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古老的西部情有獨鍾。」導演趙婷在接受採訪時曾這麼說。
假如神話與傳說涉及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那麼西部牛仔——更精確地說，活躍於20世紀初西部片中的牛仔形象，便形塑了美國人對正義、暴力、自由的觀念。不過，就像《火燒紅蓮寺》（1928）年代的武俠片在今日難獲知音，好萊塢對西部片的熱情也不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牛仔開疆闢土的冒險精神可能還殘留在某些奇幻／科幻作品中，但也僅此而已。原因無他，原汁原味的那一套實在玩不出什麼新花樣。這也是2017年的《重生騎士》（The Rider）引起世界注目的原因之一，它以嶄新的視角去審視陌生，卻始終未斷絕的文化傳統，一個現代的西部。這部電影重塑了人們對西部片的認識，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導演的整個青春期都在北京度過。
趙婷出生於1983年，打開維基百科，你會看到人物說明欄上記載著「性格叛逆」四個字，但那不意味劣跡斑斑。在學校時，她畫漫畫，寫同人小說，看電影，鍾愛王家衛的《春光乍洩》（Happy Together），時至今日，在開拍自己的作品之前，依然會把這部電影拿出來重看一遍。15歲那年，不諳英语的趙婷被父母送到英國寄宿學校（『就像霍格華茲那樣。』），然而，她更嚮往的是美國，「（在中國）我被古老的文化限制，被期待成為某一類型的人，」她半開玩笑地說：「但我想成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如今的趙婷雖然以導演的身分為世人所知，但在大學時，她主修的是政治學，「我對美國存在浪漫化的想像，然而環顧周遭的人事物，它們都和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不一樣。」想摘掉粉紅色的眼鏡，認識這個國家的真實面貌的動機，促使趙婷進入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就讀，四年下來，卻發現那並不是自己的熱情所在，比起政策，她更受到「人」的吸引。希望以講故事為生的熱望，讓趙婷報考了紐約大學的電影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成為史派克．李（Spike Lee）的學生，該校電影教授，蓋爾．塞加爾（Gail Segal）曾這麼形容其人格特質：「她有一顆非常溫暖的心，但有一雙極其冷酷的眼睛。」
在這裡，趙婷遇見了她的伴侶，也是接下來合作三部劇情長片的攝影師喬舒亞．詹姆斯．理查茲（Joshua James Richards）。儘管這座城市於她是生涯的轉捩點，趙婷卻不認為自己能在紐約拍出優秀的作品。她為此飛回中國，模仿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了迄今尚未，也可能永遠不會曝光的短片。那是導演首次與非職業演員合作，也讓她意識到，自己不是那種在房間裡創造角色的導演——更喜歡在中意的地方，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建構一部電影。在電影學院的最後一年，她在撰寫一個以北達科他州魔鬼湖為背景的劇本途中，偶然被攝影記者亞倫．休伊（Aaron Huey）於南達科他州邊境的松嶺印第安保留區拍攝的照片打動，於是偕同理查茲離開紐約，前去拍攝她的電影處女作。
「我想拋掉到目前為止建立起來的身分，去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的地方——這樣才能弄清楚我是誰。當你被中國和紐約的生活帶著走的時候，你會迷惘，不確定這樣的生活是自己想過的，還是純粹出於偶然。」
聽起來雖然魯莽，但野心若沒有足夠的韌性支撐，很快便會被現實磨為齏粉。如果說趙婷與同代（美國）青年導演相比有什麼優勢，可能是她更願意做田野調查，引導居民通過虛構的表演了解自己的經歷，藉此超越那些我們都熟悉的敘事：貧窮、酗酒、歷史創傷。趙婷說，當地人已經太習慣告訴來訪者他們想聽的東西，她花了許多時間才卸下這樣的障礙，「現在，讓我們來談談你的晚餐。你都吃了些什麼？」
《我哥哥教我唱的歌》的主角，是名想離開保留區的少年，即使毫無規劃，他仍夢想著有更多工作機會的大城市。然而，少年沒有辦法把年幼的妹妹及母親一同裝進理想去。不難想像，這個故事很容易在身分政治蔚為濫觴的當下取得共鳴，但對趙婷而言，卻無法將題材享有的優勢視為「進步」，因為那意味著創作者與各大電影節達成默契——講一個特定的故事。在趙婷的第一部電影中，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拉鋸的痕跡，情節性的敘事，以及有意識呈現的印第安文化符號；值得慶幸的是，導演所要探索主題並未因此被削弱：關於家，是走還是留？
電影雖然獲得日舞學院（Sundance Institute）的資金，趙婷也為此撰寫三十稿的劇本，但存放拍攝成果的筆電與硬碟，卻在一次闖空門中被盜走。趙婷和理查茲只有拿出自己積蓄，另外募得三萬元，以十萬美金的預算重啟拍攝作業，故事仍是虛構的，但其中的場景都是在拍攝當日才決定，並融入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演員的生活細節。趙婷將那場毀滅性的意外形容為解放，「我誤以為那部電影（指完成的片段）定義了我的身分，當它被偷走時，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最終，《我哥哥教我唱的歌》入選了2015年日舞影展，以及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並獲得金攝影機獎提名。
完成第一部電影後，趙婷與理查茲搬到丹佛，但她仍不斷重訪松嶺保留區，尋找是否遺漏掉什麼沒捕捉到。她結識了一位外表纖細如文藝片演員，卻從事著地球上最高風險職業之一的蘇族（Sioux）牛仔布雷迪．詹德羅（Brady Jandreau）。詹德羅後來成為《重生騎士》的主角，作品主要情節源自演員的真實經歷，在2016年的一場意外中，詹德羅的腦袋幾乎被失控的野馬給踏碎，頭上的傷口逼迫他放棄騎馬；然而，他怎能放棄騎馬？
「我覺得，他就像一個失去力量的超級英雄。」趙婷說。《重生騎士》是獨資拍攝，預算比《我哥哥教我唱的歌》還要少，僅有八萬美金。故事圍繞著傷癒的青年牛仔展開，他被警告永遠不能再跨上馬鞍，在這部電影中，你會看到主角遊魂似地徘徊在家人、老友，以及打工場所之間，似乎生活中所有的意義和尊嚴，都維繫在馬背上馳騁的時刻；當他不再能騎馬時，他不知道自己是誰。《重生騎士》的內容涉及的不只是西部及牛仔，而是種自我概念。儘管詹德羅認為自己有義務展示「男子漢」的一面，電影本身卻無比的細膩溫柔，以嚴謹的態度，和包容的同情心直指真實，而不致落入簡單的戲劇性圈套，「當處理題材的方式變得太過傳統刻板，對我來說，它們就不真實了。」趙婷說。
「因為蔻依（Chloé，趙婷的外文名）願意向我們的世界敞開自己，也讓我們願意向她的世界敞開。」詹德羅回憶道。
《重生騎士》帶領絕大多數人看到未曾經歷過的世界，在評論界獲得一致好評，並獲得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大獎，韓國導演奉俊昊將趙婷列入他的「未來20年最有影響力的新銳導演」名單中，電影並吸引到演員法蘭西絲．麥多曼（Frances McDormand）。麥多曼邀請趙婷改編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的著作《游牧人生：二十一世紀美國的生存之道》（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內容聚焦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失去積蓄、無法退休的美國中老年人，他們將住房換成小型露營車，以前往全國各地從事季節性工作，是一本探索社會安全網破敗、個人主義，以及經濟衰退的非虛構報導文學。趙婷對該概念深深著迷，「這感覺就像命運。我並不覺得自己轉換跑道，而是進入我持續關注的主題的更深層次。」
麥多曼在這部作品飾演一名寡婦，通過她的眼睛，我們看到一條由當代牧民組成的，無止無盡的大路。主角在丈夫過世，且居住的社區成為鬼城後踏上旅程，以艱苦的體力勞動換取微薄時薪，再前往下一個城鎮尋找工作。有時，那像是在無人星球旅行一樣——電影場景遍及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和南達科他州等地，並進入因壓榨勞工而惡名昭彰的亞馬遜物流中心；不過，觀眾並不會看到故事對企業體制的抨擊。有評論據此稱，《游牧人生》是非政治性的，但趙婷認為，亞馬遜只是一個顯眼的靶心，但她呈現老年人在農場或營地工作的方式，和他們待在倉庫裡的時候並沒有不同，「如果你看得更深入一點，會發現老無所養的問題無處不在，這些老人是資本主義的犧牲品，然而，在他們身後還有夕陽。」導演所說的夕陽，可能是自然的景致，也可能是鮑伯．威爾斯 （Bob Wells，流浪者互助網站Cheap RV Living的創辦者）在電影中的一場演講。他認為：
「游牧主義（Nomadism）是一個像鐵達尼號一樣正在下沈的社會的救生小艇。」
在過去五年，趙婷憑著三部劇情長片，成為好萊塢炙手可熱的新星，她的下一部作品，加盟漫威電影宇宙的《永恆族》（Eternals）將在年內上映。從一名專注拍攝印地安保留區的導演，躍升商業大片的舵手，這轉折聽來離奇，但在當代已經見怪不怪，如《黑豹》（Black Panther）導演瑞安．庫格勒（Ryan Coogler），其首作《奧斯卡的一天》（Fruitvale Station）曾獲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以及坎城影展一種注目獎。對電影公司的高管而言，「獨立」與「娛樂」並不總是處在對立面上；但做為觀眾，我們好奇的是導演的個性，能在高層制肘中得到多少保留。在趙婷這個案例裡，執導熱門的超級英雄電影，與其說是電影工業的犒賞，不如說是她給自己的測驗——如何在科幻的包裝下，堅持獨立寫實的風格，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趙婷並不是第一個被善意驅使的藝術家，希望通過電影，引起社會對忽視和壓迫，以及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的重視，但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樣，不受到白人殖民歷史的愧疚感所制約——她身在美國，但同時也在美國之外。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能夠繼續前進的特權。在《游牧人生》的前置作業裡，趙婷發現有人不斷地攢錢，只是為了在某個地方落腳，有些人則是於旁人眼裡的不幸中，意識到道路才是他們的故鄉。她說，她完全能理解這兩種衝動，「我是農夫的後代，是個戀土懷鄉的人。但有時候，也會想遠走高飛。」
——趙婷的電影作品——
《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2015
關於導演趙婷，最難解的謎團可能是她對美國原住民文化的興趣，如本作與《重生騎士》都發生在印第安保留區，前者更普遍被歸類為民族誌（ethnography）電影。不難想像，《哥哥教我唱的歌》是生活化的，觸及保留區酗酒與暴力問題，失常的親子關係，以及在當地無法順利就業，嚮往著遙遠都市的青年們。
以上的衝突都十分尖銳，然而，這個故事並沒有類似題材慣有的力道，導演選擇將她的觀察力用在角色的內心，輔以精緻的攝影與口白來闡發主角的認同及情感深度。比起在《重生騎士》所達到的高度，這裡做的只能算暖身，但《哥哥教我唱的歌》基本上已經確立了趙婷的敘事風格。
《重生騎士》（The Rider）2017
這部作品是一塊斯文的頑石，是你不曾見過的美國——或不曾有人以如此方式搬上大銀幕的美國。它講述的是年華正茂、清楚自己要做些什麼的青年遭逢意外的故事，但重點不在於能否堅持夢想，或以更坦然成熟的姿態踏上不同的道路，而是從事特殊職業的普通人，以及他們所身在的世界。
男主角是位牛仔，而這一行就和你想像的一般古老。高風險，前景不樂觀，動輒便以重傷為數秒風光的代價。《重生騎士》是個過份真實的虛構故事，家人是真實的，傷友是真實的，就連主角重傷的經歷也是真實的，但最為難得的，是導演能夠清楚地捕捉到他的內心動盪，細膩而感性去觸摸到這最粗曠、最男性化的文化中纖弱的一面，讓觀眾彷彿跟著角色一起呼吸，一同在不尋常的平靜中掙扎。這裡沒有戲劇性衝突，或顧影自憐的感傷，有的是宛如紀錄片般的真誠。
《游牧人生》（Nomadland）2020
《游牧人生》是趙婷第一次與職業演員合作，即飾演主角的法蘭西斯．麥多曼（Frances McDormand），在電影中，該角色看上去與其他流浪者沒有什麼區別，導演卻巧妙借用了其視角，讓她不斷更換目的地的漫遊，成為一趟深入社群的訪談。換句話說，從她遇到的許多人中，你可以分辨出某種抽象性的輪廓。
前段所說的「輪廓」，就外觀而言，是因為金融危機，以致流離失所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他們像牧民一樣的逐季節性工作機會而居，但它的內裡實際上與導演的前兩部作品一脈相承：關注被現代性遺忘的世界。那裡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身分和保障，因為不真正為他人所需；即使有聚落，那也只會是臨時的，像在假日市集上交談一樣，交換旅行經驗和生活用品，有時還包括私人的故事。即使孤獨脆弱，他們依然有著尊嚴。《游牧人生》不是誘導你去思索在循規蹈矩的生活外，還存在著什麼的電影，它以一種充滿人文色彩的溫柔視角，去拍攝底層的生存的狀態；或許，那正是導演與最原始的開拓者精神發生連結的一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