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6年，約瑟夫．尼塞福爾．涅普斯（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在法國拍下第一張照片，到今天剛好兩個世紀。攝影，它永遠改變了人類紀錄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紀錄和理解。如果這聽著有點庸俗，那是因為單從媒介的角度去詮釋，以至於兩個再普通不過的詞都變得神秘兮兮的。但攝影的確是神祕的，因為它並不止於一項新媒介，在職業的、業餘的攝影師，甚至攝影生手上，都是個人生命經驗對世界的一次拆解及重構。
更精確地說，發乎生命經驗，止於技術水準。
一切都發生在那1/250秒間。
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阿爾勒攝影節（Les Rencontres d’Arles）以「重讀世界」（Des mondes à relire）為主題呈現來自世界各地作品，著重展現哪些事物永恆不變、哪些事物正在改變，又有哪些事物將我們彼此連接。
「在一切都在推動我們走向簡化、對立和精簡的時代，我們希望第57屆阿爾勒攝影節能夠反其道而行之⋯⋯我們希望人們能夠審視這個有時令人不安的世界，同時不斷從中探索美、連結和自由的真諦。」
攝影能夠抗拮一個走向簡化的世界嗎？
不，攝影不能。但攝影師可以。
Harry Gruyaert – A Sense of Place
地點：法國聖馬丁杜梅讓小教堂 （Chapelle Saint-Martin du Méjan）
時間：2026年7月6日～10月4日
誰是哈利．喬治亞特（Harry Gruyaert）？他是個拍彩色照片的。
這不是廢話，因為在攝影史發展的某一個階段，用彩色底片創作是件罕見，甚至引人側目的事情。實際上，直到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嚴肅的攝影創作都是採用黑白形式。
舉個例子。布列松就對彩色攝影有意見，認為那純粹服務於商業目的；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當布列松玩膩攝影、重拾對繪畫的興趣後，他的版畫作品就是找來喬治亞特協助上色。
這項逸事能說明的很少——至少不能說明喬治亞特的作品如何讓人屏息，第一眼就是。
那是什麼？有人拿它們比擬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激賞其中遺世的孤獨；但按喬治亞特的說法，他的視角可能更多源自於六零年代的普普藝術。一九六八年，他在紐約學到了用幽默感去挖掘平庸事物的視覺趣味，從此他在拍黑白底片時注重人物的特質，拍彩色底片時則留心環境的一切。結果便是這些絢麗照片——你說他拍的是現代社會的荒蕪，或許是吧，但它們都因豐富的細節而饒富趣味。
William Klein – This Way to Heaven
地點：法國普羅旺斯阿爾拉唐博物館小聖堂（Chapelle du Museon Arlaten – Musée de Provence）
時間：2026年7月6日～10月4日
「我從來不是攝影圈的人，對攝影的規則毫無興趣。但相機能做到一些其他媒介無法做到的事情⋯⋯例如顆粒感、對比度、模糊效果、歪斜的構圖、消除或誇大灰階。我覺得應該展示這些可能性，證明這種使用相機的方式與傳統方法一樣有效。」
威廉．克萊茵（William Klein）的職業生涯從畫室起步，曾在法國立體派畫家費爾南．萊熱（Fernand Léger） 工作，後者給他的教誨是：「去他媽的畫廊。去他媽的收藏家。別管這些有的沒的，你們的課題是如何融入這座城市。」
克萊茵先是從自己的抽象畫背景出發，在暗房運用他所知的平面藝術、繪畫、炭筆畫技巧，運用到照片沖洗上；回到紐約後，他開始在街頭拍照，那為他日後與《Vogue》的合作奠定基礎。
1953年 起，克萊茵開始在《Vogue》發表作品。一開始他對時尚攝影是牴觸的，「真正讓人印象深刻的攝影師只有歐文．佩恩（Irving Penn）與理查德．阿維頓（Richard Avedon），其他的攝影師流於形式，我越看他們的照片，就越覺得他們的作品背後沒有什麼真正有趣的想法。」
克萊茵打破常規，將模特兒帶入真實的巴黎街道、車流、屋頂，並使用長焦鏡頭拍攝，讓模特兒呈現自然且幾乎不擺拍的狀態，這種時尚與紀實的結合，在當時的人眼中是別開生面的，他因此一炮而紅。
但克萊茵是怎麼看時尚的呢？「都是洗腦和胡說八道。」日後他更拍了一部長片《波利．夢古，你是誰？》（Who Are You, Polly Maggoo?）嘲諷時尚的無意義。
終其一生，克萊茵都維持著粗野、尖銳的姿態，他顯然有把萊熱的話聽進去。也可能聽得太進去了。「This Way to Heaven」回顧了他的攻擊性風格，呈現克萊茵如何用影像批判消費社會、種族議題與都市異化。
Ming Smith – Wandering Lights
地點：法國聖安妮教堂（Église Sainte-Anne）
時間：2026年7月6日～10月4日
明．史密斯從小便與攝影結緣，在她記憶裡，父親有一台 Argus C3相機，母親則有台Kodak Brownie，史密斯從未看她使用過，也因此家裡總是有新底片用。上幼稚園的第一天，她就帶著母親的相機到學校去。
這批照片如今已不可考。我們知道的是，她後來取得微生物學學位，並在70 年代初搬到紐約開始模特兒工作，她曾與詹姆斯．摩爾（James Moore）和亞瑟·埃爾戈特（Arthur Elgort）等傳奇時尚攝影師共事，後來更加入黑人攝影師團體「Kamoinge」，是該團體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女性成員。
說來有趣，史密斯加入該團體的契機，其實是在一次無意中聽到其中兩名成員在爭論攝影究竟是種藝術形式還是懷舊的象徵，最後他們達成的共識是，攝影並非懷舊。
在史密斯那裡，她並未給該事件賦予過多意義。但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觀念貫穿了她一生的創作。在「Kamoinge」，她認識到攝影有其獨特的語言、歷史，講究構圖和色調，她也將自己所學沿用到攝影技巧的探索上。
「觀察微生物最令人著迷的是和諧。無論是什麼生物，那都令人嘆為觀止⋯⋯在微生物學中，我體驗到了更深層的運動和平衡，它具有驚人的視覺衝擊。當我攝影時，我會運用這種和諧感來尋找最佳畫面。我跟隨直覺，要嘛成功，要嘛失敗。」
展覽「Wandering Lights」呈現她自1970年代以降的創作，史密斯經常使用多重曝光、模糊與戲劇性光影，創造出超越傳統紀實的影像；其鏡頭對準非洲裔美國人的日常生活，卻將之引入隱晦、靈性的領域，她也是第一位作品被MoMA收藏的黑人女性攝影師。
順帶一提，史密斯也是名爵士迷，最喜歡的歌曲是邁爾士．戴維斯的《Sketches of Spain》與愛麗絲．柯川的《Reflection On Creation And 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