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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06

個人主義的神祕社會|cacao 可口雜誌

每年的秋天,獵戶座一定會出現在夜空裡,同樣,每年的春天,一個奇妙的星群一定會出現在地球上:一部接著一部的浪漫愛情喜劇,以及穿梭其間尋找真愛的男男女女。不過這裡面並不包括那些宅男宅女。

她凡事淡定,不懼艱難,事業成功,如今單身;他多愁善感,創意無限,有一間神秘兮兮的大房子,如今獨居。物質與成功不能緩解他們的孤獨於未然。他試著學做飯;她蒐集黑膠唱片。他在與朋友的打屁聊天中尋求溫暖;她在辦公室裡通宵加班。後來有那麼一天,她最好的朋友,也就是她的單身媽媽,說她的生活應該要改變了:她正在浪費大好青春,將來可是會孤獨終老的;在城市的另一端,他的已婚死黨們把同居生活的樂趣說得天花亂墜。這一點用也沒有。正如看電影的開頭就能猜到結局,看看女主角如今的狀態,我們就能勾勒她的生活:窩在沙發裡,穿著休閒短褲,正在將第三杯紅酒一飲而盡,另一隻手則從 Dreyer 冰淇淋桶裡挖著雪糕。他和她正在看同一部節目(他的茶几上放著喝了一半的威士忌,膝蓋上放著中國餐館外賣)。雖然這種場景總會讓人聯想到浪漫愛情故事,但對於身處其中的人而言卻毫無用處。他們就是單身一人,而且活得並不好。從電視螢幕上的光影來看,他們似乎正在看關於入侵波蘭的節目。

沒什麼比獨居的宅男宅女更讓人心情鬱悶的了。對許多人而言,這種生活方式簡直是墮落,而且讓人想到 Theodore John (美國數學家、罪犯。綽號「大學炸彈客」。在1978年到1995年,他為了對抗現代科技而舉行了全國性的放炸彈行動,以郵包或放置炸彈的形式造成3死23傷)或怪物 Shrek 這種怪胎。獨居生活真的這樣不堪嗎?除了隱居的修道士,不過他們其實也是住在一起的。幾乎所有獨居的人都會被施以憐憫的目光,而過得風生水起的獨居者則會被認為並沒有完全與世隔絕(哪怕像 亨利·大衛·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這種大力提倡隱居的人,也會定時定候到康科德吃媽媽做的菜,光顧一下地方酒吧)。而且,這個國家的文化無處不在宣揚共處的好處:《脫線家族》 ( The Brady Bunch ),華盛頓大遊行啦或2009年的洋基隊等等。而自己一個人待著則被視為失敗的表現。

不過,當代獨居生活的情況很複雜,因為那些讓人可以獨自居住的條件——經濟穩定、思想獨立、把盤子都用完了以後還有錢買洗潔精,都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所讚賞的。而且,最近的人口統計顯示,獨居這一現象並沒有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而減少,反而呈上升之勢。1950年,美國獨居人口為400萬,今天,這個數字幾乎變成了原來的8倍,也就是3100萬。美國人的結婚年齡越來越晚(男性平均婚齡為28歲),家庭生活的樂趣也在縮水(一半的夫妻最後都會以離婚收場)。今天,超過一半的美國人單身,有1/3的戶口只有一名住戶,500萬35歲以下的成年人獨自居住。在某些個週末夜晚,知道一下這些數據或許有點用處。

紐約大學的社會學家 Eric Klinenberg 多年以來都在研究獨居問題。在《獨角戲:獨居風潮及其吸引力》( Going Solo: The Extraordinary Rise and Surprising Appeal of Living Alone )一書中,他以一個局外人的身份層層解析這一現象。Klinenberg 研究芝加哥1995年熱浪的時候,第一次接觸這個不斷擴大的獨居群體。數以百計的獨居者在那場熱浪中死亡。這不僅僅是因為溫度,還因為他們沒有社會支援網絡。”沉默、隱蔽,他們形成了一個城市調查員口中’獨來獨往者的神秘社會’ ”,Klinenberg寫道。他希望在《獨角戲》中探討這個神秘社會除了自然災害意外,還會經歷些什麼。在7年時間裡,Klinenberg和他的調查小組採訪了300多位獨居者,還有那些讓獨居生活成為可能的看門人、規劃師和設計師。他們的樣本囊括了獨居生活的一切,從中途旅館到養老設施,並在奧斯丁、德克薩斯、芝加哥、洛杉磯、紐約、舊金山、華盛頓和斯德哥爾摩7個城市進行了田野調查。

結果出乎意料。Klinenberg的數據顯示,獨居並非社會畸變的結果,而是主流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必然副作用。婦女解放、都市化擴張、通信技術和壽命延長——這四個因素勾勒出了這個時代文化的輪廓,而每一個因素都會導致獨居的增加。女性不再被牢牢捆綁在育兒和家務上,她們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自己選擇結婚和生子的時間,享有離婚自由。起源於電話並迅速發展到臉書的「信息革命」消解了社會生活和獨居之間的分界線。都市文化的社會多元性和便利設施,如健身房、咖啡店、外賣、自助洗衣店等等,則能夠極大地滿足自主生活的需求,讓一個人過也能過得心曠神怡。隨著現代醫學的急劇發展,壽命的延長讓一些原本有伴的人晚年不得不獨自生活。到2000年止,62%的喪偶老者獨自居住,這一數據在可見的未來肯定不會下降。

這一人口統計數據之所以能變成一個社會學問題,是因為「追求幸福」這一要素:一般而言,獨居是人們自主選擇的結果還是不得已而為之?Klinenberg認為獨居能夠提供一種「有益的孤獨」:這可能「是我們恢復精力並重返社會的必需階段」。然而他所採訪的人物並沒有明顯地恢復精力,也沒有重返社會。他們沒有安全感,既放不下自由又汲汲於社交。他們焦慮、快活、偶爾害怕。一句話,他們正在體驗一種複雜的情緒,而這種情緒是許多人,包括非獨居者,都會體驗到的。

比如從事電影業的紐約人Kimberly,她在發現自己已年屆三十卻仍孤身一人時感受到了危機。她埋首工作,晚上卻只能用電視影集催眠自己。「我過了很久才明白,一切都不會像在校園時一樣了,不會有人沒事就來看看你。」

讓Kimberly改變這一狀態的是一個決定:她要買一間房子,為將來的獨身生活做準備。她變了一個人,又開始舉行宴會,做自由職業,試著上約會網站,聯繫「自主單身媽媽」這一機構,為領養孩子做準備。這究竟是自我覺醒還是自暴自棄?Kimberly承認:我並不想自己爬高爬低掛窗簾。我一直覺得會有一個情人或愛人替我做這些。然而自主性作為一種理想,卻讓她感到快樂,因為這不會讓她覺得低人一等。

有些人是因為不想定下來才保持單身的。我們在另一部分讀到了 Justin 的故事。他是個大學畢業後就來到紐約的年輕人,覺得自己一個人住很難擴展交往圈子,便搬去與朋友同住。雖然 Justin 並不想室友過多干涉自己的社交和內務,但他們的確彼此干擾。室友侵占他的空間和隱私(如果你帶一個女孩回家,不僅那個女孩會留意到你的室友,你的室友也會留意到她),讓他不能隨心所欲地生活。他隨後就搬出來一個人住了。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成長起來的人都接受了這樣一種想法:他們應該過自己想過的生活,用自己的規則建立自己的王國。這種信念,——被Klinenberg稱之為「個人主義狂熱」——也許是美國文化裡最普遍的理想了,這也是不少單身獨居者的生活信條。如果你雄心勃勃,而且要在事業上闖出一條血路,那獨居就是最迅速的成長方法。那些自己住的人腳步輕便(只要工作需要,說去哪就去哪),時間更機動(沒人等著他們回家吃飯),也沒什麼經濟負擔,一人吃飽便全家不餓。他們在攀登事業高峰時是輕裝上陣的。對於那些特別想幹一番事業的年輕人來說,太早組成家庭有一定的風險:萬一婚姻是愛情的墳墓呢?「對正在成長的新一代專業人員而言,二三十歲的並不是結婚和組成家庭的年齡。」

Klinenberg的研究顯示,真正的獨居和人們的想像迥然不同。獨自生活的人並沒有與世隔絕,相反,因為能夠控制自己的生活環境,他們正在一點一點往上爬。而且,獨居並沒有讓個體感到孤獨,但可能會對集體造成損害。單身生活從本質上來說是自利的:它要求事無鉅細(從經濟獨立到買洗潔精),都要保證自己的自主性,而且很多時候讓獨居者彼此分擔的責任感減少。

對個人來說,這可能挺佔便宜的。然而隨著人數的增多,這就很成問題了。在一項田野調查《單人保齡》( Bowling Alone ,2010)中,哈佛政治科學家  Robert D. Putnam 發現,「社會資本」在30年中不斷下降。所謂「社會資本」,指的是一張將人們聯繫起來共同完成事物的支持互惠網絡。他發現從家庭教師協會人數到晚宴再到紙牌遊戲的數量都在減少,不過這項調查的重點是市民參與也在減少。在1973年到1994年,在任一地方機構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減少了一半,同一時間內,35歲以下的報紙讀者急劇減少,同樣減少的還有投票率。為什麼會這樣?Putnam把矛頭對準了二戰後的文化轉變:休閒的個人化(比如看電視),以及因通勤族、雙薪家庭和單親家庭的出現而導致的家人相處時間變少。「舊有的社會網絡傷痕累累,甚至已經被破壞了,兇手則是科技、經濟和社會變革。」

也就是說,Putnam認為導致現代獨居現象增多的個人主義思潮,同樣對公共機構產生了破壞。而且,與Klinenberg不同,他對科技在社交上的影響力並不樂觀,也不認為獨居現像是好事。Putnam認為數字通信所提供的溝通交流太弱了,不足以彌補交流技巧的消減。他指出,良好的社交應該是網絡生活的前提,而非其結果,如果失去了現實世界的藍本——比如說:在雜貨店遇到網友的這種可能性,網絡聯繫會失去作用,充滿了欺詐,而且顯得怪異。更重要的是,現實世界的互動常常會讓我們不得不面對多樣性,而虛擬世界更多的是均質性。人們會失去在必要時互相溝通的能力。科技也許會讓我們不感到那麼孤獨,但他並沒有改變我們獨處的事實。

《單人保齡》誕生於10多年前,在科技時代這可算得上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然而這十多年的時間卻強化了Putnam的擔憂。一些書再次表明了他們對臉書時代的看法。其中一本是麻省理工大學心理學家 Sherry Turkle 寫的《一同孤單:為什麼我們依賴技術多於彼此》(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2011),反駁了數碼聯繫的一些基本承諾。她認為歸屬感非但沒有因為科技而加強,反而「在虛擬社區昏暗的光線中」逐漸消失。

Turkle並不是科技懷疑論者。她的前兩本書《第二自我》( The Second Self ,1984)和《生活在屏幕上》( Life on the Screen ,1995),都展望了數碼聯繫的未來。但是從那以後,她的熱情就消退了。如今,她對孩子們都發訊息而不打電話而感到不安,為自己一本名為《與機器人的愛與性》( Love and Sex with Robots)的書而感到不安。她覺得技術一方面讓我們的社會成就感越來越淡薄,另一方面也讓我們對獨處感到心安理得。「要品味孤獨,你必須能夠與自己獨處。」但很多人發現,因為有了網絡,他們哪怕是自己在湖邊、海邊和山上,都沒辦法真正獨處。她的研究假設是,通過科技手段聯繫從本質上說只是一種選擇。可是另一種選擇在哪裡?她極力推崇面對面的交流,這種渴求在許多此類研究中都可以看到。在《團聚:儀式、愉悅和合作政治》( Together: The Rituals, Pleasures, and Politics of Cooperation 耶魯出版社)中, Richard Sennett 認為,合作是一種技巧,在不久以前,這種技巧是每個成年人都一定要學會的。如今,我們在工作中和學校裡都喪失了這種充滿挑戰性和多元性的工作,他擔心這會讓我們沒法接受這種必要訓練。「現代社會正在生產出一種新型人格,這種人無法應付形式嚴苛複雜社會交流,所以只能宅起來」。這本書很引人注目,但有它的局限性,如果 Sennett是在一個錯誤的地方尋找合作呢?《團聚》通篇講的都是散亂而有生產力的協作,卻完全沒有提到維基百科。

在數碼時代這個大環境下,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並不是是否應該用科技來緩解孤獨感,而是如何利用科技來緩解這一感覺。2012年10月的一天,一個剛剛被女友甩了而且老走霉運的紐約人 Jeff Ragsdale 在曼哈頓發傳單。傳單上寫著「如果你想找人說說話,打電話給我」。他提供了自己的手機號碼。一天之內,他接到了大約100通電話和訊息。當人們在社會新聞網站Reddit網站上傳了這份傳單後,他又在一天內接到了700通電話和1000封訊息。這些交流中最好的,還有最糟糕的,被收集到一本名為《傑夫,一個孤獨人》( Jeff, One Lonely Guy )的書中。聯繫 Jeff 的人,各有各的憂傷(我是憂鬱國的國王),各有各的心事(我不會愛什麼人了,我愛爵士樂),各有各的難處(我熬過了一場可怕的破產 。現在我想從事金融業)。潛藏的悲痛常常就這樣浮出水面,比如:爸爸打我,打姐姐,打媽媽,最後他被捕了。他進了監獄和精神病院……收養我的家庭換了一個又一個……他在臉書上聯繫我,但我沒有回應……我在17歲時想要自殺,吃了很多安眠藥。救護車把我帶走了。

又比如: 結束9年軍隊生涯後,我在一家外傷中心做X光技術員。我在那兒失去了對人類的信仰……一個晚上我喝了一打酒。當這個無家可歸的傢伙走進來的時候,我終於崩潰了。他打結的亂髮上長著蝨子,用酒精消解他的恐懼,然後點燃一支煙,吐出煙圈。

Turkle認為這種自白是轉移衝突的方法:向一位陌生人(或許多陌生人)袒露你的悲傷和秘密要比和熟人分享這些要容易得多。不過樹洞在電腦時代並不新鮮,讓Jeff和牧師或者輔導者截然不同的,是他從未接受過訓練。聯繫他的人知道這一點。很多人在這之前已經通過專業管道述說了他們的問題,如今他們想和一個跟自已一樣的人聊聊天,這個人沒辦法提供什麼,但他能夠聽得懂。這也許會有點幫助。事實是,這些孤獨的人是會聯繫朋友的,是會在書店閒逛,在咖啡店工作,而且有室友的。他們做的事情和Klinenberg的採訪對象Kimberly所做的一樣。他們給Jeff 發訊息,而不是成月成月地對著茶几呆坐。

獨居的風險其實更為複雜。Klinenberg想通過研究來打消他對獨居潛在的觀點——即這是一種糟糕的生活方式。然而這項研究卻基於這樣一個勸誡性主旨:這的確是一種糟糕的生活方式。一旦有意外,獨居者可能完全找不到幫助,對於獨居長者尤為如此,他們在另一半去世後獨居,對疾病和災難的抵禦力急劇下降。

對此,Klinenberg給出了許多建議,一些很合理(他建議最好成立一個老人有所養基金項目),一小部分很不現實(他真心希望能發明出社會機器人)。不過,哪怕獨居是處於個人主動選擇,其在晚年要面臨的問題也絲毫沒有減少。近10年,我們將送走第一波銀髮潮,這批老人都是在60年代自由化以後成年的,出生於嬰兒潮的他們如今正在領取社會保險。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迎接的第二波銀髮潮將是一群視獨居為自我選擇、身份和自由象徵的老人,這會導致養老倫理產生改變。假如母親已經愉快而驕傲地獨自生活了40年,那在她已經不記得付賬單的時候讓她回歸家庭是一種社會責任嗎?還是對她多年努力獨立自主生活的冒犯?

在這點上,Klinenberg舉了Dee的例子。Dee是一位90歲的孀婦,過去29年一直獨自住在哈萊姆區,而且從來沒想過離開。「這是我的房子」她不無道理地說:什麼養老院,還有那叫什麼?看護所之類的,我想都不敢想。今天,Dee這種年齡的人已經萌生了這種強烈的自主性,30年後,這可能就變成了一種規範。正如社會學家所言,社會成就本身能讓我們過上單身生活。至於那些身受獨居之害的人,在獨居之始就會向外求援。如果他們沒有求助,我們最好不要過於擔憂。讓獨居者保持尊嚴的做法是讓他知道還有其他人也正在過同樣的生活。鰥寡在俱樂部或教堂找到朋友;單身母親團體組成一個自助網。就是情景喜劇裡面的角色們也能在觀眾的掌聲中找到真愛。他們將不再孤獨,一切都已經過去。不過話說回來,他們從未曾真正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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