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生相》之於我們是場哀悼之旅。
張迪文飾演的男主角輾轉在床伴間，借用他們的職業、觀點，像翻筋斗一樣，一旦內化成自己的語言就成為一個新人。他即使在最多話的時候也顯得寡言，外型蒼白瘦削，容易讓人誤會剽竊是因為內在和身形一樣單薄。
但實情是如此嗎？他所做的一切，都像為了追溯那個始終存在於他口宣的演員男友，好像必須如此做，才能夠找到和解及救贖。最後時間的順序因為他的意念而被打亂，他彷彿走進記憶，走進電影開始以前的故事。
這情節是否有點悲觀呢？
「沒有啊，你怎麼會覺得是悲觀？」導演李駿碩饒富興致地打量著我們。
於是我們說出種種疑惑。
如果不是誤讀，導演多半不會親口澄清《眾生相》不是個悲劇。
類似的誤會也發生在他為故事做提案簡報的時候。在座的劇本老師強調，電影裡的關鍵場景必須是虛幻的，「他從來都是憑空想像出男朋友不是嗎？」
「不，這個電影是要把我跟我男朋友的故事講出來。」
導演 李駿碩
《眾生相》是李駿碩的第三部長片作品，帶有自傳性色彩。有趣的是，相較眼前這位健談的青年導演，他的電影化身卻是費解的存在——內心世界成謎，都是在一次次性接觸後，才以隱約可循的方式勾勒出來。
稱整部電影的氛圍為哀悼，其實也沒錯。但那不是失去重要的人，而是上下求索重要事物仍不可得的情緒反應。「酷兒相對主流畢竟是小眾。」他說，「酷兒必須要發現自己——世界上肯定有人會為這件事情傷感啊。」
他提醒哀悼（Grieving）是動詞。為空缺扼腕、接受空缺的動詞。歷經 Grieving Process，是為了完成與悲傷說再見的過程。
《眾生相》是李駿碩與男友的故事。他有個分隔兩地，維持開放式關係的男友。以前每當提起對象時，旁人總露出不以為然的神情——假的吧？有這個人嗎？就算有，同志的開放式關係能多嚴肅看待？「我想要在電影裡 Capture 這種感覺。」
《眾生相》還是李駿碩和約會軟體上認識的床伴的故事。有些人大方，有些人慢熱。與外向的人渡過愉快一夜不意味能發展出瞭解，謹慎的人卻可能交出真心。於是有些人會再見面，有些則不；有些人能給你送暖，有些人你一下子就知道他是居心不良的圈套。
約會軟體是可以任意冒險的曠野，一處一處的公寓則縱容各種奇遇。隨之而來或哀傷或戒備或暴戾的語言成串，如水銀瀉地。主角剽竊了別人的身分嗎？也許是吧。但他所有藉由撒謊得來的，最後都成了由衷的自白。主角找到了他的演員，李駿碩找到了他的男朋友。
簡報那件事還有後續。在聽完李駿碩解釋後，劇本老師反問，誰想看你跟你男友好？同志片都是悲劇！
「但我拍同志片不是來賺取大家的眼淚。」
「一個 Grieving Process的最後，有些人會釋懷，有些人則用娛樂麻醉自己，將哀傷封鎖在內心的一個角落。」李駿碩說，「我想講的是，你必須去面對它。」
《眾生相》，一些漫無目的的對話，一些性愛前後略顯尷尬的相對，卻也非輕巧的能讓人在走出電影院後隨意抖落。那刺痛著觀眾對當代社會的感知。2018年，香港電視新聞的跑馬燈曾鬧過一次笑話：「涉案男子企圖開車撞向探員，探員連開兩窗。」
「警匪駁火都要透吓氣」有網民幽默評論。笑點源自於廣東話裡窗與槍的讀音雷同，肅殺的警匪對峙因一時筆誤錯聽，成了荒誕黑色喜劇場景。《眾生相》裡也有對讀音的玩味，只是這次是倒過來。電影裡一名英籍教師回憶，他有次在教室喊「開窗」竟嚇哭學生，因為他們聽成了「開槍」。
言者無意，聽者有心。曾有人問導演，那是否暗指2019年的香港街頭？
「觀眾可以這樣詮譯，但開槍這個意象在當代不同地域裡都會喚起不同的創傷，而這份創傷是文化互通的。」美國Black Lives Matter 運動的緣起，是接連幾個黑人在沒有任何預警中被截查警員槍斃，我們在這個直播的視覺時代中時常會經歷這種日常恐怖。
「以前黑人因為過當執法死了，往往沒有人證、物證，就這麼無聲無息消失，現在我們卻在手機螢幕上，近距離看著一個生命在直播中緩緩消逝，在幾分鐘的時間內。」
這份敏感源於他的伴侶，一位美國黑人。這種「特寫」的影像和他童年經歷過的截然不同。2004 年美伊戰爭，炮火尚停留在電視新聞的長鏡頭裡，暴力的距離感很遠，如今暴力赤裸地闖入日常。上一個年代一張戰爭罪行的新聞照片，能夠激起觀眾的義憤，引發全球反戰聲浪，今日的即時播送幾多平民活活被燒死的影片，卻無法煞停戰爭機器。我們都已習慣在掌心上目睹死亡。
傷害變的細瑣平庸，感官上的麻木也讓他警覺。對李駿碩而言，「開窗」不是政治影射，而是具體的、伴侶隨時可能遭受生命威脅的恐懼。
創作原意與觀眾解讀的裂隙，在他不啻是種與世界對話的方式。「從事創作的人，尤其是編劇，就是不停地借別人的生命故事去寫自己的作品。」無論親身對話，或者巴士鄰座婦人的碎語，都能夠重塑完整的人物。《眾生相》也是這麼來的。
面對評論界的過度解讀，李駿碩以前輩陳果導演為例，許多影評人在其作品中讀出「後九七」的深沉鄉愁，都未必是創作者本意，但「誤讀」也可以是種創作。如他將英文片名定為《Queerpanorama》，取酷兒（Queer）在文化理論中「正在成為（Becoming）」的動態意涵，「我們正走向一個未知的未來。」
意外的是，有觀眾也將主角不斷變換姓名的過程，理解為香港身分流變的隱喻。他坦承寫作劇本時並不帶有那樣的意圖，「但我喜歡這個演繹，」他說，「常有創作者說，『把詮釋權留給觀眾！』，我覺得這是做創作的人應該有的風度。」
「有這樣的理論、有那樣的演繹方法，很過癮啊！」
所有意象皆可被觀眾重新詮釋，但都有個標籤是無法、也毋須被消解，是如影隨行的靈魂底色。
「就算我未來不在香港拍戲，大家還是會覺得我在電影裡反映故鄉。這很好。」李駿碩說，「因為我永遠都會是一個香港導演。」
那就像電影裡的性，自然而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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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職業與創造都源於生活，關於李駿碩的生活：
Q： 你認為「生活」是什麼？ 工作之餘，私底下的真實生活樣貌是？
李：我不拍電影時都在看電影、看書、畫畫、煮飯，和約炮。
Q： 你最近一次靈感來源是來自哪裡？網路、旅行，還是日常的偶然？
李：看書。
Q： 你對於理想生活的想像是？如果有一天不能再以創作表達自己，你會用什麼方式繼續表達自己？
李：我有生之年會一直創作。
Q： 如果有一天荒島漂流，可以讓你隨身攜帶三件東西，會帶著什麼？
李：火機、剪刀、性玩具
▌採訪報導：康樂｜攝影：鄭曼姿｜動態攝影：鍾尚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