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不久前的事。那段時間，滿街的背包、手提袋，上頭都扣著一個透明塑膠吊飾包，裡頭裝著烏薩奇、小八玩偶（確實沒怎麼看過吉伊）隨著主人的步伐顛啊晃的。鑰匙圈上有個可愛的卡通公仔不稀奇，但這波「曬娃」風潮似乎與過往不大一樣，它跨越了性別、年齡層，無論主人的初衷是真心喜愛抑或作為期貨投資，那儼然成為Z世代與千禧世代的公共表情。
人們為什麼喜歡把玩具掛在身上？最簡單的解釋是趕流行。我們還想到表演工作坊的經典劇目《亂民全講》，裡頭有一名配音員唯妙唯肖地模仿著各種卡通人物與旁白對話，內容天馬行空；然而應該引人發噱的觀點卻是越看越叫人心沉。
配音員解釋自己逃避現實的理由：因為在卡通世界裡，沒有人會真正死掉。
幼稚行徑背後有個受傷的人。雖然那不該作為正當化一切的理由，但意識到這件事實即使不讓你我心痛，也許日後能多點寬容吧。
當然，我們還可以從社會學的角度，從這個現象窺探更為深藏的焦慮。或言，一種心理補償機制。只要稍稍留意，你會注意到被裝進吊飾包的娃娃，通常有著圓圓的眼睛，寬寬的大臉，天使般嬌小卻飽滿的身材。一般我們會以可愛稱之，但「可愛」，卻是大有學問的。
美國文化理論家倪迢雁（Sianne Ngai）在其著作《我們的審美範疇：滑稽、可愛、有趣》（Our Aesthetic Categories: Zany, Cute, Interesting）是這麼詮釋可愛的：可愛，並不只是對於物品外觀的描述或評價，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服膺資本主義邏輯的商品美學（commodity aesthetic）——將無力、脆弱、幼體化的姿態轉化為提升商品吸引力的元素。那反映了我們對於這些小玩意的矛盾心理，保護慾與攻擊性衝動油然而生。
保護慾與攻擊衝動？聽來矛盾，但可以回想一下，當面對嬰兒、小貓小狗，以至於毛茸茸的公仔時，我們是怎麼表達呵護的心意的：我們會想這些小玩意捏啊擠的。我們似乎想從這樣的行徑得到撫慰，但那也是種變相的支配——你不大可能對比你強大的人事物這麼做——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或動物，甚至涉及了貶抑及物化。
資本主義的成功之處，正在於它將情感體驗轉化為消費行為——反之也成立，將消費行為轉化為情感體驗，消費者感覺自己是在重複的購買中建構起與物品的親密連結，「被治癒了」，從而忽略商品的本質是標準化這點，並不會因為你投入多少情感而有所改變。
倪迢雁指出，這正是晚期資本主義的關鍵性策略：將消費從理性決策轉化為情感驅動的行為。當情感化物件被掛在身上，它的意義已經遠遠多過純粹裝飾。問題在於，「曬娃」以至於各種可愛玩具的蒐集風潮，人類究竟想要通過它們宣示什麼？
「我已經好累好累了。沒有這些小玩意支持，我過不了日子。」也許這是所有被掛出來的吊飾包的潛台詞。
我們或可以這麼推測：它們被視為迷你隨身的避難所。俄裔美籍文化理論暨視覺藝術家，斯韋特蘭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其著作《懷舊的未來》（The Future of Nostalgia）對「懷舊」的詮釋，恰好可以解釋這種情感需求。
在博伊姆的脈絡中，懷舊遠不止於對過去的眷戀，它還是情感、文化和政治現象，是人們在面對現代性（諸如全球化、技術進步下帶動的社會變遷）感到手足無措時的必然反應，從而渴望著穩定性和連續性。有時那是對過去的理想化，有時則指向對未來的想像。前者被博伊姆稱為「復原性懷舊」（restorative nostalgia），後者則是「反思性懷舊」（reflective nostalgia）。
復原性懷舊「重建」理想化的過去，它以敘事僭越真相，藉此恢復傳統以抵禦現代性的不確定性；反思性懷舊則更為私人，它專注個人化的情感體驗及回憶，但目的並非召回那個永遠消失的世界，而是試圖在失去中尋找意義。諷刺的是，復原性懷舊雖然抗拒現代性進步論，然而，卻也因為此種心理存在，「過去」被商品化，被轉化為可消費的符號。
如今的曬娃風潮可以說是復原性懷舊與反思性懷舊都混雜了一點，一方面那是對失落童年的重溫；另一方面，我們也是通過對情懷、記憶的重組，來對抗當下的失序感。
將童年（你可以代換為任何一款卡通角色或及吉祥物）裝進隨身吊飾包裡當然是種情緒投射與物化，但它也因此成為緩衝。過去，以某種形式與現在的自己共存於城市生活中，我們藉此達成情緒或者審美品味的宣示，藉此擺出某種反叛、被動的姿態——無法離開資本主義社會，但我們能將目光別過，擺到兔子、貓、或者倉鼠造型的娃娃公仔上。
用理性對抗體制，恐怕是徒勞的，但玩具可以稍稍的、象徵性地滿足反抗的心理——我們用可愛，用吊飾裡的小宇宙，抵禦崩解的外在現實。
企劃編輯：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