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台灣被定位為日本支撐南洋戰線的後勤基地與軍事跳板。日本海軍與陸軍在台灣各地興建了大量飛行場，如新竹、臺中、嘉義、屏東、宜蘭等，台灣島成為「不沉航空母艦」。一般常民的空襲經驗多為1944年台灣空戰與1945年的全島大空襲。這樣的歷史脈絡也使得殖民地台灣的空戰經驗跟殖民母國日本很不同。
台灣的空戰經驗不是以天空的視覺性為中心，而是以地面的物質動員為中心。這樣的觀察也可在兩位台灣當代藝術家許家維《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2017）與羅懿君《滑輪下拉機—紫電號》（2020）、《糖蜜酒精櫥》（2020）看見蹤跡。
他們不約而同回應戰爭後勤的物質記憶，並進一步轉化這樣的空戰經驗。他們沒有選擇從「人／受難者」的位置介入空戰經驗，而是以科學工業原料與經濟作物原料作為線索，在二戰農業與軍工業持續提升的現代化經驗下，探索農業原料被提煉航空軍事燃料的物產發展過程，個別呈現「遺落在歷史大敘事下的私我記憶」與「蔗糖從經濟作物－民生用品－軍事用途－健身器材的價值變化，看見糖在人類生活中的隱／癮」。然而，如果我們以空戰後勤的視角來看這些作品，也可以看到這些作品開展了一段被歷史大敘事系統性遺忘的後勤物質史。這也讓我引發了一個有趣的觀察：二戰時期台灣人的空戰經驗是一種建立在地面上的軍事後勤軌跡。
甘蔗如何變成飛機燃料？打造帝國「原料到燃料」的空戰後勤基地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延續清代台灣發展出的糖蜜酒產業，將其從食品白糖轉化為工業原料，以糖蜜釀製工業用及醫藥用之酒精；隨日本工業逐步發展，工業用酒精需求增加，為當時重要化學出口商品。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發布燃料國策，自行產製無水酒精（即乙醇）用以合成爲酒精汽油，大力推行無水酒精燃料替代計劃 [1]，這項研究任務由1933年設立的台灣總督府糖業試驗所負責研發。[2] 成功產製無水酒精作為汽油替代燃料（酒精汽油）。戰爭期間台灣各地糖廠紛紛附設酒精工場，工廠數量多達十餘座。這些酒精除部分運回日本，更多是直接供應給駐台及南洋的日本陸海航空隊，成為支撐戰爭末期燃料需求的重要後勤基礎。
同一時期，日本政府在戰時體制下設立的「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3]（簡稱為六燃廠），這是一座為了二戰而建造的燃料廠，當時規劃日軍已預見異辛烷合成基地將會成為轟炸目標，因此廠區用地選擇除了考慮原料、港口與機場等需求外，也刻意避免集中設置，以降低空襲造成的破壞。
因此將第六海軍燃料廠分為三個廠區：1942年建置高雄主廠，主要任務是精煉從南洋運來的原油。1943年建造新竹支廠，以及新高支廠（近今日的臺中港）。新竹支廠的主要任務利用在地糖業副產品（丁醇）合成出可以提升戰機燃油性能的「異辛烷」，比起依賴進口原油的高雄廠，新竹支廠在戰爭末期被寄予更深的「國產化」期望。新竹支廠於1944 年開廠，也在同一年歷經戰爭盟軍地毯式轟炸，因此六燃廠還未大量使用之際日本即已投降，這是目前台灣現存最大規模的二戰軍工遺址。由此可見，日治時期在殖民地台灣已發展出完整的「原料到燃料」的軍工產業鏈：「糖蜜－丁醇－異辛烷」。
以燃料物質介入空戰記憶：羅懿君、許家維
羅懿君《滑輪下拉機—紫電號》為複合媒材裝置，藝術家運用製糖的原料剩餘物「甘蔗渣」轉製各式農具，再組合為一架大型戰鬥機，同時，整架飛機結合健身器材「滑輪下拉機」的結構原理，形成一件具軍機外型又是健身器材的裝置。這件作品以蔗糖擴延連結至農產品、商業物資、軍備燃料三者意象，呈現蔗糖在不同階段的價值轉化，此外結合在當代健身文化中需要減糖控糖的「熱量」，除了展現原料與能量的轉換，也以舉起大型農業戰機需要投注的力量反思戰爭。而《糖蜜酒精櫥》則以數個茶色酒精玻璃瓶填裝糖蜜，打造一面實驗室牆，指涉日治時期的台灣蔗糖工廠曾以糖蜜為原料，因應戰爭需求加速研發提煉出航空用酒精燃料（丁醇）的現代化歷程。
許家維《飛行器、霜毛蝠、逝者證言》則呈現位於新竹的第六燃料廠（簡稱六燃）的故事，透過回憶錄旁白結合空拍機影像構成的錄像作品。六燃為二戰日本政府設立的科學研究機構，在戰時負責研發、生產航空器的燃料「丁醇」，可增加燃料的燃燒效率。如今的廢棄軍工廠呈現戰前的工業遺跡以及戰後的國民黨遷台後的眷村遺跡，其中廠內巨型煙囪為霜毛蝠在台灣的唯一棲地。許家維以空拍機拍攝鳥瞰的工廠畫面，隨著唯一的動物空拍機與霜毛蝠穿梭在六燃廢墟中，輔以當時19位工廠員工回憶錄錄製的旁白及美軍轟炸的影像資料，透過電腦程式隨機播放影像，每次播放會有不同的觀影順序與結構，呈現出回憶的模糊性。
後勤感知的兩種非人視點：空拍機、霜毛蝠
從前述的產業與軍工業發展史中，不難看出台灣製糖業與軍事航空燃料之間的具體連結——糖蜜發酵產生的丁醇在二戰期間是日本海軍的重要燃料原料之一，台灣作為日本最大的殖民地糖產地，其農業基礎設施被納入空軍後勤體系，成為戰爭軍工業發展的前線實驗基地。兩個產業分屬上游原料產製（糖蜜提煉為丁醇），下游精煉合成（丁醇合成異辛烷），構成了二戰日本空戰得以實現的條件。
這段歷史在台灣的二戰記憶中較少被談論，因為在以人的記憶為主的戰爭敘事中，這不是帶來轟炸與傷亡的煽動性視覺事件，而是一個潛藏在戰爭下的後勤物資轉化系統。保羅．維希留（Paul Virilio）在《戰爭與電影：知覺後勤學》（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的核心論點是「戰爭的後勤體系與影像的生產體系是同一套機制」，軍事機動性（飛機、坦克、導彈）與視覺機器（偵察相機、雷達、瞄準系統）在技術史上共同演化發展，飛機升空不只是為「看到」（偵查）敵人，更是一個讓「看」得以發生的媒介。Virilio以「後勤感知」（logistics of perception）這個概念說明了「視覺的生產條件就是軍事動員的條件」，而許家維的作品也隱隱呼應了維希留的理論。以無人機拍攝當年讓戰機得以升空的燃料廠，讓觀者看見「觀看得以實行」的「基礎設施」，這個拍攝行為本身就是重演了後勤邏輯。
許家維以空拍機的視線、霜毛蝠的棲居、被焚毀的六燃廠文件三線並置，讓這棟建築的物質遺跡自己發聲——大煙囪遭空襲而殘留彈痕、廢棄的廠房空間是燃料生產的遺留，是帝國後勤基地的廢棄物。許家維的作品在同一個框架裡放了兩種非人視點：空拍機的視線與霜毛蝠的聽覺。空拍機重演了後勤感知的結構（飛行－俯瞰－記錄），但對象是一座已經廢棄的燃料廠，空拍機仿若廢棄六燃廠的視線在此凝視自己的物質遺跡，形成自我指涉的情境。霜毛蝠的出現則在空拍機視覺迴路裡嵌入一個無法被影像捕捉的感知方式——霜毛蝠僅是棲居於此，以聲音感知影像無法抵達的歷史空缺。有趣的是，保羅・維希留的理論框架著重在視覺感知，他的立論多聚焦在視覺材料上，而無法挪用至其他感官知覺如聽覺、觸覺或嗅覺等。因此許家維的作品巧妙的應用視覺與聽覺，探問後勤感知所生產的影像能看見什麼？又系統性地看不見什麼？
誰的勞動？觀者身體與缺席的殖民勞動史
許家維與羅懿君兩人在處理「戰爭後勤物質系統」的感知位置相當不同。不同於許家維作品聚焦視覺與聽覺，關注觀看距離與視線的隨機性，以幽微的方式接近這段歷史；羅懿君則是強調身體的主動介入與操作：她取用蔗渣、菸草、石膏製作作品，讓農業廢料（蔗渣）轉化為武器形狀的健身器材，而作品名稱中《滑輪下拉機—紫電號》將健身器材的意象與武器、戰機的名字並置，追問原料轉化燃料的歷史：甘蔗如何變成燃料，燃料如何加速飛機升空，飛機如何投下炸彈，炸彈如何讓更多地面變成廢墟。她把這個連結壓縮為一個物件的形狀，讓觀者在「使用健身器材」的身體動作中，感知這段無法被輕易識別的歷史重量。
另一方面，《滑輪下拉機—紫電號》有一個非常特殊的結構：需要動員觀者的身體。健身器材是一種增強身體能力的裝置，而戰機則是把身體能力外包給機器、同時讓另一些身體消失的裝置。兩種身體邏輯在這件作品裡被壓縮成同一個物件──觀者「增強自己」的同時，操作的是一架可以投彈的飛機。這種身體政治的矛盾也是這件作品的趣味之處。要理解這個矛盾的政治維度，要先釐清健身器材本身在當代的規訓邏輯。傅柯《規訓與懲罰》裡談到，現代社會對身體的管理是通過讓身體「自願」重複特定動作來完成的——軍事訓練、工廠勞動、學校體操，都是把身體塑造成服從某種功能的機器。健身器材延伸了這個邏輯，人們「自願」採用一套標準化的動作管理自己的身體，打造成更有效率的生產單位。
羅懿君的作品讓這兩套規訓邏輯疊合：殖民地農業勞動的身體（蔗農的反覆勞作）、戰時軍工動員的身體（技術人員的生產勞動），以及當代健身文化的身體（自我管理的消費者）三者被同一個動作串聯起來。當人們以為自己只是在健身，身體實際上正在操演一條殖民現代性的勞動鏈：從蔗農的反覆勞作，到戰時軍工動員的生產節律，到當代健身文化的自我管理。
這也帶出了另一個勞動身體不可見的現象，這條被勾勒出的產業勞動鏈上的身體，在二戰的歷史書寫裡幾乎不存在。既往有飛行員、少年飛行兵的故事、指揮官的決策、戰役的勝負，但蔗農的身體、工廠技術員的身體、燃料廠工人的身體等在國族敘事裡是缺席的。
兩位藝術家的創作實踐也呈現一種藝術介入戰爭記憶的轉向，由關注人的創傷經驗，轉以「物」的質變為主軸，擴延至人的記憶與經驗。並且透過不同的策略處理一個問題：「如何讓已經消失的、被遺忘的身體勞動的後勤歷史被重新感知？」許家維選擇撤退到非人視點，繞過人類感知的侷限；羅懿君的答案是以動員和介入，讓觀者的身體成為歷史的傳導介質。
結語：空戰不只發生在空中
二戰是一場燃料戰爭，而燃料的來源不僅是石油，更包括帝國殖民地農業體系所能轉化的各種有機原料。台灣的糖業在這個體系中占有特殊位置——其現代化程度如機械化糖廠、鐵路運輸、科學農業管理，恰恰使其成為戰時軍事物資供給的基礎建設，「現代化」與「軍事化」在此形成互相強化的結構。而產業現代化的加速發展，又受到戰時軍工體系帶動。
本文試圖回應台灣二戰的殖民情境塑造了台灣獨特的空戰經驗，我以「地面介入想像天空」作為探析的路徑，直接指出糖廠與燃料廠是讓飛機能夠升空的地面條件，空戰經驗不是只能在「飛行影像」的視覺框架裡被看見，也不只是受到轟炸的地面經驗。兩位藝術家不約而同選擇軍事遺跡與農業廢料作為空戰系統的媒介，反轉大眾認知「空戰」所帶來的感知變化：空戰並非只發生在天空，地面上的燃料生產才是空中機動應變的物質前提。當人們開始關注空戰的後勤物質歷史，則會發現一個新的路徑，接近這段空戰歷史。
再者，台灣二戰後勤物質史的書寫本身就是「未完成」的——因為軍事檔案遭焚毀、因為殖民記憶的結構性壓抑、因為這段歷史不在國族大敘事之中。兩位藝術家追問：台灣糖業工人、農民、工廠技術人員、研究人員，他們在這個體系裡是什麼位置？他們是被動參與，抑或是具備某種能動性？如羅懿君讓觀者用身體「使用」農具戰機，正是向觀者提出一個身體政治的問題：當人們操作這個器械時，是在重演誰的勞動？許家維則以六燃廠員工回憶作為主要的文本，不僅是描述戰況，其中還有許多生活層面的紀錄，戰後等待國民黨政府接管的兩三年時間內，這群場內員工提到待在廠內的生活，如釣青蛙、釀酒等等生活細節，也為這段空白的歷史增添細節。而正式啟用新竹六燃場前，戰爭即嘎然而止，因此新竹六燃廠其實一直處在一個準備投入戰爭的暫時狀態，這也讓燃料廠工人們的個別記憶留在一個相對真空的時間裡。藝術介入這段歷史，能做的或許不是「完成」它，而是如實呈現它的斷裂與空缺。
[1] 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糖廠、糖蜜、無水酒精與戰爭》，https://tcmb.culture.tw/zh-tw/detail?indexCode=Culture_Event&id=249173（檢索日期： 2026年5月13日）。
[2] 高淑媛著，《臺灣化工史第一篇：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6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臺北市：臺灣化學工程學會，2012年10月，頁117-133。
[3] 太平洋戰爭後，日軍戰況逐漸出現頹勢，隨戰備油料的吃緊，日本選臺灣新竹建造第六燃料廠，此前日本政府在日本設置四座、北韓平壤設一座。詳見《新竹日本海軍第六燃料廠與科技知識藝術村落歷史現場再造與活化計畫》，https://rhs.boch.gov.tw/rhs/plan.aspx?p=22（檢索日期： 2026年5月13日）。
本文將另文以英文書寫呈現，正在編譯中。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文心藝術基金會贊助現象書寫—視覺藝評專案
作者
蔡旻螢，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任經濟智庫擔任研究員與美術館相關工作。獲國藝會現象書寫藝評專案，持續在藝文與影像書寫中跌宕起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