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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3

同情心的局限性:受害者人數越多,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意願就越弱|cacao 可口雜誌

據聯合國報導,現在全世界有6530萬人流離失所,為史上最高。現在應該是人類歷史上難民人數及尋求庇護者人數最多的時候。你能想像嗎?在腦海中勾勒出這些人的形象。面對一個人時,你能想像出他的絕望和痛苦。但如果面對6500萬人呢?你根本無法想像,這不過是個抽象的數字。人的同情心局限性很強,這種局限性能影響人類活動,是最強大的心理力量之一。

斯洛維奇是俄勒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學家,幾十年來,人們都在問他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經常無視大規模暴行和大眾的苦難?

斯洛維奇的研究顯示,人的大腦既不善於勾勒幾百萬或幾十億人,也不太擅長與這麼多人產生共鳴。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都不足為奇了:60%的美國人都支持能在某種程度上禁止難民進入境的旅行禁令;立法者並不擔心自己可能會讓數千萬人失去醫保;在蘇丹的達爾富爾的戰爭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中,數百萬人喪生,人們卻無動於衷;2015年,面對鴉片類藥物濫用,全國上下未能做到團結一致,最終導致美國33000人死亡。

2015年6月15日,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衝破邊境圍欄,進入土耳其境內。photo by Bulent Kilic/AFP/Getty Images

受害者人數增多時,個體生命的價值會急劇下降。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單單一個數字無法體現出背後的代價時,一個令人惱火的悖論就派上用場了,斯洛維奇稱之為「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在一場悲劇中,受害者人數越多,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意願就越弱。即便受害者從一個增加到兩個,這種現像也會出現。

人們為什麼總是對大型災難無動於衷?斯洛維奇的研究給出了解釋。同時,他的研究也能影響記者和倡議者的傳達問題的方式。政治家為什麼容易無視大眾,單張圖片能造成多大影響,以及我們能否製造出比人類道德感更強的機器。

以下就是心理學家斯洛維奇的回答

你的研究是從何開始的呢?

斯洛維奇:我冒著風險做這項研究到現在快60年了。20世紀70年代,Daniel Kahneman和Amos Tversky對期望理論的研究深深吸引了我。他們的研究中提到了一個名為「價值作用」(value function)的概念,即在事物的數量增加時,人們如何衡量它的價值。細微的變化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事物的數量越大,引起人們注意所需要的差異就越大。

比方說,口袋空空與100美元的差異似乎要比100美元與200美元的差異大,5800美元與5900美元似乎都沒什麼區別了,雖然它們都只相差100美元。當對象換成生命時,該理論是否仍然適用。我們都得出了肯定的答案。這簡直令人毛骨悚然。也就是說,人類生命的主觀價值並非恆定,慘劇波及的人越多,個體生命的價值越低。

這就是你所說的「心理麻木」?受害者的數量越多,人們越冷漠。

斯洛維奇:是的。我們把「心理麻木」的對立面稱之為單體效應(singularity effect),即個體生命很受重視。想保護某人,或救某人於水火之中時,我們都會竭盡全力。但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時,我們的行動力卻不會相應增強。

人們在意個體,這種現象早已屢見不鮮。比方說,有個小孩需要手術,父母卻無法支付手術費用,報紙上刊登這個故事後,捐款和援助便如潮水般湧來。我們確實很關心個體,但卻不會把對個體的關心延伸到集體上,哪怕問題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迫於壓力,我們都會對個體伸出援手。但世界已經千瘡百孔,一次救助一個人根本無濟於事。

我們的世界已經千瘡百孔,一次解決一個人的問題根本無濟於事。

斯洛維奇:個體的故事和照片能產生短暫的影響。這些故事和照片能引起我們的注意,讓我們認清現實,或者說通過個體瞥見現實的縮影。我們能理解個體,並與其產生共鳴。但之後還要有人告訴我們下一步怎麼做。

我們做了一項研究,是關於溺斃後被沖上沙灘的敘利亞小男孩Aylan Kurdi,研究結果刊登於《美國科學院學報》。我們對那張照片引起的反應進行了分析。自2011年以來,敘利亞的……死亡人數不斷增長,現已達到數十萬。突然間,我們看到了這個被沖上沙灘的小男孩,他的照片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人們突然關心起了敘利亞戰爭和難民,而此前數十萬人的死亡都沒能引起他們的關注。當時,我們追踪了這種反應,結果表明,它只持續了一個月左右。

一名敘利亞籍庫爾德族小男孩Aylan Kurdi。
他於2015年9月2日在地中海溺亡後,其照片成為全球新聞的頭條。
photo by The Independent

有些事是人們力所能及的。瑞典就接收了16萬敘利亞難民,瑞典紅十字會設立專項基金籌集款項,來幫助照料大批湧入的難民。小男孩的照片發布的第二天,捐款數額一下從8000美元漲到了43萬美元,這就是那張照片的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看到在大約一個月內,捐款數額保持在高位,隨後就跌至以往水平了。

這些個體的故事和照片極富衝擊力,它們給人們一個契機,出其不意地將人們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突然喚醒,讓人們想要有所為。如果有些事情是我們力所能及的,我們就會伸出援手,比如向紅十字會捐款。但如果我們的能力僅限於此,時間一久,我們就又變得麻木不仁了。

這些個體的故事至關重要,能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前提是,人們在受到觸動之後,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受害者從一個增加到兩個時,心理麻木就出現了。

你必須要關注特定的人或群體,才能與他們產生感情上的聯繫。在面對兩個人時,你的關注度肯定不可能跟面對一個人時同樣高。面對很多人時,想要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繫就更難了。

人的感覺系統不會考慮到這一點,它不會做乘法,也不太擅長處理數字。感覺系統在面對數字1時候反應最強烈:保護好我自己。保護好面前的人。和我們相似的人、我們身邊的人、與我們同時代的人——這類人深陷危機時,我們都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

這些都是心理麻木造成的嗎?眾所周知的慘劇無法,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嗎?

斯洛維奇:我們發現,面對重大危機,有三大心理障礙抑制著人們的反應。一是反應麻木,也就是對大數字不敏感;二是行動無效的錯覺,即感覺自己正在做無用功。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你的行動只能解決部分問題,還有很多人你沒有幫到,這會讓你很難受。在這件事上,消極因素讓幫助別人帶來的暖意黯然失色了。

我們做了一個救助飢餓女孩的實驗。第一組中,有一部分人伸出援手,給孩子捐款。在第二組中,還是同一個女孩,還是同樣的情況,唯一的變化是,我們在她的照片旁邊加上了關於飢餓的統計數據。結果,善款金額下降了一半。

我們將其稱之為假性無效(pseudo-inefficacy),因為受這個因素影響的人原本能有所作為。他們之所以袖手旁觀,可能是因為感覺自己的行動沒價值,也可能是因為覺得這件事不值得做。和前兩個影響決策的因素相比,第三個因素蘊含的邏輯更為縝密,我們稱其為「突出效應」(prominence effect)。

什麼是「突出效應」?

斯洛維奇:這個概念源於我很早之前做的研究。第一組數據還是1961年收集的。人們在兩種做法之間做出選擇時,往往會遵循一條很簡單的原則。比如,你要給朋友挑禮物,你面前的兩個禮物都是一捆現金和一張代金券的組合。

禮物A現金多,代金券面額小;禮包B現金少,代金券面額卻大得多。兩個的總價值相等,但現在你必須做出選擇。這種情況下,有85%~90%的人都會選現金多的禮包A。

在決策過程中,本性使然,人們傾向於做出更合理的選擇。如果你想讓自己的決定站得住腳,選現金更多的組合A準沒錯。你如果選了現金少的組合B,就會想:代金券真的和現金一樣值錢嗎?你還能想出很多理由,來證明選擇禮包B沒那麼合理。

政治家對世界各地的難民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視而不見,只是因為禁止難民入境好像更有說服力?

斯洛維奇:我們的政府官員都是明眼人。他們看到了清晰的照片,也聽到了個體的故事。雖然他們知道情況有多糟糕,但往往還是會選擇袖手旁觀。就拿難民危機來說吧。我記得去年秋天,美國政府換屆之前,當時的印第安納州州長Mike Pence和參議員Dan Coats說過幾句話,大意是:除非能百分百確定難民不會傷害我們,不然我們不會讓任何一個難民進入印第安納州。這樣他們就能對難民置之不理,因為所有人都說:沒錯,我們當然不想讓恐怖分子進入社區。就算你覺得援助人道主義災難的受害者意義重大,但面臨抉擇時,選擇保護家園才更合理。

2014年3月8日,在伊斯坦堡的Uskudar的一處屋簷下,來自Aleppo的敘利亞難民家庭正在躲雨。photo by Bulent Kilic/AFP/Getty Images

假如冷漠根植於人的天性中,我們應該自責嗎?

斯洛維奇: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應該自責。大家應該不會感到意外吧。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服從天性,也不是說冷漠是對的,而是說我們不應該依賴自己的感覺,感覺並不可靠。我們要用一種更理性、更謹慎、更周密的方式來思考數據背後的真相。在製訂法律、設立公共機構、設計相關程序時,也不能依靠自己的感覺,要三思而後行。

怎麼才能做到呢?

斯洛維奇:可以參考個人所得稅體系。個人要為享受到的服務向政府納稅,而納稅額並不取決於個人感覺,不是你認為該交多少就交多少。經過深思熟慮,人們制定了一套詳盡的分析程序,它明確規定了個人應向政府繳納的稅款金額。這個體係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個分析型體系。我們沒有依靠納稅人的忠誠和義務感,我們也不能這麼做。我覺得,這跟道德危機是一個道理。當你經過再三考慮,意識到危機的嚴重性時,就必須制定法律、設立公共機構,因為它們不會囿於一時的感情。

我們的道德感並沒有自己想像中那麼強。

斯洛維奇:衝破麻木只是第一步。你還得給人們一個目標,再提供一些行動方案供其選擇。第二步是與自己正在做無用功的錯覺作鬥爭。即便是解決部分問題,也能救人性命。這肯定不如徹底解決問題來得痛快。不要因為自己無法包攬一切而受到誤導。

我們曾做過一個實驗,結果表明,同樣是救助難民營中的4500個人,如果這個難民營共有25萬人,人們伸出援手的機率較低;如果這個難民營共有11000人,人們伸出援手的機率較高。前者並沒有後者那麼有成就感。這時候,你就可以說:等一下,即便是解決部分問題,也能救人性命。

還有一件事,我們正研究年輕人的教育問題。你不光要教孩子如何寫字、讀書、寫出越來越大的數字,還要讓他們試著思考這些數字背後的真相。

心理麻木問題是否真能解決呢?對此你是持悲觀態度嗎?

斯洛維奇:放眼當今世界,各種問題都十分嚴重。現在,全球難民總數多達6000萬,這是我們一手造成的。暴亂和針對無辜百姓的暴行遍布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進行了大屠殺。戰後,我們發誓不讓悲劇重演。如今,雖然大屠殺並未以同樣的形式重演,但持續不斷的大規模暴行不計其數,我們卻視若無睹。

我們也並未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威脅。此外,我們還面臨著很多各式各樣的重大問題,得加把勁才能解決。我覺得,形勢很悲觀。

以前,我每完成一項研究,揭示出令人沮喪的人類思維缺陷時,就要在討論部分解決研究中的問題。兒子跟我說:爸爸,首先,你不必解決自己指出的每一個問題,你最該做的是讓更多人意識到這個問題,讓更多人明白,我們必須警惕麻木,警惕所有類似假性無效的感覺。 我如果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就應該讓更多人參與進來,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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