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漢」一詞,在中文世界最早可溯至宋元之交。《宋史》便以此形容性情剛直、堅毅不屈的男子,雖然同個詞彙也另被用作稱呼蠻橫霸道者,但在中文語境中,硬漢仍屬正面評價。
受西方影視文化影響,如今「Tough Guy」」一詞除指精神方面的強悍,也涉及體態與外貌上的陽剛特質。值得玩味的是,具備這些元素的銀幕角色,其人格特質往往是矛盾的:他們一方面有如鋼鐵般不流露情感,另一方面又以苛薄為幽默。
這樣的分岐從何而來?只能往電影找答案。
李小龍並非「硬漢」的創造者,但確實是影史中此一形象的典型。在《精武門》,木訥的陳真經常因憤懣漲紅了臉,面對羞辱欲辯無詞,最終選擇以拳頭回應,先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告示牌,再砸「東亞病夫」匾額。此種壓抑爆發的描寫,今天看來未免粗枝大葉,但或許正是時代所需⸺那是七十年代,新舊一代的中國人都還承受著戰亂與殖民帶來的創傷,陳真之怒,也就成了集體的宣洩與療癒。
煽情的《精武門》,令李小龍身後仍背負沉重的情感投射;對民族主義情結反感者則稱,李小龍的成功故事與中國沒什麼關係,而是美國夢的實踐,他在家人期許下赴美留學,在當地成家立業闖蕩影視圈,最終返回香港成為一代巨星⸺這種憑藉個人魅力,跨越種族界線的自我實現,Only in America!
但李小龍本人,顯然不願被單一敘事所框限。《猛龍過江》(1972)就是部有意識拋開民族主義包袱的作品。舞台移至羅馬,故事核心仍是功夫高手鏟奸除惡,但與查克.羅禮士的決鬥卻已超越民族對抗,而是武者之間的象徵性對決,強調技藝的磨練及展示;遺作《龍爭虎鬥》(1973)更將格局推向國際,不同流派、不同國籍的武術好手齊聚孤島參加比武大會,雖然奉師門之命行刺叛徒可解讀為傳統與現代的角力,但毋庸置疑,如何最大化娛樂效果,才是這部電影的終極關懷。
比起國族標籤,李小龍更像是一名能夠靈活運用東方哲思的西方個人主義者。他最知名的四部半作品,為後來的銀幕硬漢開闢了更寬廣的敘事空間。
同一時期在香港,導演張徹對「硬漢」則另有詮釋,他的英雄之所以踏上血跡斑斑的不歸路,憑藉的全是血性、道義。無關宏大的正義伸張或意識形態訴求,只有在遭遇背叛後重整旗鼓的慘烈復仇。
張徹的硬漢有王羽那般的颯爽男子,但最叫人難忘的,無疑是其死亡美學下的雙生子,面如冠玉的狄龍與姜大衛。在《報仇》(1970),狄龍飾演的長兄遇害後,弟弟一路追查一路打殺,最終在一場肚破腸流的決戰中將敵人盡數殲滅方才倒地。
這兩位外型上最適宜演繹俠骨柔情的演員,在張徹鏡頭下同樣要血肉橫飛。《報仇》展示張徹對死亡懷有一種宗教式的信念,主角要想達致人格與靈魂的圓滿,必須選擇為手足情誼慷慨赴死,在凌遲般的傷害中迸發生命光彩。如此描寫,也令他的電影經常被解讀出同性情慾意味,然而極端的真誠與決絕,也成就了日後香港黑幫片的經典英雄範式。
曾擔任張徹助理的吳宇森是新範式的集大成者。與偏愛沒有家累的孤膽俠客的導師相比,他的英雄並非莽撞、血氣方剛的動物性存在,而是懷有道德意識、懂得克制與承擔的成熟男性。
吳宇森的硬漢是世俗化的,甚至可說是種職業選擇。在《喋血雙雄》(1989),周潤發飾演的殺手小莊,是個在商言商卻講原則的專業人士,當他因任務誤傷無辜,選擇的不是滅口而是為對方籌措醫療,甚至不惜背叛雇主而遭黑幫與警方追殺。
硬漢動了真情⸺他手握雙槍依舊無人能擋,但世界上都有手槍與子彈無法化解、無法開釋的矛盾掙扎。人性化為大銀幕上的陽剛氣質賦予前所未有的感性維度,現實中上窮碧落下黃泉也不可得的友誼、信念、救贖,在吳宇森的電影中都是值得以性命去成全的理想。他的硬漢不吝於嚎啕大哭,是因為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
「有原則的殺手」並非吳宇森所獨創,卻奠定了香港電影對於遊走黑白界線人物的著迷。在他的電影世界中,判斷一個角色是否英雄的標準從來不是身份,而是內在美德;這一點橫向對比一九八零年代好萊塢「肌肉電影」尤其顯著。
席維斯・史特龍與阿諾・史瓦辛格是八十年代美國動作片的代名詞。在《第一滴血》(First Blood, 1982)中,史特龍驚人的爆發力與故事喚起的激情劃上等號。如此魅力有高倉健主演的《追捕》(君よ憤怒の河を渉れ, 1976)為前例,外表忠厚的檢察官面對一波又一波的危機,總是能即時展示出在槍械、騎馬,乃至於駕駛飛機的高超天賦。


對粉絲而言,這兩部電影除影片本身的品質,或許還存在著「因為是高倉健所以做得到」、「因為是史特龍所以做得到」的強烈認同感。影星形象足以讓觀眾忽略懸而未決的情節線索,或是不合常理的體能和敏捷動作,是肌肉電影的重要特徵。
史特龍在《第一滴血》飾演一位越戰老兵,精通叢林生存技能及各種格鬥戰技,在遭遇小鎮警察不公對待後悍然展開反擊,他的手段有多激進,內心的創傷及陰影便有多深刻。《第一滴血》是對越戰退伍軍人生存處境的側寫,後續的《第一滴血續集》(Rambo: First Blood Part II, 1985)則對美國政府進行又一次控訴。
平心而論,讓藍波重返越南戰俘營,營救戰俘的動機純屬胡編硬湊,《第一滴血續集》在票房上仍獲得空前成功;然而,若要選出最能代表那個時代的作品,無人能出同年份由史瓦辛格主演的《魔鬼司令》(Commando, 1985 )左右。
《魔鬼司令》無疑是對陽剛氣質的極致頌歌。主角被賦予拯救遭綁架的女兒的任務,但情節對此著墨近乎敷衍,為的只是給電影中不計後果、極盡瘋狂的屠殺提供藉口:槍戰、爆炸、徒手搏鬥、面無表情地說些俏皮話,槍戰、爆炸、徒手搏鬥,然後再重複一次這套公式。這部電影就像是冷戰時期白種男性過剩自信與暴力幻想的全紀錄,荒謬的近乎自我諷刺⸺問題是,他們看起來是認真的。
根據資料,史瓦辛格曾在1985年的訪談中指出:「現在的年輕觀眾不只是希望好人是好人,還希望他們是壞人。」這裡的「壞」,指的是壞男孩的叛逆,相對溫和但本質上仍屬恃強凌弱的作風,力量在此常被曲解為魅力。這些角色雖不至於行兇犯案,但透過惡整老古板或書呆子展現刻薄幽默,卻被視為某種受歡迎的特質。
《魔鬼司令》一般的動作片似乎透露著種信念:英雄/硬漢的任務不是理解世界,而是征服它。這種徹頭徹尾的大男人優越感或言陽剛書寫,不幸成為當代西方動作片演員如傑森・史塔森、馮・迪索等人的重要原型,乃至於漫威超級英雄電影,都能夠見到他們的遺產。儘管用道德態度區分東西方動作英雄未免武斷,但以史瓦辛格為首的八十年代硬漢,行動中也確實少有東方英雄的道德包袱,他們或經歷悲苦忍耐,然而這些情節卻未能深化人物,難以讓觀眾在情感上認同。角色塑造,易位給一連串刺激動作場面的集合。
如尚-克勞德.范.達美(Jean-Claude Van Damme)的《血點》(Bloodsport, 1988)是部八十年代版的《龍爭虎鬥》,只是將場景從毒販盤據的孤島搬入香港九龍城寨,主角為了光耀師門違抗軍令,私自參加地下比武大會;在大銀幕首度亮相的范.達美,其表演顯然也偷師李小龍,打鬥風格上則更為靈活花俏。
雖然范.達美展現出的身手與其角色設定「忍者」沒有絲毫關係,《血點》仍重拾功夫武俠片的硬漢傳統,強調力量是意志的延伸,榮譽必須通過磨練換取;然而囿於導演手法的簡陋及浮誇,相關情節也很難被嚴肅看待。但在娛樂層面,本片卻是大有貢獻,它間接影響日後的街機格鬥遊戲《真人快打》(Mortal Kombat),其中要角強尼.凱吉(Johnny Cage),形象參考正是范.達美。
1988年的《終極警探》(Die Hard, 1988)則可同時被解讀為西方硬漢形象的「歷史終結」或解構式創新,由布魯斯.威利斯飾演的約翰.麥克連在該系列中與其稱作悲苦,不如說是悲催。他不是久經風浪,所向披靡的特種部隊,而是一個在錯誤時間、錯誤地點被莫名捲入事件的倒霉警探。麥克連並不想對抗國際恐怖份子,只是在挽救無藥可救的婚姻途中遇見一群礙手礙腳的傢伙。
實際上,《終極警探》並沒有把日常煩惱提升至與宏大使命同等的高度,那些讓主角不得不行險的動機,從來未能真正影響他們的判斷,但其平凡甚至可說是平庸的人格特質,之於硬漢傳統卻是重大變奏。如麥克連之流做得到打落牙齒和血吞,但也會對著鏡子拉開上唇檢視那張缺牙的嘴,哀號上酒吧再也釣不到女人,或「我老婆會殺了我」。
當然,這些表面的缺陷或平庸從來不曾動搖硬漢的本質。《終極警探》的自我調侃,實則是一種對男子氣概的重新肯定:當硬漢與藍領階級畫上等號,粗俗的談吐舉止,或言「街頭智慧」便被昇華為陽剛氣質的全新勳章。
值得留意的是,一九八〇年代正是美國製造業流失、工資增長停滯的起始點,那連帶削弱了藍領階級男性的社會經濟地位,甚至是家庭主導權。從這個背景切入,麥克連在系列電影中痛毆來自歐洲的反派,無非是為美國勞工階層提供了對白領菁英的嫉妒與怒火的出口,從中獲得一種文化上的勝利及情感慰藉。缺點滿滿但依然能夠單槍匹馬拯救世界的麥克連,是彼時男性身分危機的解答:儘管社會環境改變,富有男子氣概的白種男性依然是終極的救世主。

李小龍不是硬漢形象的第一人,但半個多世紀的銀幕發展證明,英雄從不只是單一面向,硬漢反映出的是不同時代、不同文化的價值觀及集體焦慮。他們有時是進步的,在更個人或普世性的議題上找到情感支點,有時又被偷渡進家國情懷或沙文主義;也許,在集體符號與獨特個性間徘徊,就是銀幕硬漢的宿命。
東西方硬漢或有互相借鏡,歸根究柢都是回應時代的召喚。在可期的未來,硬漢們將會持續活躍於大銀幕上⸺但唯有人性化、有疲憊有掙扎仍能堅持住的角色,才是真正永不過時。
【哇⸺喳⸺!拳出如風,變化如水,原來這就是硬漢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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