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頤和園》在2006年於歐美上映曾有過這樣的評論。「是部傑作，」他們說，「但拍的太長了。」過長的部份說法不一，有人說是一個半小時，有人說是半小時。對一部總時長一百四十分鐘的電影言，無論有三十還是九十分鐘該刪除，都是相當嚴厲的評論。
即使從影迷的角度，你都能在成片中感受到婁燁在取捨素材時的矛盾心理。不可能指名道姓這個段落該減那個段落該刪——畢竟是影迷吧，但電影裡以MTV手法快速帶過的鏡頭（當然，我們喜歡〈Don’t Break My Heart〉，也喜歡年輕時近乎無敵的竇唯），確實使《頤和園》少了幾分靈動感。
但那是錯誤的藝術抉擇嗎？我們也不這麼認為。
從歐美回到亞洲，中國則有這麼一派見解，認為電影裡過火的性描寫是嘩眾取寵的掩飾，放蕩不羈的真相是萎靡頹廢，讓涉世未深的小青年們以為自己的柔軟被看見，進一步深陷其中無法自拔——因為導演自己同樣無法自拔。
這說法不無道理。它解釋了人們為何對電影共情，卻是以一種貶抑的姿態。而這恰恰也是《頤和園》青年要反對的。清新健康的主旋律總是同情憐憫年輕人的痛苦，呼籲社會有責任一同關心青年。但這前提可能根本是錯的——我們不痛苦，至少不是主旋律想像的那種痛苦，也對主旋律提倡的進步向上的幸福不屑一顧。
這必須回到故事的時空背景。八零年代，中國社會正處於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下的高速轉型時期。沒有大敘事綁手縛腳，人們能夠進一切所能的庸俗，以換得生活無虞。那也是一種唯物主義——好比《頤和園》中的好男好女，他們口口聲聲的愛情，好像蒼白的只剩下性的操演。
儘管電影在性描寫層面可謂大膽，但那是稚拙的，是練習多過於激情，也別於本能的索討或發洩。就像是他們在排演著——《頤和園》的故事開始於1987年，往回推二十年，也就是這些人在生命的最初階段，先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及八零年代的自由風氣——如何在這個與童年異樣的時代生活。
每一次觸碰都是試圖理解愛與自我的習作。狂熱、不安，你不曉得稍縱即逝到底是愛情或是某種生理上的錯覺。那與時代的集體狂熱呼應，讓學生湧向天安門的並非某種教條，而是他們也不甚了了的可能性。直到六四以後才又重新退回到身體——即便日後漂泊他方，無論是共產主義大敘事還是歷史的終結也再也不能勾引它們。只有身體，依然是外於國家的戰場，慾望之於權力是無聲但最有力的挑戰。
《頤和園》是假愛情之名的政治隱喻嗎？不，《頤和園》是徹徹底底的愛情電影，只是它專注於初纏戀後的浮沉，而其中的沉淪及背叛，在政治裡都能找到相似的對應物。從這個角度解讀，婁燁在本片尾聲留下的文字也更堪玩味。
「無論自由相愛與否，人人死而平等，希望死亡不是你的終結，憧憬光明，就不會懼怕黑暗。」黑暗之所以惹人嫌惡，是因為它教誨你應該為什麼感到痛苦；矛盾的是，對於不甚了了的光明，我們也不知道能夠憧憬多長的時間。
▌企畫編輯：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