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汶澤的騾子:「地球變小了,在上面,使所有事物變小的末人跳躍著。」|cacao 可口

我們在此鄭重提出一項思想實驗,叫「杜汶澤的騾子」⋯⋯幹嘛,該不會只准薛丁格把他的貓關進魔術箱吧?

這則實驗是這麼玩的,如果薛丁格的貓因為身在箱子中而死活未知,那麼「杜汶澤的騾子」,便生存在藝文工作者的模糊曖昧的態度當中,一方面享受著與人類世交感的精神高潮,一方面又藏身在美學之後,謝絕道德與現實質問。

他們的作品恆久處於靈性與意淫的疊加態中。

觀察者一旦介入呢?可能結果有兩個,一是作品確實誠實面對衝突與自身局限,作者坦言了自己在慾望、文化理解上的偏見與困境,二是複雜的歷史創傷、族群神話、生態危機,被縮寫成兩行清淚,服務於自我療癒自我感動,又或者仰賴話題性、衝突性的獵奇消費。

後一個結果經常被美化為和解。又一頭杜汶澤的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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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汶澤的騾子」意象來自2012年杜汶澤主演的《低俗喜劇》其中一段情節,電影製片人為了不開罪土財主投資人、為了電影順利開拍,必須幹一頭騾子。

的確是字面上的意思。

後續故事不多贅述,What happens in Vegas, stays in Vegas. 但撇開港產喜劇的誇張笑料,那卻讓人聯想到長久存在於藝文界的現象,為了達成某種產出、為了滿足主體的某種慾望,藝文工作者可以毫不介懷地挪用他者、神話、自然,安放自己的精神創傷,倘若三者合併一次消費,那效用更是妙不可言。

這並不是什麼振聾發聵的見解,早在 1962 年的《慾海含羞花》(L’eclisse),安東尼奧尼就安排女主角在堆滿非洲文化符號的公寓裡抹黑臉扮土著隨非洲音樂起舞,她的舞步因為雜揉了各種對原始文化的刻板印象而顯得滑稽,卻是全片中女主角唯一嶄露笑顏的時刻。

她好像能藉此拯救自己萎靡的靈魂——結果當然是幻滅。2026年,半個多世紀過去也不止,這樣的文明病仍未痊癒,反而都市人及知識份子學會了更尖端的技術,更進步更靈性的話語及修辭技巧,包裝他們的空虛及焦慮。

為什麼《慾海》裡的角色讓人感到滑稽,甚至可憐復可悲?因為他們的自戀已經超過了自行掛載在身上的文化重量。山林被用作心理諮商工具,原始是一帖結實耐用的膏藥,貼了沒好也無所謂,掉了還能再貼上,用火烤一烤就有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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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他人的神聖或苦難貼自己的傷口」,評論大可停在這樣的冷眼,但我們還能再進一步刨根究底:人們為何如此迫切地須要發明、須要消費替代現實?

在2020年代,「替代現實」與虛擬沉浸式技術基本上是同義詞;但嚴格而言,我們從未滿足於單一世界——否則世界上將不會有信仰,不會有小說電影漫畫了。只是沉浸式技術的進展,卻可能造成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與另一個世界零隔閡零距離。儘管這樣的願景看來還相當遙遠,一旦它成真,一旦技術接管了經驗,人類真的還甘願活在給定的現實裡嗎?

現實太寒磣了——想想,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治極化、氣候危機、經濟前景不明,無法為人帶來意義、選擇與歸屬感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逃避才是理性。

技術勢必重塑社會型態。傳播理論家麥克.魯漢在1960年代就提出這樣的見解,在政治經濟層面尤其如此。一名19世紀的工廠主認為讓勞工24小時加班不切實際,是因為燈泡還沒發明,並非他個人特別有良知;同樣道理,當現實裡的土地、資源、注意力稀缺,資本若要實現增長,自然只能往虛擬世界動歪腦筋。

現實裡的土地有限,虛擬房地產就成了炒作標的,現實中的體驗有成本,虛擬體驗則可以被無限複製並且商品化。資本主義對增長的追求,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又一個第一次)真正與人們對自由、穩定、更好的未來的渴望謀合;然而,虛擬世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大西部拓荒時代,它既是由程式碼與邏輯規則所建構,那代表重寫現實的權力仍是由少數人所把控,而你的「自由」,時時刻刻都被則捕獲為數據,用以優化產品。

這裡同樣也有治理性。但你無法稱之為資本主義的陰謀——沒有人類對自由與意義的永恒渴望,資本就沒有稱職的消費者;沒有資本推動的技術迭代,那麼逃逸到另一個現實的衝動,也永遠只能往文學或影像畫餅充飢。替代現實。其實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們、資本、技術三者共構下的文明衝動。

而它還是個精妙的閉環:首先讓現實變得難以安身,接著提供一個替代品聊以慰藉,而這替代品同時還發揮了減壓維穩的效果,讓種種不滿不至於升級為對系統的質疑。

但那肯定是弔詭的。你越想活得有意義、越像個人,就越需要仰賴技術與資本提供的替代現實;而替代現實的說服力越強,人對物理現實的耐受度就越低——現實裡你要計較責任,要扛後果,沒有近憂也有遠慮——如此生活,太不值得拿時間押注了。

前段的思想實驗,更多是種尖刻的幽默。但在相當程度上,二者是同一回事,都是種另類的不勞而獲——一種只取效用,不承擔因果的姿態。也許人類根深蒂固的求真本能,會忽然意識到眼前一切皆為虛假,但「杜汶澤的騾子」作為試金石,也提醒著只要代價夠低回報夠高,人類其實很擅長壓抑這項本能,選擇性地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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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曾預言「末人」的出現(Der letzte Mensch,或譯最後的人):

「偶爾吃點毒藥:這能帶來舒服的夢。最後來一大包毒藥:這能帶來舒服的死。

⋯⋯

白天有自己小小的樂子,晚上也有自己小小的樂子,但他們非常看重健康。

『我們已經發明了幸福。』末人們說,並且眨著眼睛。」 

末人的一點點毒藥,就是那些提供多巴胺、感官高潮、幸福幻覺的事物。它被控制得恰到好處,不致死,也不過分損耗你的再生產能力。當世界變成彈指間就近在眼前,人類的心靈不因此開闊,反而變得更渺小更沒耐性,退化成只想快速吞下結果的生物。

毒藥回應了當前文明的處境,危機則在於停止追問我們為何如此迫切地需要毒藥。

神話、悲劇被簡化為便於消費的煽情符號、物理世界的風險與等待,被虛擬世界的訊號易位⋯⋯如果區分進入替代現實是個人選擇,還是結構所迫已無意義,至少我們還可以問:如果你不敢承認自己幹了騾子,就不要一直拿騾叫聲當背景音樂。

企劃編輯: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