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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5

從跟拍脫衣女孃到戰地攝影,Susan Meiselas:一種新的社會參與攝影形式|cacao 可口雜誌

著名的Deutsche Börse Photography Foundation Prize攝影獎項,近日由美國攝影師蘇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贏得。她五十年來的攝影工作,使她深入了解她的主題。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同時身兼導演和演員兩個角色,在不斷編寫劇本的同時也默認了所有命運的不可控因素。梅塞拉斯她稱自己為「存在著卻無跡可尋的攝影人」,他們更願意以攝影師的角色在光鮮亮麗,稍縱即逝的後現代荒誕世界中尋得瞬間的存在感。

從一開始,梅塞拉斯就通過拍攝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記錄隱藏的世界,這種方式讓她擺脫了拍攝行為的偷窺視角。梅塞拉斯花了五十年的時間來記錄那些被捲入歷史洪流的大小人物,從紀錄了生存在社會邊緣的嘉年華脫衣舞女孃與1990年代的紐約地下BDSM 俱樂部;到奔赴到戰爭前線,拍攝1970年代為生存而戰的尼加拉瓜人。在她職業生涯中回顧過去的事情之一,就是關注那些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立的關係。這是對圖像關係之外的一種認識:當她知道照片不僅僅可能是揭示的內容時,她想找到不同層次與不同的方法來補充它們。

Susan Meiselas at Jeu de Paume, Concorde-Paris

在我的所有作品中,我都形成了一種關係。攝影是我和主題之間的一種中介行為。相機讓我進入了我本來不會去的地方,並有助於創造一種深度的參與行為。

早年梅塞拉斯的父親當年送給了她一台老式軍用相機,自此,她開始接觸攝影。然而直到她在哈佛大學獲得視覺教育碩士學位,她也並未明確意識到自己想成為一名職業攝影師。她的轉變發生在1972年的夏天,梅塞拉斯追隨一群脫衣舞女孃開始穿梭在新英格蘭、賓夕法尼亞和南卡羅萊納州的小鎮嘉年華節上,在舞台上和舞台外紀錄脫衣舞者的工作瞬間。因為這次通過攝影的參與,她逐漸對世界產生野心。

虛實的黑白影像無意中反思了慾望、賦權以及邊緣女性的社會處境,香煙與裸露的肢體總是暴露在陽光與鏡頭之下,她們好像在用肢體呼吸,用力晃動和施展自己的身體來博取男性的注意力。然而,梅塞拉斯猶如刻意的構圖卻令男性成為女性胯下臣服的被支配者。

PHOTO: SUSAN MEISELAS/MAGNUM PHOTOS

當安迪·沃荷展示他的Brillo盒子和濃湯罐頭時,梅塞拉斯的叔叔是曼哈頓Stable Gallery畫廊的經理,那是個全民藝術家的時代,但梅塞拉斯卻不認為自己能成為藝術家。她說:我仍然不,真的——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嘉年華脫衣舞孃系列作品為梅塞拉斯打開了大門,她於1976年加入了馬格蘭攝影通訊社,成為當年馬格蘭的五名女性攝影師之一。生活在紐約的邊緣,梅塞拉斯接觸一種看來毫無意義的流行文化。

Dee, JoJo, Frankie and Lisa after school on Prince Street, NYC, 1976

她接著拍攝自己家裡附近,曼哈頓街巷中的女孩身影,對這些年輕女孩之間的關係著迷,看著她們花很長一段時間成為女性。在她成為攝影師之前,她並沒有研究攝影史,她甚至沒有所謂的自我認同。她在年輕時選修些人類學課程,她表示:我想我仍然在努力塑造我的興趣。那些多樣化的多元化經歷讓我對這個世界更加好奇,讓我在年輕時就進入了一種探索和開放的差異。

當她看到現在的作品時,她意識到早期的一些肖像畫之間存在著二分法,那裡仍然存在著尷尬的感覺,或者對街頭攝影感覺不太舒服。當她的知名度越來越大時,她仍然沉浸在自己捕捉到的,而不參與互動。

她在回憶錄《前線》中寫道:我清楚地記得在尼加拉瓜著陸時充滿了焦慮,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也不知道我要做什麼。對於這次戰地攝影師身份的拍攝,梅塞拉斯依舊在強調其「不存在性」:尼加拉瓜發生的事情是反對獨裁統治——這不是我的經歷,但那些參與的學生讓我感興趣。

Children watch the training of Nicaragua’s National Guard at the EEBI (Basic Infantry Training School), Managua, 1978
A Traditional Indian dance mask from the town of Monimbo, adopted by rebels fighting against Nicaraguan dictator Anastasio Somoza Debayle in order to conceal their identity, 1978
‘Molotov Man.’ Sandinistas at the walls of the Esteli National Guard headquarters, Nicaragua, 1979

此時,誕生了她職業生涯或許是最著名的一張照片「Molotov Man」,照片中的革命者右手拿著一支由百事可樂瓶製成的汽油彈,左手拿著一支步槍。這張照片已經在尼加拉瓜語境中被視為桑地諾革命的象徵,並被廣泛複製和傳播。後來,梅塞拉斯總是追往戰火硝煙未散的前線,這並非某種人道主義的濫情關懷。她帶著笨重的相機,完全以局外人的姿態參與人類世界正在發生中的恐懼,她說:這不是私人的藝術行為,而是一種崇高的紀錄與見證。1981年,梅塞拉斯訪問了薩爾瓦多一個被武裝部隊摧毀的村莊;1982年,她拍攝了埃爾莫佐特(El Mozote massacre)大屠殺,這是現代拉丁美洲歷史上最嚴重的屠殺,約1000人被殺害。對此,她曾說:我在《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上合作的記者都說這是一場大屠殺。然而,35年後,我們仍在挖掘墳墓,沒有人對此承擔全部責任。直到今天,對殘酷屠殺的調查仍在繼續。

susan meiselas, the road to aguilares, el salvador, 1983

我們曾經談論「同情疲勞」,我避免社交媒體,因為保持敏感是一項挑戰,所以我能感受到我的感受,並在感覺正確的時候採取行動。

作為攝影師,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往往是是拍攝對象與拍攝者之間的關係,是偷窺、被佔有、消費還是窺淫欲,對於梅塞拉斯而言,這首先是一種不在場的證明,其次,她並不把人物看作拍攝對象,而是通過拍照的行為來建立雙重關係:自己與被拍攝者,觀眾與照片中的人物。梅塞拉斯認為,攝影師應該超越鏡頭,去真正關注被捕捉到的那一瞬間。當別人問起她使用什麼鏡頭時,她總會回答:重要的不是你用什麼鏡頭,而是你認為自己是什麼鏡頭。

Self-portrait, 44 Irving Street, 1971

回頭看1971年的某一天,23歲的梅塞拉斯在寄宿公寓給自己留下一張消失中的自拍。雙重曝光的影像讓人如幽魂般懸浮在椅子之上,蒙娜麗莎般的神秘微笑似乎潛伏了太多影像之外的情緒和故事。這張照片真實紀錄了她對自己心理狀態和自我意識的定義「我,從未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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