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對『比例失調』的事物有點著迷，比如人們在連鎖超市開幕剪彩時使用的大剪刀。小時候，我熱衷於收集微型物件。我曾對原子筆墨水匣裡那顆微小的塑膠彈珠極度著迷、徹夜難眠，躺在床上一直想著它們。我童年時常常心神不寧、心不在焉，因為我總是迷失在某個微觀世界的白日夢裡。」
如今攝影師安妮．柯林吉（Annie Collinge）則將他的白日夢世界，帶到人們眼前，起初，人們會感到一股怪誕感受，畫面中的物質失去了原有尺寸規範、實驗失敗後冒出的奇異顏色，還有被莫名錯置的人體，每個畫面，彷彿都是一則不懷好意的隱喻。但隨之而來，兒時記憶被喚回，你記得自己看過類似的東西——出現在幼時讀過的繪本、久久注視的好萊塢邪典電影，或來自於遺忘已久的噩夢。
柯林吉曾就讀中央聖馬丁學院（Central Saint Martins）與布萊頓大學（Brighton University），畢業後於倫敦與紐約定居並同時發展創作。他的作品往往聚焦於「現實」與「幻想」間的摩擦碰撞，古董物件是他的創作謬思，他會花上大把時間在實體店面或網路上蒐集充滿故事性的物件，他曾經說過物件是他進行影像創作過程的起點；徘徊於攝影、出版和時尚領域的他，對於創作仍抱持極高熱忱，近期他也出版了一本與12 歲兒子共同創作的攝影書《問 Alexa 我們明天是不是都要死掉了 :-)》（Ask Alexa When are we all gonna die tomorrow 🙂 ），是一本被他喻為有著殘酷誠實質地的作品。
柯林吉在影像中大量使用道具和繁複的佈景設計，極少與布景設計師合作的他認為物件本身就是一件故事，如果讓別人替自己挑選，反而會稀釋了情感濃度，「在疫情爆發前，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慈善商店和汽車後車廂市集（car boot sales）之間無盡循環；而現在，我則演變為強迫症般地沉迷於瀏覽 eBay，尤其我特別被 1930 年代或 50 年代的事物所吸引，但事實上，只要是任何讓我感到美學愉悅、帶著寶石色澤（jewel-toned）且流露出一點點憂傷感的東西，都能吸引我。」
有趣的是，如今他帶有顛覆性的視角，其實來自於童年時期的溫馨回憶，「關於視覺上的啟蒙與影響，基本上都在童年時期被牢牢形塑、固化了。身為一名藝術家，你成年後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努力向內挖掘，試圖重新找到它們；我想，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再也找不到了。」
他尤其深受美國1930-50年代出版繪本以及姨婆奎爾．霍金斯（Quail Hawkins）的影響，霍金斯在 1930 和 1940 年代曾是一名童書作家，「我記得每年去太平洋叢林市（Pacific Grove）的老人養護中心探望他時，總會翻閱他寫的那些發黃的書頁。我總是著迷於物件的「擬人化」刻畫——比如一棟憂傷的小房子，窗戶變成了眼睛，百葉窗成了眼瞼。我也很喜歡梅．吉布斯（May Gibbs）寫的《Snugglepot and Cuddlepie》這類書籍。」
近日柯林吉出版了一本名為《問 Alexa 我們明天是不是都要死掉了 :-)》（Ask Alexa When are we all gonna die tomorrow 🙂 ）的攝影書，同樣顛覆百無聊賴的單調日常，和孩子一起操弄可愛又詭異的氛圍，擺脫親子主題的溫馨基調，讓讀者一窺在普世價值與情感之外的親子生活，還有什麼是家長與孩子可以一起探索並嘗試的。
「我剛開始只是把兒子當作模特兒，拍一些實驗性的照片，大約在兩年前，我決定要把這些照片編成一本書。這個計畫始於我在兒子床邊發現的一張便條紙：『問問Alexa我們明天什麼時候會死:-)。』，他經常寫便條紙來提醒自己第二天要做的事情，因為他有時記性不好。然而，他甚至還記得，那件五年前被他吐有義大利麵醬的外套，每一顆鈕扣長什麼樣子。這張便條紙蘊含著一種矛盾的張力，既有對遺忘的恐懼，也有對存在的焦慮。」
在這一系列作品中，科林奇也探索了光燈的運用，他發現這種方式令人感到自由，增添了創作的趣味性和實驗性，「多年來，我一直只使用自然光，無數個清晨都在關注天氣，擔心光線是否充足，以及是否需要使用小光圈才能拍出好照片。所以，閃光燈對我來說就像是一種全新的自由。突然間，我可以在黑暗中、在沒有窗戶的房間裡，或在狹小尷尬的空間裡拍攝。」
這一系列奇特的家庭快照，也像是一系列實驗，顛覆了拍攝家庭生活和童年的傳統模式。在回溯這段拍攝歷程時，科林奇說自己常常陷入一種矛盾：拍自己孩子拍照時，很難不落入俗套，我總想把他們拍得天真可愛。
「我想抵制這種衝動。」在克制這般欲望無數次之後，最終他們的成果豐碩，他們不是傳統的那種母與子，也不是社交平台上會看到的那種，但十足真實並顯露無處不在的創造力。
▌整理報導：林圃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