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影史及主流視野中，《教父》都有相當的地位，它最叫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點是，即使柯波拉披露了黑手黨人種種劣跡敗行，當你脫離觀影沉浸，依然會為電影裡集殘酷優雅於一體的黑幫強人著迷；《四海好傢伙》也是如此，犯罪團夥的低劣本質在史柯西斯明快剪輯下，構成一種富節奏感的風範；不過，你也約略能嗅得這夥人的無情。一旦失去電影濾鏡，現實只會更加可鄙。
義大利攝影師萊蒂齊亞．巴塔利亞（Letizia Battaglia）在上世紀70年代親眼見證過這一切的根源——義大利裔美國黑手黨本家，西西里黑手黨對巴勒莫的恐怖統治。
萊蒂齊亞．巴塔利亞 1935 年出生於義大利巴勒莫，在義大利文中，「battaglia」意思是戰鬥，亦可用來形容那些好鬥的人士。而擁有這個姓氏的巴塔利亞，也果真像獵犬一樣追逐著她的目標物不放，百折不撓。1969 年，巴塔利亞加入人手短缺的巴勒莫日報《L’Ora》擔任記者，不久後被報社要求帶著照相機出勤。由於新聞工作，她一度遷居至米蘭，直到1974 年再次回到巴勒莫並出任《L’Ora》攝影部主管。
那是西西里腥風血雨最盛的時期——黑手黨戰爭剛剛開打，在接下來數年裡，還會有無數幫派分子、警員、檢察官法官，以及在錯誤時間走到錯誤地點的平民死傷。1977 年，巴塔利亞與演員Franco Zecchin、捷克攝影師Josef Koudelka合作，開始前往黑手黨頻繁活動地點，目擊了每一場械鬥或謀殺後留下的狼藉，以及那些向她投來的敵意目光。
死亡威脅自然沒少過。她的照片總是會登上《L’Ora》的頭版，對黑幫份子那是捋虎鬚還不夠，還踩了虎尾巴一腳。巴塔利亞記錄了 70至 90 年代初西西里的日常生活及黑手黨帶來的真實恐怖。「一記直拳，或伸手愛撫之間的距離。」她如此形容其攝影風格，是那般貼近，那般靈活的即興，捕捉著抒情的時刻，抑或殘酷大街上一具倒在血泊中的屍體——這些都因黑白照片的特性，而顯得更為濃烈或令人窒息。
她的鏡頭也掃及還未從二次大戰中完全恢復過來的巴勒莫。有富裕的街區，也有基礎設施匱乏的貧民窟。有貧病的婦女孩童，也有上流階層。他們共享了這座城市的節日、宗教遊行、葬禮、示威。
在整個生涯中，巴塔利亞拍攝了超過 60 萬張照片——她表現得完全不像將近四十歲才成為攝影師的人，那或許是基於她對創傷的同情、對公理的熱情，並有效將同理心轉換成動力。在80 年代她加入綠黨，並於1985年當選市議員，在議會中對當地不受控制的商業開發抱持異議，呼籲全面性的社會改革——並且繼續拍照。對於一個每張現場直擊照片都帶高度戲劇性，彷彿剛剛從謀殺案現場僥倖逃脫的攝影師而言，那簡直是奇蹟。
1993年，反黑手黨調查辦公室從巴塔利亞手中獲得一張拍攝於1978年的底片，內容為義大利政治家朱利奧．安德烈奧蒂（Giulio Andreotti）與黑手黨成員尼諾·薩爾沃（Nino Salvo）的合影。安德烈奧蒂曾擔任義大利總理，在該國權傾一時；薩爾沃則是西西里黑手黨的重要成員，與多起犯罪活動有關。這張照片被檢察官查獲後，成為指控安德烈奧蒂與黑手黨之間潛在聯繫的關鍵證據，儘管經過多年纏訟後安德烈奧蒂仍獲無罪開始，但相關訴訟在當時被視作「世紀審判」，對義大利政治體系造成了深遠的衝擊。
同年，巴塔利亞停止追蹤黑手黨的犯行。理由是不想再講述任何血腥故事——是圖像過強的訊息傳播能力，終於讓她感到不堪負荷嗎？又或者是她認知到，天文數字的利益前想靠紀實攝影重塑人的政治能動性，是痴人說夢？透過她的個人自述，我們或能窺得一二。
「我透過相機尋找真誠的目光，一種存在於美之中的好鬥成份。我的攝影是一種愛的行為。它關於瞭解，是關於驚奇地看待那些令你驚奇的人。」
也許她是真的厭倦了。她的照片與人一種感覺——有關 20 世紀 70 年代、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巴勒莫人如何在黑手黨的陰影下生活，我們再也沒錯過什麼了。當然，這裡的巴勒莫人也包括巴塔利亞，義大利在那段時期發生過黑暗喧囂，也是她自身生命的黑暗喧囂。
「巴勒莫，一個瘋狂的地方？我倒希望它更瘋狂一點呢。」
她是獵犬，無論如何都會銜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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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