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一次見到杜琪峯是在香港 TVB 電視台。導演「惡霸」的形象在業界早不是新聞，但真到近身時，他還是愣了一下：這個男人一襲風衣，眼戴墨鏡，嘴裡叼菸，迎面走來活像個殺手。
我們打趣地問，是不是就像《放．逐》裡的黃秋生？
他微笑，「沒那麼有型！那是九十年代的事，當時的造型今天看已經『Out咗』，過氣啦。」
游乃海是銀河映像的接班人。
他不只一次被這麼介紹。
最清晰的一次，或許是2013年的紀錄片《無涯》，杜琪峯語氣篤定地肯定他在公司的定位。然而十年過去，游乃海仍多在幕後，少在幕前，他的名字出現在監製欄，偶爾也與其他人聯名掛上編劇。相比外界對「接班」的想像，他的理解似乎是更安靜地將自己放在背景。
與稜角分明的杜琪峯形成對照，游乃海的氣質更顯儒雅。一副寬邊黑框眼鏡，乾淨的白襯衫及寬鬆黑褲，像極人文科系的教授或是醫學院的資深外科醫生。或許不是院長或主任，卻是那種危急時刻第一個會想到的可靠人物。
直到你注意到那雙襪子。設計大膽，印有色彩鮮艷的圖案，打破了整體黑白基調。是品味？還是幽默，一場小小的惡作劇？原來深邃以外，他都還有一絲難以忽略的怪誕。
相較羅永昌導演不時在杜琪峯電影客串配角，游乃海幾乎不在大銀幕亮相。最長的一次出鏡，是在《暗戰》裡飾演劉青雲手下一名「很廢」的警察。那意外成為影迷對游乃海的記憶點，卻非他的性格。真正屬於他的戲，是延續銀河映像特有的冷靜、節制的氣質。這樣的角色，存在感不必強，但不可或缺。
「那次演完，我就金盆洗手了。」他回憶拍攝當日緊張到幾近虛脫，從此更懂得敬重演員。
真正把他推到台前的，是《跟蹤》。
《跟蹤》的誕生對游乃海純屬幸運。一名新導演要博得投資方信任是千難萬難，杜琪峯卻看好他的潛力，力促他執導此片。片子靈感源自偶然在新聞裡讀到關於警隊「跟蹤組」的報導，他想：如果警匪片拍的不是查案、追兇，而是「監視」，那會不會完全不一樣？
影評人稱游乃海初試啼聲便見成熟，與銀河映像的風格如出一轍。他只有無奈攤手，「說實話，我最初根本沒想談什麼『宿命』。我就是個新人，想拍一部不一樣的警匪片，講一點師徒之間的感情。那時候的我，就是接受挑戰而已。」
現在他對更年輕時候的自己並不寬容，自嘲那些手持攝影、快速推拉的鏡頭，都是「低手」。
「都是最簡單的動作片手法，靠快節奏的剪輯和晃動的鏡頭達成緊湊效果，缺少高手擁有的東西——透過鏡頭的調度、場景氛圍的構建，營造層次感。」他舉例，《沉默的羔羊》續集《人魔》（Hannibal）裡，在歐洲廣場的跟蹤戲，幾乎沒有繁複的技巧，卻簡單而有力，「那才是我想追求的『味道』。」
他承認自己還有許多要學。然而，《跟蹤》或許也標誌他的叛逆——即使未盡人意，卻有著敢於偏離銀河映像宿命觀的勇氣。
《跟蹤》的英文片名《Eye in the Sky》，是他在為劇本做研究時，發現法文裡「監視」（Surveillance）一詞的意思是「天空中的眼睛」。
「我就很順理成章，甚至可以說是很懶惰地將它翻譯成『天有眼』，華人一聽就知道想表達什麼意思。」這個小小的偷懶，最後卻動搖了角色的命運。原本任達華飾演的「狗頭」在遭到梁家輝襲擊後無法活下來，他卻臨時改了主意：「既然天有眼，就該有公平的裁決。他不能死。」多年之後，他的觀點又一次與杜琪峯相左。分歧的核心相當形而上：命運能不能被反抗？在杜琪峯與韋家輝的世界裡，人被命定的力量推著走，如《樹大招風》裡三大賊王，因為一個無聊的謠言步入歧途，游乃海則提議引入佛教三毒「貪」、「嗔」、「癡」，讓驅動三個人的念頭變得獨特。
「都不是我想講的，不過都OK，挺好看的。」杜琪峯讀過劇本後這麼說。
命運還在，但不再是唯一的藉口。
「我和杜Sir當然要吵架。」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半是調侃半是真。
游乃海說，為《命案》做編劇時，他已經過了可以把一切推給命運的年紀，《命案》裡林家棟的大師與楊樂文的少東，是他近年來最偏愛的角色，因為他們貼近自己現階段的人生觀，是小結也是註腳，「你的選擇是有影響力的，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位置。」
「你的成功與失敗，不能賴在命運上。」
他與杜琪峯因此起了不小的爭執。直到鄭保瑞導演在關鍵時刻一力做保：「放心，交給我。」才讓杜琪峯稍稍鬆了手。說來輕描淡寫，但都不難想像現場的火藥味。宿命論與反叛，並非單純的意見不和，而是理念的角力及協商。受到杜琪峯及韋家輝的影響是必然，但也不必刻意地去跟隨——或者避開。
「因為我覺得，創作的根源永遠是來自創作者自己。」
他都想過，要是《跟蹤》給大情大性的兩位老師來拍會是什麼樣子——任達華和梁家輝的相遇，會變得更鋒芒暗藏，又或者他們身負超自然力量，像《大隻佬》通曉因果業力，或《神探》看見人心中的鬼。「但我不同，我是個庶民。」他鏡頭下的兵與賊，都是平凡人。他們會像你我一樣偷瞄美女、在天台吃消夜。簡單，但真實的跟蹤世界，普通人都能感同身受。
在他看來，創作沒有人能逃過環境。人寫什麼、拍什麼，總是受所處的社會的影響。香港這座城市就是不斷在變，「有人說香港在風水上是『地薄』，留不住人。」如他曾經居住的北角，曾是上海文人作家的落腳地，後來福建移民大量遷入，整個地區的面貌頓時一新。有人來，有人走，這種來來去去，對他反而是香港最迷人的地方。
「如果一個城市不變，反而很難寫故事了。」如同銀河映像，創作不設限，什麼題材都能玩；如果非要找個底色，那大概是人性和命運——不是什麼不傳之密，由古至今任何電影、小說，都離不開這兩項主題。
游乃海說，這樣創作才會活。圓融的姿態不是與生俱來，而是在他口中的杜sir和韋生身邊磨練出的。他常常被罵，但罵著罵著，也就習慣。
他覺得，今天香港電影最需要的，是將作者電影與類型片重新融合。九十年代銀河映像能崛起，靠的正是把動作片的張力和作者論的野心綁在一起。現在市場更需要這種策略。《九龍城寨》是好例子，但他也擔憂，許多年輕導演的故事太個人，卻未必好看。
「香港電影的市場從來不是單一的，必須面向世界。」他說，「我們應該思考的是：如何將重視的文化特質，放進一個有趣的故事裡？」像《寄生上流》，處理階級和貧富差距但妙趣橫生；又比如《父親》（The Father），主角深受阿茲海默症所苦，卻拍得像部懸疑片。
這些都是貼近現實的故事，但經過類型片的手法處理，觀眾的共鳴反而更強。「我未必理解韓國文化和阿茲海默症，但有趣好看的片子誰不愛？現在的香港電影，更需要具備這樣的能力。」
現在，他身兼編劇及監製，監製作品《樹大招風》原本設計為四條故事線，杜琪峯負責兩條，他負責兩條。後來杜琪峯忙於其他計劃，游乃海先是取消其中一條故事，剩下交給三位「鮮浪潮」出身的年輕導演重新籌備。
他規定三人必須每週交稿。有時收了他們交上的稿子，他會整個下午不發一語。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冷不防地開口，毫不留情地將劇本裡的缺陷逐條 ban 掉。游乃海不諱言，三名新人在人物、故事、情節甚至對白寫作上，通通都還沒到位，缺乏類型片訓練也讓他們陷於自我感受，不顧觀眾能否跟上。但他與杜琪峯都堅持，這個項目沒有旁人插手的餘地。
那不是苛責，而是要逼他們自己把東西想通。
《樹大招風》前前後後耗時五年，終於問世，並在第3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橫掃最佳電影、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最佳男主角，隨後又從第53屆金馬獎抱回劇本和剪輯榮譽。
「其實以他們當時的年紀來說，已經比同年齡的我厲害多了。」他的語調淡淡，是卸下重擔的釋然，也是認可。
我們問，拍電影這麼辛苦，為什麼還要做？
「為什麼不？」
他是看著金庸、倪匡和香港漫畫長大的，如今文學與漫畫的高峰不再，電視和電影也迷失方向，但既然曾經從前輩處汲取到那麼多養分，這一代人就有責任續上，「我沒有理由不做。」
更私人一點的理由，他說創作是種修煉。游乃海總是把自己放進角色裡，看看角色的慾望和錯誤，再進行反思。《命案》裡的少東，就是例子，少東很多壞念頭，差點犯下彌天大罪。游乃海在少東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別走這條路。我不希望犯下一樣的錯。」
對他來說，每個劇本都是一場人生課題的習作。他建議年輕人多看、多學、多感受，在經歷還不夠豐富的時候，千萬別只活在網路裡。「網上當然有很多有趣的東西，但你親眼看到、親身感受到的東西，那種震撼和觸感，是網路比不上的。」
「不要老是低著頭，只看著虛擬的世界。多看看有養分的書，多感受一下真實的生活，那都是創作的根本。」
被問什麼時候會有下一部電影，他先給了個保守的答案：「在努力，在努力了。」然後提起一段過往趣事：《跟蹤》之後，他就開始構思《命案》。那時候以為簡單，卻一頭鑽進死胡同，一擱就是十幾年。後來劇本交由鄭保瑞執導，他在片場看鄭保瑞指揮若定，才忽然明白這不是他能駕馭的東西。
「我要再想個更簡單的故事來拍。」他對鄭保瑞承認。
「省省吧，你的故事怎麼可能簡單？」
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原來，他的電影命運，註定與繁複精巧糾纏不清。下一部？風月片沒可能，那就武俠吧。
「既然橫豎都難，那就直接去拍最極致的！」他大笑。
▌採訪報導、攝影：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