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關於電影,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持續拍下去|cacao 可口

繼巡迴日本、法國、德國、比利時、葡萄牙、泰國與南韓之後,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首部 VR 作品《與太陽對話》來到臺中歌劇院,臺灣觀眾終於能親身體驗此國際矚目之作;延伸難得契機,臺中歌劇院特別舉辦「睡眠、夢境、光—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古從電影、劇場到 VR 的藝術實踐」講座,在主持人孫松榮綿密而細緻的提問之下,阿比查邦在媒介思考、創作本心與團隊合作等等幾個題目中,時而優游暢談、時而停頓無語,甚至頻頻直說:「我不知道」。

而「我不知道」四個字,或也可貫穿阿比查邦的導演生涯,正因為尚未得到具體解答,所以他還在路上,努力不懈地拍電影。


孫松榮(下列簡稱「孫」):這30多年來,阿比查邦在不同媒介、不同場域跟展演方式之間經營非常多的實驗創作經驗。想請導演分享這些經驗如何交錯發生?又如,我想到你的作品《原始計畫》、《波比叔叔的前世今生》或者是《華麗之墓》和《熱室》、《睡覺的人》、《原始記憶》等等這些跨界之作,他們互相是如何連結跟孕育?對你來說,這類跨界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泰國導演阿比查邦.韋拉斯塔個人照 (©Harit Srikhao, Bangkok CityCity Gallery)

阿比查邦(下列簡稱「阿」):我大概是10歲的時候,看了史蒂芬史匹柏的電影。我今年已經55歲,10歲是蠻久以前的事了,在那個年代,大家看好萊塢電影都是看這些科幻片,自然心中就有這些憧憬,想要到美國、想要進入到電影的世界。那後來呢,我就到了美國芝加哥念書,到了一個以視覺藝術為主修的這樣一個系所,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我會不會學電影,當時單純想在美國闖闖看,也接觸到了所謂的實驗電影,是我進入到這個領域的重要轉捩點。因為實驗電影帶給我很大的自由。

在泰國長大的我,小時候生長的環境是被壓抑的,泰國的成長環境也不太鼓勵大家自由地發表自己想法;所以到了美國,就覺得實驗電影帶給我極大的自由,所謂實驗電影等於跟泰國的傳統敘事,以及傳統信念是有一些衝撞跟對立的,在這之中,我覺得關鍵字就是自由。唯有我們的內心是年輕的,擁有赤子之心,才讓我覺得自由。也是藉由製作實驗電影,我才找到了自由。那個時代又剛好是2000年代初,那個時代呢,攝影器材如 video camera 普及化,而且越來越低價化,所以也讓我有機會使用到這些器材,能做到不同形式的嘗試。

不論是導演、創作者還是藝術家,我不會給自己貼上這類標籤,甚至,我希望人們以我的英文名Joe稱呼我就好了。有時候,我會參與工作坊跟學生交流,他們也會有類似提問,我就會跟他們說千萬不要自我設限,也不要拿著標籤往自己身上貼,因為你可以擁有許多不同的身份,人生有很多種不同的可能性。生命的可能性真的是無窮的,誰知道下一個小時或是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也許意外發生了,什麼都不能做了,倒不如就是掌握現在,掌握無窮的可能性,做更寬廣的嘗試,不需要自我設限

孫:在過去你的構思與拍攝都無可避免涉及虛構跟現實、幻想和紀錄、類型影片和藝術電影等等交錯的關係,當你面對到這些交錯的元素,你通常是怎麼樣去思考、去選擇甚至調配?能否舉出一些例子。又,當然關於作品中各種元素的決策過程,如何反映你對這些對立的或互補元素的思考?當然不是單純的對立,但是你又是如何形成一種動態的張力,最後形塑成一種作品的意願跟感受?

阿:我希望我能對自己所認為的真實,保持一個誠實而且重現的態度。然而我認為是真的,但你可能不認為那是真實,那當然,我們知道在電影的術語之中,你必須要去分辨哪一些是紀錄片,哪一些是劇情片,感覺上兩者是天秤的兩端,但是我的看法是:我們必須回歸到自己。

對我自己來講:事實是什麼?真實是什麼?對人們來說,在電影中的夢境,可能是虛構的,但是如果我自己有夢過,那對我來說就是真實的,而非虛構,對我來說,它就彷彿像是一場個人電影一樣的,無論是鬼魅的出現,又或者是記憶的重現等等。在我的作品裡面,例如說《波比叔叔的前世今生》或是《記憶》,他們其實都是某一種真實的重現,不論是一個人他在劇中的劇服、燈光,還是一個物件,其實就我看來,他都是一種真實的重現跟重新的脈絡化,讓我們用眼睛能夠重新看到。

孫:從電影到當代藝術,再從當代藝術延伸到劇場。我想請教導演的是,電影作為一種具有泛靈論的媒介,這種連結跟穿越的力量,對你的創作方法有什麼重要意義?

阿:針對這個問題,其實我也沒有答案。像剛剛已經有講到,我們在拍片其實就是一個重建、一種再現,把我們想要的感覺,跟這時空來去做一個再現,藉由這樣的方法將之具體化,跟觀眾達到一個共同體的感覺。例如我們在拍片的時候,鞋子怎麼穿、衣著、各式各樣的細節。都是我們所謂的再現的一部分,就好像是玩一場遊戲一樣的,我覺得拍片有點像是在孕育一個生命,在電影中它產生的是一個所謂的平行生命,也產生了一個所謂的心理時間,難以掌握。

如此的感覺在後製時,或者是在拍片的當下,都可以很強烈的感受得到。所以你問我,我是拍什麼類型的電影,或是說怎麼樣的類型才是最好的一個電影?我認為我不知道,而且我也認為這樣的公式,或者是知識是不存在的。那我希望藉由拍片可以創造一種所謂生命感,那就好像科學家一樣,面對一個未知的問題,他必須持續的嘗試、持續的去做實驗,那我也是秉持這樣一個想法持續拍片的


孫:我想要接著追問,在導演的作品中有 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質,就是廢棄空間的命題。我以兩個作品作為例,一件是在光州雙年展的作品叫《Constellations》,他是在一間廢棄的光州陸軍醫院中的一個特定場域裝置;另一件作品為動作影像,是導演在泰國雙年展於清萊一座廢棄學校中呈現的裝置藝術。

我想請導演談談這兩件作品和廢棄場域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你如何與當地的歷史、某種地方感,藉由這些空間產生連結呢?以及導演希望召喚或者是喚起什麼樣的歷史記憶跟能量?

阿:我來自泰國東北,後來搬到了曼谷,深刻地感覺到這個大時代快速的變化,也看到了電影的快速變遷,各式各樣的電影拍攝從類比轉到數位,看電影的方法、習慣,也都有了非常大的改變,所以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一種急迫性。因此我希望能夠去記錄這些被廢棄的空間,當作向他們的一種致敬,或是一種道別的方式,因為我知道再過不久,這些廢棄的空間很快就不復存在

另外,我自己是在醫院長大的,其實泰國醫院幾乎都是木造建築,包括像很多民房、學校都是木造建築,所以對我來說,剛剛講到的兩個場域,一個是醫院,一個是學校, 對我來講沒有太大差別,我其實一直都很喜歡以這樣的場域作為主題,不論它是不是被廢棄的。

孫:對你來說,電影院或是任何放映電影的場景,無論是室內或室外,有著什麼特別的意義嗎?是一個給觀眾的庇護所、實驗室?還是一種有如時間機器般的存在?你會如何理解?

阿:對我來講劇場、戲院,就是能夠讓我們停下腳步、一個讓我們可以做夢、進入夢境,甚至是進入到一種集體夢境的一個空間。就好像我們自己做夢的時候,其實我們腦部是清醒的,他是不停在思考的;那麼進入到一個劇場、一個戲院其實也是同樣的感覺。你其實就是進入了別人的夢,你的個人的主體是消失的,彷彿是附身在他人身上,化身在這個劇中人身上

《與太陽對話》劇照 (©臺中國家歌劇院,攝影|李建霖)

其實這樣一個感覺,也就是故事的分享,那是我們大家都需要的,這也就是戲院它存在的本質,是生理上人們都會需要的。我們希望在一個洞穴、一個空間、一個營火旁,在光影交會之下,大家彼此聆聽故事,也許是別人的故事、也許是自己的故事。我們拍片也是這樣的感覺。拍片給我們自由的空間,藉由創意的作品去想像作品未來的可能性。這一次為大家帶來的《與太陽對話》,結合了 VR,也是跳脫了做為一個觀者的角度,讓我們身處於場景之中,用 VR 來去進行另外一種角度的想像。

孫:導演把夢寫下來的習慣,至少已經有好幾十年了。我好奇,對你來說這只是一種單純記錄內在的想法?還是有意識的作為一種創作材料來使用?做夢跟拍電影對你來說,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嗎?或是他們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

阿:現在還是有一本筆記本,有時候也會記錄在電腦裡面,的確到現在都還在紀錄,其實夢境就是夜晚的真實,有的時候我會覺得,我做了這麼多的夢,其實我就不用再拍片了,其實多年以來,我已經不再看電影了,因為我的夢就是我腦中正在播放的電影。那現在我年紀比較大,有時候會失眠,所以有時候真的做了一場好夢,我就覺得真的是上天給我最好的禮物了。

孫:導演從時候開始對睡覺產生某種創作上的興趣,將它當成故事的核心元素和主題?在藝術作品中呈現睡眠在美學上或在政治上,它們的動機是什麼?希望觀眾在作品中感覺到哪一種的經驗呢?

阿:其實這個部分我沒有想太多,因為觀眾非常地多元,我只是希望這樣子來去反思自己。在2008年《Primitive》這樣的作品,是在一個泰國東北部孔敬的村莊裡面去做拍攝的,那個時候我們建造了一個太空船,結果村莊裡面就有一些青少年跑到裡面去睡覺,我們就決定來拍攝這個部分,成為作品的一部分。在那時,我就一直去思考,睡覺是一件多麼珍貴的事情,因為你看到了這些青少年他閉上眼睛在睡覺,但你又感覺自己不該看,因為他是一個非常私人的空間、非常私密的行為。因為這就好像你會願意在睡覺的時候,讓別人進到你的臥室來拍攝你嗎?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睡覺、睡眠其實是一個非常私密的主題,而這個主題始終讓我很著迷。我之前有一件作品,就是我把相機給身邊許多朋友,讓他們自己去拍攝自己睡覺時的一些狀況,然後再把它做成一個集合、一個作品。對我來說,這都是非常珍貴的分享。我之前一個比較早期的作品,叫做《熱帶幻夢》,其實也都是圍繞著這個主題,追根究柢我自己因為有失眠的狀況,所以我一直長期以來都想要好好睡一覺,所以我也有一種欲望、一種渴望,希望能夠了解到底睡眠作為一個個人化的體驗,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人在睡覺的時候,是最脆弱的時候,回歸到人的本質,就好像你去看希特勒在睡覺,你也會覺得他也有所謂的,一個脆弱的時刻,睡眠是人人都要去睡的。

孫:《與太陽對話》是先有影像還是先有音樂?導演當時在選擇作品曲目的標準是什麼?以及與坂本龍一的合作關係又是如何?

阿:跟他的合作的確非常特殊。在他的專輯正式發行之前,其實他就有跟我聯絡,那時我在東京有一個展演,他來看我這個展演,他非常喜歡,之後就與我聯繫。我真的是太開心了,因為我也是他的大粉絲,我年輕在美國念建築時,就一直在聽他的音樂。

竟然有這麼好的事情,竟然可以一起合作,他給了我這些曲目後,我回到了泰國,當時邊聽,然後邊發想,我可以做什麼樣的影像創作呢?幾經思考,依照音樂的本質,搭配生活常規性的簡單概念去做發想,那時我剛好人也在哥倫比亞進行長片拍攝,那最後我挑選了兩個曲目,接著我詢問他能不能把這兩首曲子結合在一起,延長一點,配合影像時間,他也答應了。

我其實之前也有跟其他作曲家合作,但是過程不是這麼順,當然我有一些作品有歌曲搭配在裡面,但那是另外了;後來做《與太陽對話》時,他當時身體再次沒那麼好,但他還是很有活力,堅持跟我來回討論,包括我給他一些創作的片段、關鍵字,他會很快用email回覆我,我們兩邊討論的非常順利,甚至可以說是很有默契的。後來他走了,對我的打擊真的是很大,因為我長期以來很崇拜他,又有幸跟他有合作的機會。這次《與太陽對話》真的是非常特殊的,我們共同合作的成果。


孫:在導演的作品裡面,光從來都沒有缺席過,光的形式在導演手中的呈現,有自然的、人工的,甚至有機器產生的等等,所以它的意義呢,也會隨著這些作品而產出不同的光的意義。我好奇的是,在這些不同媒介中,光的形象跟意義有什麼樣的不同,又,對你來說那光可能意味著什麼?

阿:我對於科技非常感興趣,當我第一次使用到VR頭顯時,我就想:這是我希望嘗試的東西,這是一個開始,我永遠不會停止。光對我來說是一個暗喻、是一種指涉,我小時候很喜歡往電影院跑,回家後就會拿著手電筒往牆上照、到處照,這樣就可以玩很久。當初在構思《與太陽對話》的時候,剛好是疫情期間,那時我住在清邁,沒有忙著拍片,我的住所旁邊就是一座山,我每天都可以去大自然散步,實際上我覺得大自然才是所謂藝術的最終形態的表現,那時候甚至覺得不拍片也不怎麼樣了,因為大自然就像電影

當時某一刻抬頭看到了太陽,就有一些想法浮現,因為有了太陽,才會有生命的起源,才會有了光,才會有神秘的起源、才會有影,所以才會有這次主題——和太陽或是跟光的一場對話。《與太陽對話》出現的光的元素,是向自然致敬,換句話說,在理解這個作品時,必須要想到自然,如此作品才是完整的。

《與太陽對話》劇照 (©臺中國家歌劇院,攝影|李建霖)
《與太陽對話》劇照 (©臺中國家歌劇院,攝影|李建霖)

孫:VR 之於你的意義是什麼呢?你會把 VR 當成是一個可持續創作的媒體嗎?

阿:我覺得 VR 加上 AI 是未來無法避免的潮流,作為創作媒介,我相信也會越來越常見,因為他們真的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可以提供沉浸式的體驗,讓一個被建構起來的世界呈現在觀眾眼前。但是在不久前,我去澳洲的一個電影學校參觀,他們那邊有非常先進的拍攝工作室,剛好那邊就有一群音樂家,是一整個交響樂團在做電影配樂,當天剛好他們現場正在進行錄音工作,所以我就很好奇,詢問那邊的工作人員為什麼你們不使用 AI 去生成音樂就好了呢?還要大費周章地把真人音樂家請來,到這裡來演奏呢?

《與太陽對話》劇照 (©臺中國家歌劇院,攝影|李建霖)

那他們給我的答案是,真人演奏的音樂,產生了一種人與人的連結,讓大家齊聚一堂,把作品做出來的這種人際交流,是AI無法取代的。我覺得這也呼應了剛剛問的問題,VR 跟 AI 的確是一個工具、一個創作媒介,但是它更能夠指向 例如大自然、人際關係,甚至是人類存在的珍貴性

孫:最後我想提問,有關語言跟文化的差異,對於你作為一個導演,去製作有關影像的感受跟敘事方面有著什麼樣的影響?你如何把這些美學,帶入到不同的文化脈絡中?

阿:在今天回答之中,我講了蠻多次的「我不知道」。提到去海外拍片,無論是文化、語言上的安排,我常常都會告訴我自己,其實我沒有答案。那其實知道自己的限制在哪裡,知道自己沒有答案,而且能夠知道現在就是要放棄、強迫自己什麼都要知道的這種想法,這也就是在拍片的過程之中我學習到的。不停的學習、藉由團隊合作,找尋出拍片的方向,過程必然會緊張,但這是一個必經過程

目前在泰國,我自己在本地還是會有一些短片,或是一些裝置類型的藝術展覽作品;相對來說,長片當然還是比較具有挑戰性。我常常對於很多的問題都是沒有答案的,但人到了現場,也就是讓這些異國文化的語言與氛圍帶領著我們往前走就對了。


∕∕ 觀眾提問 ∕∕

Q1:想要詢問導演,就您的裝置或錄像作品跟長片相比,長片好像還是顧及故事的完整度。現在對你來說,長篇的故事上的完整,還會是重要的嗎?那你在做這兩個材料之間的材料調度上,好像更多是來自你的生命經驗,你自己怎麼收攏你的經驗回到這些材料上面?

阿:的確長片它會有劇情的存在,而劇情本身它就是具有挑戰性的。我其實比較喜歡的是實驗電影,所以對我來講,要去處理劇情,對我來說它就是一種實驗,一個很大的挑戰。有的時候我們在想要給觀眾怎麼樣子的一個觀影體驗,是不同於他讀了一本書一首歌,而就是這樣的期待與希望,才讓我一直能夠走下去。那應該怎麼樣達到這一點呢?我想我也沒有答案,也沒有公式,但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要持續的努力下去

Q2:記憶對導演來說,它的本質是什麼?抑或記憶只是一種個人經驗的產物?

阿:把夢境轉為作品的內容,其實是對於夢境的回顧、消化與處理,也是靈魂的一種展現,我不會覺得有不安全感,因為我其實沒有想這麼多,有的時候我都跟我的學生說,不要搞得太抽象,也不要搞得太理論。之前我跟一位畫家有一個很有趣的對話,他跟我有著差不多的概念,他提到, 創作不能夠過度理論化,也不能夠過度的文字化,當你太過於文字化、太過於去解析它,會導致一個作品的直覺性還有原始性就會流失掉了。那這個就是我處理題材的方法。

Q3:我想要請問的是,在國外的創作還有回到自己家鄉的創作,像是處在不同的維度和溫度以及時間感,這對你心境或體感在創作過程上的影響是?然後第二個問題,也很好奇,你在睡覺之前或者失眠的時候,通常會做些什麼事情呢?

阿:第一個問題,在拍攝的時候,我總是秉持著一個隨遇而安的心情,像是《記憶》在哥倫比亞拍攝,在進行後製時,我的後製工程師就說,你這拍起來怎麼好像在泰國,乾脆在我們後院拍不就好了嗎?我當下就跟他說,那不一樣,因為每一個地方都有他的特質,其實在不同的拍攝環境,會讓一個導演的敏感度可以提高,其實即使是在泰國本地拍攝,不同季節拍攝出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我們必須用心體會。

這也就回歸到我們剛剛講的體會這件事,對於潮流的掌握,剛剛有討論到是不是年輕人、不同世代,他就會想要看比較短的影片,我覺得也不盡然,不能這樣畫上等號。但是對於現在大家如何的去消費影音,或者是說這個世界流動的方式,有一個一定的感知是必要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是叩問我到底是誰,而不是說,我今天拍了一個很不一樣的片,拍一個步調非常冗長、很緩慢的片,故意搞一個不一樣,這個就是酷, 我覺得不是這樣,反而是要問自己,我拍出來這個作品是不是就是我?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不要作二手的思考者,不要利用別人的腦袋來去做思考」,我想要把這句話分享給大家。

第二個問題。我在失眠的時候,會聽Podcast或是躺著,再不然就是跳起來,乾脆去工作就好了。如果大家有治療失眠的好方法,那也許我們可以另闢時段來討論一下。

▌整理報導:林圃君|照片提供:臺中歌劇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