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文化背景還是生活環境使然，北歐導演總能夠輕易捕捉到讓人如坐針氈的氛圍。如導演恩斯特．德．吉爾（Ernst De Geer）的首部長片《催眠》（The Hypnosis），它有一兩個時刻讓你覺得自己像是主角的替身——你不是在安全距離外觀看，你本人就是麻煩製造者，眾所矚目的難堪焦點，你言不由衷地說著辯詞設法擺脫窘境，旁人也體貼地為你緩頰、找台階下。
但這不會讓你好過一點。你知道那不是體貼而是自恃身分，你察覺自己次人一等。更諷刺的是，負面感受源自於積極願望——希望晉身上流，躋身成功人士之列。
《催眠》始於一個試圖與螢幕外的觀眾建立接觸的鏡頭，但很快地我們會發現，這其實是個經過精妙設計排練的演講，講者的目的是推銷女性健康應用程式給潛在投資人，一旁有人提詞給指示，要求語速增快，情感少放，以免觀眾分心給杜撰的個人故事。
導演向我們揭示了既高尚也平庸的世界，高尚在說出口的主張、行動都意在增進公共利益，平庸在他們依舊受制旁人的眼光——他們希望給人留下家世良好，出身中產階級受過高等教育的印象，他們希望自己看起來比實際上更自信、更寬裕、更成功。
與其說那是虛偽做作，不如說這就是成人世界的運作方式。某些層面來說，汲汲營營地尋找投資人的新創圈，就是當代社會的縮影，一面鼓勵你做自己甚至特立獨行，一面又暗示聽從指示才能換得一席之地。想融入其中，你必須看起來有個樣子，結果便是壓抑。
但解開壓抑便是好的嗎？商業片都是這樣演的，而《催眠》走得更遠一點：如果被解鎖的人格是個極度自我中心，未接受社會化的惡童怎麼辦？《催眠》很狡猾地將這樣一個角色設定為女主角，她與她的男友——一個心態自卑，又渴望掌握全局的I人，正籌備著創業孵化器的發表會。想當然爾，情況越來越失控，惡童不斷拆I人的台，I人的社交恐懼症則讓團隊進退維艱。
性平意識讓我們無法過分苛責女主角，因而能更為聚焦在導演的命題上，也就是對「發現真我」的價值觀的質疑。我們不希望自己和愛人是隨馬戲班主的鞭子起舞的海象，但我們就能接受愛人是個反社會的惡童嗎？
就這個角度言，恩斯特．德．吉爾的創作意識更近於90年代丹麥導演先進們，熱衷於讓觀眾感到被諷刺了，坐立難安。《催眠》無疑有著傑出電影必須具備的品質，但那品質可能不是多數觀眾所追求的。
▌企畫編輯：康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