後德國人民切膚之痛。於是有人說,我看透一切秩序了,我不再重建任何秩序。他就是4月30日剛剛辭世的德國藝術家,喬治.巴塞利茲(Georg Baselitz)。

誰是喬治.巴塞利茲?兩個多星期來你可能已接觸過不少相關資訊,新表現主義大師,或者他將主體上下顛倒的作派,但也許只有「毀滅」兩字,大抵能夠貫穿他一生的創作態度,即使是晚年一系列重訪生涯早期作品,視覺上看來更明亮且輕盈的「Remix」計劃,也是再掀歷史瘡疤,從原來的哀働、憤慨,變為荒誕的小丑劇。

借用魯迅一句話,「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

在這層意義上,巴塞利茲的作品是確實的表現主義喜劇。

《Die Nacht im Eimer》,1962年與2005年版本。 Photo via DerStandard
《Die großen Freunde》,1965年版本。Photo via Mutual Art
《Die großen Freunde》,2006年版本。Photo via L’art moderne

面對毀滅。持續地。

巴塞利茲生於1938年,當時他的名字是漢斯-喬治.科恩(Hans-Georg Kern)住在一處名為德意志巴塞利茨(Deutschbaselitz)的村莊裡。德意志巴塞利茨雖是座小村莊,卻很不幸地位於德勒斯登,在二次大戰末期被推上了德國國防軍與蘇聯紅軍交火的最前線,並且在戰後被納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版圖。

青年時期他曾進入官方美術學院,但很快因為反感鼓吹清新健康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而遭到退學處分。1957年,巴塞利茲先轉入西柏林美術學院就讀,並於1958年離開東德。1961年,漢斯-喬治.科恩搖身一變,成為喬治.巴塞利茲——與生養他的那條村子同名。

去到西德,一部分是受到西方現代藝術如表現主義、抽象藝術的吸引,值得玩味的是,當他來到西方時,新潮流已經襲來,波普藝術、觀念藝術,才是藝術圈炙手可熱的新寵兒。但看在巴塞利茲眼裡,那不夠。它們太冷太抽離,無法處理歷史創傷。於是他走上了一條具象、粗暴的道路。

1963年首次個展中,他憑藉《Die große Nacht im Eimer》(桶中的大夜)一鳴驚人——或說驚世駭俗。彷彿嫌未經修飾、宛如腐敗的筆觸不夠似的,巴塞利茲在陰沉凝重的背景前,還安排了一名身材比例怪異,把玩自己的陽具的男性。

開展兩天後,《Die große Nacht im Eimer》與另一幅作品《Der nackte Mann》(裸體的男子)被指為淫穢,一同遭到警方以違反公序良俗沒收。

《Der nackte Mann》,Photo via T-Online

在時人看來,畫中的那名畸形男子依稀蓄著希特勒標誌性的髮型及鬍子——但即使你什麼也沒看出來,大概也不難猜想這兩幅畫為什麼遭到沒收。但「違反公序良俗」其實有不同方向的解法,比如說在《Die große Nacht im Eimer》與《Der nackte Mann》,暴露的陽具並非情慾勃發的象徵,而是攻擊武器。

巴塞利茲是這麼形容的「一種攻擊性行為或震撼」(aggressive act or shock),劍指戰後的西德社會。

對戰後歷史有些認識的讀者可能曉得,戰後美國曾推出經濟援助計畫「馬歇爾計劃」,在德國,那促成西德工業爆發式的發展,從一敗塗地中迅速恢復,甚至引領歐洲經濟成長,被譽為德國的「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一片榮景中,納粹德國的陰暗過去似乎已被置之不理。

對此不滿的巴塞利茲決定用引人生理不適的粗俗打破此一虛假秩序,《Die große Nacht im Eimer》在中文語境裡一般被譯為《桶中的大夜》、《流失的深夜》或《毀滅的大夜晚》,但巴塞利茲的本意可能更傾向第一個譯名,「große Nacht」語帶雙關,是「狂歡之夜」也指「青春期性覺醒之夜」,而這一切付諸東流(im Eimer,流進水桶,有搞砸、浪費之意),隱喻了畫中人物自瀆後的羞恥及空虛。

那呼應了巴塞利茲在其「萬魔殿宣言」(Pandämonisches Manifest)的主張:以醜陋與淫穢作為武器,撕裂戰後社會的體面外衣。推動這種原始、暴力、身體性的藝術語言的,是極其強烈的憤怒。

接下來的《Helden》(英雄)、《Neue Typen》(新類型)延續了他對男性身體的羞恥、破碎的描寫,畫裡的人物的頭身比例明顯變形,他們衣衫襤褸,晃蕩或被棄置在毀滅之後的大地,徬徨無依。1965年的《Die großen Freunde》(偉大的朋友)是巴塞利茲創造力巔峰的縮影,兩名男子並立,他們是狹道相逢卻形同陌路,或疏離中仍有一絲連結?若有,那也只會基於共通的特質:無力、孤獨、脆弱、笨拙⋯⋯ 悲傷無望的特質,與「英雄」系列標題構成深刻的反諷。

《Der Rebell》,Photo via Museo Guggenheim Bilbao

如果《Helden》的對象是在大戰中飽受砲火洗禮的德國(男)人,那與《Helden》相鄰的《Neue Typen》系列,指向的則是戰後的「新人」,他們不再只著制服或軍裝,有時甚至以藝術家的形象出現。那或許是比身受重傷的軍人更強烈的叛逆,他們在納粹、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絕不會受到青睞的男人,卻依然要強撐病軀——這是完全不被理解的倖存者的肖像。

《Ohne Titel (ein neuer Typ)》,Photo via Artsy

今日巴塞利茲最知名的「顛倒」,則奠基於1969年。那可不是把完成的作品倒過來掛那麼簡單,他是一開始就把主題想像成倒立的狀態來作畫。除了讓觀眾先留意到顏料的物質性、筆觸,你還可以將藝術家這麼做的目的理解為一種疏離化效果,而且是更進一步地隔開我們與敘事,削弱對於畫作的情感投射。

《Der Wald auf dem Kopf》,有識者認為,巴塞利茲的顛倒手法是秩序毀滅的表徵,藉著強迫觀眾調整視角與視覺習慣,強調世界的不可靠,並讓繪畫重新獲得自由。
《Elke I》是巴塞利茲創作的第一幅倒置的妻子肖像。正面凝視應有的情感,因為顛倒而被移除,顯得疏遠陌生。Photo via Mutual Art
《Kopf Und Flasche》將人體與靜物倒立,筆觸流動的方向進一步喚起觀眾重力消失的意識,也切割了形象,強化破碎感。Photo via Mutual Art

晚年的巴塞利茲筆觸依舊狂暴,依舊強調色彩疊加與質感表現 ,但也多了一絲自省意味,諸如衰老、時間等主題進入他的作品,長久重複出現的死亡,亦有不同的模樣。

《Das letzte Selbstbildnis II》為藝術家的自畫像,難以分清那是蒼老扭曲的身體,還是眷戀人世的幽靈。似乎龜裂的皮膚,傳達著老年的荒涼。Photo via SFMOMA
《Elke》晚期肖像系列,該幅繪於2012年。妻子是巴塞利茲持續創作的主題之一,二人間的距離似乎不因步入晚年而褪去,卻是時間流逝下共同脆弱的見證者,是記憶,也是陪伴。Photo via CultURIEUSE

終其一生,巴塞利茲都維持著挑釁者的姿態,他曾言每創作一幅畫都是場戰鬥,這樣的戰鬥反映在他遞進的風格中,每一個時期都摧毀著前作所樹立的規則。也許——只是也許,他認為的藝術是種不息的自我迭代,為的是讓毀滅繼續。

這裡沒有安慰,也不該有安慰。因為人類的創傷也是亙古彌新的。

企劃編輯: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