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二戰書信檔案展:大屠殺受難者的魚雁往返,諷刺地給予我們安慰|cacao 可口

令人感傷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世界末日並非危言聳聽的時代。兩年多以前的病毒大流行,越演越烈的氣候危機,氣燄高張的極右翼言論,核子大戰陰影蠢動,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風吹草動被視為萬物即將終結的象徵,更遑論每隔兩年都有政客不厭其煩地向我們重播「保衛民主的決戰」。

然而,如果我們變得如此善感(或杞人憂天),那當真正的、改寫歷史的災難降臨,我們又怎麼會知道呢?到底是從哪一刻開始,人們意識到一切將不再正常?

倫敦威納大屠殺圖書館(The Wiener Holocaust Library)近期推出的展覽「Holocaust Letters」,展示了大屠殺受難者的日常現實,這些信件多於 1937 年至 1947 年左右寫下,卻出人意外地少有悲劇色彩,相反的,它們的內容十分平凡,多是親朋好友之間交換八卦,家庭生活的最新動態,潦草的塗鴉,並在信末註明:來自你愛人的無限多個吻。

尼采的頭像素描出現在一封1938 年 9 月寄出的信件上,對比納粹德國在意識形態上對尼采思想的錯誤引用,顯得格外諷刺。威納大屠殺圖書館藏品

你很難說這些信件是種見證(這種心理似乎反映了我們對奇觀的陰暗渴望),儘管字裡行間你似乎能讀出寫信的人知道有不好的事情正在發生,但他們對嚴重程度卻是一無所知,只是頻繁地使用「這一切」或「災難」,或委婉地說:「某某人去波蘭了」。

使用暗號密語,是出於信件必然會被官方單位拆封審查的考量── 但這無法解釋受難者在極度壓迫的環境中仍能保持著對生活和希望的追求,並以一種超然的冷靜與克制書寫下來。也許,當人類不得不與災難同行時,他唯一能做的尋找熟悉,象徵著正常的東西。可以說,班雅明的絕語在這場展覽中找到了它的證明:「被壓迫者的傳統告訴我們,我們生活在其中的例外狀態不是例外,而是常規。」(班雅明於1940年逃避納粹迫害期間,於法國與西班牙的邊境自殺身亡,該段文字節錄自他的最後一篇文章,〈歷史哲學論綱〉。)

「在沒有留下轉發地址的情況下離開」——當收件人被驅逐出境時,德國國家郵政使用這枚郵票將郵件退還給發件人。威納大屠殺圖書館藏品

「Holocaust Letters」傳達些什麼給我們?大屠殺是發生在真實人類身上的──再大的災厄也無法一筆勾銷人們的記憶──後者諷刺地帶給我們一些安慰。但此種安慰成立的前提是,受難者留下的、家屬捐贈出的信件並非歷史上的單一偶然。

如首段所言,我們都感覺到自己與一些非理性的、殘酷的悲劇聯繫在一起,但也許這種聯繫比你我想的都要更緊密些。班雅明的友人,同為哲學家的阿多諾曾寫下「在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提示人們必須對造就奧斯威辛的一切──基本上是整個西方文明史提出質疑。在歐美依舊操持文化霸權的今日,顯然阿多諾的忠故是被當耳邊風了,這或許能說明我們為何生活在一個世界末日並非危言聳聽的時代。

▌整理報導:康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