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美國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出版一本名為《塗鴉的信仰》（The Faith of Graffiti）的文化評論集。在該著作中，諾曼．梅勒對 70 年代的塗鴉藝術進行了兼具洞察力及詩意的分析，「無論何地何地，藝術從來無關和平，而是戰爭。而這場戰爭的記錄是無法磨滅的。 」梅勒在書中如此寫道。
為何梅勒在眾多創作手段中獨鍾塗鴉？原因是，在他眼中塗鴉不啻為一種富有存在主義氣質的藝術行為，他將塗鴉比作游擊隊，在公共空間中四處留下標記，挑戰現代化都市的規範性秩序，其隨興所至的特性是對都市異化、將諸多個人壓縮為沒有臉孔的集體反抗。
塗鴉，就是在鋼筋水泥中宣告「我存在」。
彼時的紐約，正面臨經濟衰退、種族衝突，以及公共基礎建設老化等危機。地鐵作為一個龍蛇雜處的匿名性空間，既是城市現況的縮影，卻也因控制力削弱而成為個人向世界發聲的裂縫，彼時的佼佼者如TAKI 183、Cornbread（本名Darryl McCray），正是在地鐵及城市的各個不起眼角落，以噴漆罐反覆留下自己的代號進行創作。
TAKI 183、Cornbread的作品今日看來可能讓人失笑——因為那就是重複噴寫「TAKI 183」、「Cornbread」等數字字母。但那也反映出在這批塗鴉藝術的先驅當中，他們的第一代人是從未考慮過傳統美學的認可。毋寧說，那是種在體制壓力下肯定自我的方式，以挑釁城市對個體的抹殺。
不難想見，當TAKI 183與Cornbread的追隨者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時，將對政府造成多大困擾——已經沒錢更新公共設施了，還要清理你們的惡作劇？「言論自由以他人財產為界線。」一位市議員喊出這樣的口號。
無論你是否贊同他的說法，這位政治人物倒是看清了問題：塗鴉的美學核心正在於其破壞性、對城市外觀的入侵；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該視城市為塗鴉藝術家的協作者，它不僅僅是畫布，更是創造塗鴉意義的動態場域，藝術家所採用的視覺語言與城市的物理結構、地域的社會脈絡交織，創造政治對話。塗鴉或許是非法的——但它也重新分配了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即便在數小時或數天內便會被清洗殆盡，卻也迸發出極強烈的生命力，對無常的意識、對意義的追求，都在按下噴頭的那一刻完成。
塗鴉的歷史，就是噴漆罐所牽起的敘事線。
位於義大利博爾扎諾的博物館「Museion」，近日推出「塗鴉」（Graffiti）特展，該展由Ned Vena、Leon Radina策畫，旨在追溯塗鴉文化，展現它發源於爭取空間、表達抗議以及渴望被傾聽的迫切需求。該展無意美化過往，反而直面它在破壞公物與表達創造力間的微妙平衡。
二位策展人認為，塗鴉就是青年反文化的活檔案，發源於60年代的紐約地鐵，爾後傳播至倫敦，與1970年代後興起的龐克文化相契，而這場跨大西洋的對話，最終也演變成全球青年在一個對他們充滿敵意的空間中表達主張的通用語言。
時至今日，塗鴉依然未從青年反文化中退潮。它仍是種視覺抗議手段，試圖干擾秩序對於城市空間的分配及管制，無論是後巷窮街，選擇的主體帶有政治性與否，只要噴漆罐在手，年輕人就有辦法來應對它們的現實。的確，隨著塗鴉被主流文化、藝術機構所接受，它的確呈現被馴服的傾向──當政府機關特闢或默許一片空間開放塗鴉，傻瓜都知道那是為方便管理──但「塗鴉」展並不為這樣的收編添磚加瓦，而是展為現其一度激進、爭議性的姿態。
塗鴉為何有魅力？因為它未經允許。也因為它使我們好奇創作者是誰、究竟想說什麼──如果運氣夠好，我們能夠在一片鬼畫符中找到與素未謀面之人共情、團結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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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報導：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