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洛維尼亞社會學家、哲學家與文化批判家，也是心理分析理論家的齊澤克（Slavoj Žižek），日前在RT新聞網發表言論，提出：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已經停止了運轉。但是，在新冠狀病毒大流行結束之後，什麼樣的世界秩序會出現？是富人的社會主義，還是全新的災難資本主義？
文：齊澤克
這些天，我有時會抓狂希望感染這種病毒——這樣，至少讓人日漸衰弱的不確定性就會消失。不斷增長的焦慮，最明顯反映在睡眠關係上。直到大約一周前，我一直熱切地等待著晚上：終於可以藉著在睡眠之下，把日常生活的恐懼拋在腦後。但現在可以說是完全相反：我不敢睡覺，因為總是在揮之不去的噩夢中驚醒，夢到正等待著我的現實。
這是什麼樣的現實？阿倫卡·祖潘契奇（Alenka Zupancic，斯洛維尼亞哲學家）完美地表述了這一點，讓我重述這思路。這些天，我們經常聽到，如果想要應對現在這場持續流行病帶來的後果，就必須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我本人就是經常掛在嘴邊）。然而極端變革已經在發生了。
冠狀疫情使我們面臨曾經認為不可能的情勢。我們無法想像這樣的事情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真正發生：曾經熟知的世界停轉、國家陸續封鎖、很多人都被限制在自己的公寓裡（但是有很多人連這樣基本的防護措施都擔負不起），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即使大多數人都可以度過經濟大危機，這一挑戰仍在眼前……
這意味著我們也必須以不可能的方式來應對，要實現在既有世界秩序的坐標中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已經發生，世界已經停止運轉，而我們必須採取不可能的對策以避免最糟糕的情況。但所謂的「不可能」究竟是什麼？
我認為最大的威脅不是退回到野蠻狀態（open barbarism ），回歸殘酷的「適者生存」邏輯下的暴力，面對公共混亂與彼此之間的瘋狂傷害，諸如此類（儘管考慮到衛生系統和其他公共服務設施可能會崩潰，這也是完全可能發生的）。比起公然的野蠻，我更懼怕人性面具下的野蠻：以專家建議為合法性依據，懷抱著惋惜甚至同情之心，基於「適者生存」的邏輯執行殘忍的措施。
適者生存
細心的觀察者很容易就發現，當權者面對我們時的語氣是怎樣變化的：他們不僅試圖表達鎮定和信心，而且還經常發出可怕的預測——疫情可能會持續兩年（德國研究所），病毒最終會感染全球60-70% 的人口，並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簡單來說，他們真正想說的是，我們將不得不縮減社會倫理的基本保證：關愛老人和弱勢人群。如在義大利，已經有人提議，如果疫情繼續惡化，將會直接放任80 歲以上或者有其他重症在身的患者去死。
應該注意到，接受此類「適者生存」的邏輯甚至違背了軍事倫理的基本準則：戰爭結束之後，應該先救治重傷者，即使他們的生存機率非常渺茫。（但是仔細想想，這種選擇並不令人驚訝：醫院已經在對癌症患者做類似的事。）
這裡需要澄清可能的誤解：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徹底的現實主義者——甚至覺得應該準備相關藥物，讓絕症患者的病人無痛死亡，免去不必要的痛苦。但是我們首先應該做的不是節約，而是無條件地向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不計代價地設法讓他們活下來。
因此，我並是很贊同義大利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聲明》（Chiarimenti ）的看法，他認為在持續的危機中：我們的社會除了赤裸生命（bare life ）之外別無所信。很明顯，面對生病的危險，義大利人時刻準備著犧牲一切：正常的生活、社會關係、工作、甚至友誼、情感、宗教與政治信仰。赤裸生命—— 以及失去它的恐懼—— 並沒有帶來團結，反而讓人盲目並隔離所有。
但實際上，社會現狀要比他描述的模糊得多：新冠疫情確實團結了人們。與人保持距離是一種尊重，因為我可能是病毒帶原者。因為擔心會感染我，我的孩子們現在都躲著我（對他們來說，很快就能痊癒的病可能會要了我的命）。
個人的責任
這些天來，我們一次又一次聽到，每個人都要擔起責任來，遵守新的規則。媒體上報導某人又違反守則，使自己和他人處於危險中（一個人進入商店開始咳嗽等等）。這個問題和生態問題是一樣的：媒體總是一再強調我們的個人責任（你回收所有舊報紙了嗎等等）。
現階段，強調個人責任是必要的。但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卻模糊了一個重大問題：如何改變整個經濟和社會系統。只有同時戰勝種種意識形態的神秘化（ideological mystification ），才可能贏得和新冠病毒的戰鬥，這也是整個生態戰的一部分。正如倫敦大學學院（UCL ）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教授凱特·瓊斯（Kate Jones ）所說，從野生動物傳播到人類的疾病是「人類經濟發展的隱性代價」。他指出：我們湧入了所有環境；我們進入未曾造訪過的地方，逐漸暴露自己；我們創造出能讓病毒輕易傳播的棲息地，又對發現新病毒而感到吃驚。
所以，僅僅把某種全球醫療衛生集中在人類上是不夠的，還需要把自然包括在其中。病毒也會侵襲植物，像馬鈴薯、小麥和橄欖，這都是我們主要的食品來源。必須牢記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全球情況，包括它暗示的所有矛盾。
例如，中國的封鎖政策挽救的生命大於死亡人數，這是個好消息（假設死亡數據準確的話）。環境資源經濟學家馬歇爾．伯克（ Marshall Burke ）稱，科學家已經證實糟糕的空氣品質和由此導致的早產兒死亡率之間的關係。他說：如果考慮到這點，很自然就會提出一個問題 —— 當然這個問題很詭異，新冠疫情導致經濟生產中斷，空氣污染問題也隨之得到緩和，而這種良性變化所拯救的生命，是否會超過病毒本身造成的死亡人數？即便採用最保守的估計，我想，答案也顯然是肯定的。他說，僅僅在中國，緩解兩個月的空氣污染，就能拯救4000名五歲以下的兒童生命，和73000名七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生命。
三重危機：醫療、經濟與心理健康
我們正陷入三重危機：醫學危機（疫情本身）、經濟危機（不論疫情的結果為何，都會造成嚴重衝擊）和（不容低估）心理健康危機。上百萬人生活的基本坐標正在瓦解，這變化會影響一切：航班、假日和日常身體接觸。我們得跳離股票市場和利益的變量去思考，並找到生產和分配必需資源的新途徑。例如，如果當局得知某家公司有上百萬口罩的庫存，正在等待時機大賺一筆，我想這裡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口罩應當立即被徵用。
媒體報導稱，川普給位於總部在圖賓根的生物醫療公司Cure Vac 提供十億美元，要他們保證疫苗「只供應給美國」。德國衛生部部長詹斯．斯潘（Jens Spahn ）稱，川普政府接管Cure Vac 這事「絕無可能」，該公司「只為全世界」生產疫苗，「不可能只保證個別國家的供應」。這就是野蠻與文明相衝突的極端案例。但同樣是川普也不得不援引《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 ）才能確保私營部門能加大緊急醫療資源的生產供應。
本週早些時候，川普提案接管私營部門。他說他打算下達聯邦規定，允許政府集合私營部門以應對瘟疫。他還補充說，他會簽署一條法案授權自己「在必要時刻」指揮國內工業生產。
幾個星期之前我因使用「共產主義」一詞而受到嘲諷。但是現在「川普提案接管私營部門」——放在一個星期之前，又有誰能想到會出現這樣一個標題呢？
而這只是開始，更多類似的措施會接踵而至，再加上如果國家的衛生系統壓力過大，則必須由當地自行組織社群（local self-organization of communities ）。單單隔離和倖存是不夠的，要保證我們之中有人能這麼做，基礎公共設施必須運轉：店裡、食品和藥物供給……（我們很快就需要痊癒者的名單，這些人至少能免疫一段時間，可以動員他們進行緊急公共工作。）
這不是什麼烏托邦共產主義幻想，這是受赤裸生存（bare survival ）的需求所迫而產生的共產主義。很不幸的是，這是1918年前蘇聯所謂「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 ）的翻版。
俗話說，在危機之下所有人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川普政府都在考慮某種形式的全民基本收入（UBI ）：支付每個成年公民1000 美元的支票。這將花去上萬億，違背一切市場規則。但要如何實行？在何處實行？為誰實行？這種強制實行的社會主義會是富人的社會主義嗎（還記得2008 年銀行的紓困計劃，讓百萬普通人失去了自己的小額儲蓄）？這場疫情是否會被簡化成加拿大作家、社會活動家行動奧米．克萊因（Naomi Klein）所說的「災難資本主義」可悲而漫長的歷史中的又一篇章？還是說，會有新的世界秩序（更適度、也更平衡的）會由此產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