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證明，大部分人都很擅長撒謊。我們撒起謊來毫無困難，所編造的謊言可大可小，欺騙的對象可以是陌生人、同事、朋友乃至愛人。我們的撒謊能力，就如同對信任他人的需要一樣，是我們生存的根本，而這又很諷刺地導致我們極不擅長分辨謊言。欺騙的本性已經深深印刻在了我們身上的每個細胞之中。
由於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撒謊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社會科學研究者和神經科學家已經踏上了探尋這種行為的本質和本源之路。我們何時學會了撒謊？又是怎樣學會的？欺詐的心理學和神經生物學基礎是什麼？大部分人說謊的底線在哪裡？研究者已經發現，即便有些謊言明顯與清晰無誤的證據相矛盾，我們也會傾向於相信它們。這些結論告訴我們，在如今這個社交媒體時代，我們身上想要欺騙他人的慾望以及易於被欺騙的特質，造成的影響將尤為深遠。就整個社會來說，我們從謊言中分辨出真相的能力正在經受史無前例的考驗。
撒謊的另一大基礎在於大腦的執行功能：這種能力是我們出謀劃策、留意環境情況以及自我管控的基石。在對心智理論以及執行功能的測試中，那些在實驗中撒了謊的孩子表現得要比沒有撒謊的同齡人更好。
杜克大學的心理學家、國際上最出名的撒謊研究專家之一丹·艾瑞里（Dan Ariely）15年前開始對欺騙感興趣。當時他正在一次長途飛行中翻看一本雜誌，偶然間，他看到了一個腦力測試，便回答了第一個問題，然後翻到背面查閱答案，確定自己是不是做對了。他發現自己還在不經意間快速地瞥了一眼下一個問題的答案。就這樣，艾瑞里按著這種模式做完了整個測試。不出所料，他的得分非常高。「我做完後，覺得自己是在自欺欺人」，他說，事情大概是這樣的，我想要知道自己有多聰明，但我也同樣想自我證明自己有多聰明。這段經歷讓他對撒謊及其他形式的欺詐的研究產生了終身興趣。
在他和同事們於學校及其他地方開展的實驗中，志願者們要做一個總計包含20個簡單數學問題的測試。他們必須在5分鐘內盡可能多地回答問題，答對的題目越多，他們獲得的報酬就越高。測試做完後，研究人員要求他們先把試卷放到碎紙機裡粉碎，然後再報上自己做對的題目數量。不過，這些試卷其實沒有被銷毀，而是留待研究人員查驗。事實證明，許多志願者都撒了謊。平均來說，志願者要是匯報自己做對了6題，那麼實際上他們很可能只做對了4題。這項測試的對象包括各種文化背景的人士，結果很相似。實驗表明，無論文化背景如何，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會撒謊，不過只會對事實誇大一點點。
不過，那些撒謊頻率高於常人的人，研究人員發現，從體積上看，經常撒謊的人前額葉皮質中的神經纖維至少要比別人高出20%，這表明，這些習慣性撒謊的人大腦內神經之間的聯通程度更高。可能正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才更想撒謊，因為他們的大腦能更輕易地編造謊言。又或者，長期反覆撒謊增強了他們大腦內神經之間的聯繫。
在個人探索世界的過程中，我們用到的許多知識都來自他人。人際交流中，我們對他人都抱有默認信任的態度，如果沒了這種信任，那麼我們作為個體將變得無所適從，也不再會去建立各種社會關係。
「 信任他人，讓我們獲益匪淺。與之相比，偶爾遭遇的欺騙帶來的損失則相對小得多」，心理學家蒂姆·萊文（Tim Levine）稱這個觀點為「默認信任理論 」。這種默認信任他人的設定，讓我們從本質上就變得極容易受騙。詐騙之所以能屢屢得手，就是因為這個原因。當電話響起，電話那頭聲稱自己是國家稅務局工作人員時，人們不會意識到可能會有人假冒身份，自然會想當然地相信他們。這種情況為「騙子優勢」，因為我們從不期待別人說謊，也不主動探查謊言，而且，很多時候，我們聽到的都是自己想聽的。 尤其，我們對那些令自己高興、舒服的謊言——虛偽的馬屁和一些回報高得不可思議的投資承諾——幾乎不設防。當那些有財富、有權力、有地位的人對我們撒謊時，我們甚至要比平時還容易受騙。
研究者已經證明，我們特別容易相信符合自己世界觀的謊言。正是因為這個弱點，有些謠言才在互聯網及各類社交媒體上廣為流傳，比如：歐巴馬並非出生在美國、根本沒有氣候變化問題、策劃911事件的真正幕後黑手是美國政府。
即便你想用證據去揭穿這些陰謀論，它們的傳播力也不會有任何削弱，因為人們會通過一套先入為主的理念、帶著有色眼鏡去評估擺到面前的證據。
如果擺在眼前的事實與你的理論不符，那麼你不會注意到它，或者會無視它，甚至會嘲弄它——如果這個事實還威脅到了你的既有理論，你還可能進而對其發起攻擊。還有一些研究則表明，實際上，那些能夠揭穿謊言的證據反而會讓人們更加相信。人們總會覺得，自己熟悉的信息才是真的。因此，諷刺地是，從長期來看，無論你在何時揭穿謊言，都有可能反而讓人們對其更為熟悉，這就大大減弱了闢謠的作用。
如何將這些傳播飛快的假消息拒之門外的最好方法是什麼呢？答案尚不明確。技術的發展為謊言打開了一扇嶄新的大門，人性中忍不住要撒謊與輕信他人之間的古老矛盾將在21世紀繼續纏鬥。
▌可口整理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