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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9-28

被遺忘者的全體肖像《游牧人生》 :趙婷與她的現代西部電影|cacao 可口雜誌

「我對古老的西部情有獨鍾。」導演趙婷在接受採訪時曾這麼說。

假如神話與傳說涉及一個民族的價值觀和世界觀,那麼西部牛仔——更精確地說,活躍於20世紀初西部片中的牛仔形象,便形塑了美國人對正義、暴力、自由的觀念。不過,就像《火燒紅蓮寺》(1928)年代的武俠片在今日難獲知音,好萊塢對西部片的熱情也不及二十世紀上半葉,牛仔開疆闢土的冒險精神可能還殘留在某些奇幻/科幻作品中,但也僅此而已。原因無他,原汁原味的那一套實在玩不出什麼新花樣。這也是2017年的《重生騎士》(The Rider)引起世界注目的原因之一,它以嶄新的視角去審視陌生,卻始終未斷絕的文化傳統,一個現代的西部。這部電影重塑了人們對西部片的認識,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導演的整個青春期都在北京度過。

趙婷出生於1983年,打開維基百科,你會看到人物說明欄上記載著「性格叛逆」四個字,但那不意味劣跡斑斑。在學校時,她畫漫畫,寫同人小說,看電影,鍾愛王家衛的《春光乍洩》(Happy Together),時至今日,在開拍自己的作品之前,依然會把這部電影拿出來重看一遍。15歲那年,不諳英语的趙婷被父母送到英國寄宿學校(『就像霍格華茲那樣。』),然而,她更嚮往的是美國,「(在中國)我被古老的文化限制,被期待成為某一類型的人,」她半開玩笑地說:「但我想成為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

如今的趙婷雖然以導演的身分為世人所知,但在大學時,她主修的是政治學,「我對美國存在浪漫化的想像,然而環顧周遭的人事物,它們都和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不一樣。」想摘掉粉紅色的眼鏡,認識這個國家的真實面貌的動機,促使趙婷進入曼荷蓮學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就讀,四年下來,卻發現那並不是自己的熱情所在,比起政策,她更受到「人」的吸引。希望以講故事為生的熱望,讓趙婷報考了紐約大學的電影學院(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成為史派克.李(Spike Lee)的學生,該校電影教授,蓋爾.塞加爾(Gail Segal)曾這麼形容其人格特質:「她有一顆非常溫暖的心,但有一雙極其冷酷的眼睛。」

在這裡,趙婷遇見了她的伴侶,也是接下來合作三部劇情長片的攝影師喬舒亞.詹姆斯.理查茲(Joshua James Richards)。儘管這座城市於她是生涯的轉捩點,趙婷卻不認為自己能在紐約拍出優秀的作品。她為此飛回中國,模仿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拍攝了迄今尚未,也可能永遠不會曝光的短片。那是導演首次與非職業演員合作,也讓她意識到,自己不是那種在房間裡創造角色的導演——更喜歡在中意的地方,為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建構一部電影。在電影學院的最後一年,她在撰寫一個以北達科他州魔鬼湖為背景的劇本途中,偶然被攝影記者亞倫.休伊(Aaron Huey)於南達科他州邊境的松嶺印第安保留區拍攝的照片打動,於是偕同理查茲離開紐約,前去拍攝她的電影處女作。

亞倫.休伊(Aaron Huey)於松嶺印第安保留區拍攝的作品。|photo via The New York Times
亞倫.休伊(Aaron Huey)於松嶺印第安保留區拍攝的作品。|photo via Pinterest

「我想拋掉到目前為止建立起來的身分,去到一個沒有人知道我是誰的地方——這樣才能弄清楚我是誰。當你被中國和紐約的生活帶著走的時候,你會迷惘,不確定這樣的生活是自己想過的,還是純粹出於偶然。」

聽起來雖然魯莽,但野心若沒有足夠的韌性支撐,很快便會被現實磨為齏粉。如果說趙婷與同代(美國)青年導演相比有什麼優勢,可能是她更願意做田野調查,引導居民通過虛構的表演了解自己的經歷,藉此超越那些我們都熟悉的敘事:貧窮、酗酒、歷史創傷。趙婷說,當地人已經太習慣告訴來訪者他們想聽的東西,她花了許多時間才卸下這樣的障礙,「現在,讓我們來談談你的晚餐。你都吃了些什麼?」

趙婷與《我哥哥教我唱的歌》主角約翰.雷迪(John Reddy)。|photo via Center for Asia American Media

《我哥哥教我唱的歌》的主角,是名想離開保留區的少年,即使毫無規劃,他仍夢想著有更多工作機會的大城市。然而,少年沒有辦法把年幼的妹妹及母親一同裝進理想去。不難想像,這個故事很容易在身分政治蔚為濫觴的當下取得共鳴,但對趙婷而言,卻無法將題材享有的優勢視為「進步」,因為那意味著創作者與各大電影節達成默契——講一個特定的故事。在趙婷的第一部電影中,許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拉鋸的痕跡,情節性的敘事,以及有意識呈現的印第安文化符號;值得慶幸的是,導演所要探索主題並未因此被削弱:關於家,是走還是留?

電影雖然獲得日舞學院(Sundance Institute)的資金,趙婷也為此撰寫三十稿的劇本,但存放拍攝成果的筆電與硬碟,卻在一次闖空門中被盜走。趙婷和理查茲只有拿出自己積蓄,另外募得三萬元,以十萬美金的預算重啟拍攝作業,故事仍是虛構的,但其中的場景都是在拍攝當日才決定,並融入最近發生的事件和演員的生活細節。趙婷將那場毀滅性的意外形容為解放,「我誤以為那部電影(指完成的片段)定義了我的身分,當它被偷走時,我才真正找到了自己。」最終,《我哥哥教我唱的歌》入選了2015年日舞影展,以及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並獲得金攝影機獎提名。

《我哥哥教我唱的歌》photo via The Fan Carpet

完成第一部電影後,趙婷與理查茲搬到丹佛,但她仍不斷重訪松嶺保留區,尋找是否遺漏掉什麼沒捕捉到。她結識了一位外表纖細如文藝片演員,卻從事著地球上最高風險職業之一的蘇族(Sioux)牛仔布雷迪.詹德羅(Brady Jandreau)。詹德羅後來成為《重生騎士》的主角,作品主要情節源自演員的真實經歷,在2016年的一場意外中,詹德羅的腦袋幾乎被失控的野馬給踏碎,頭上的傷口逼迫他放棄騎馬;然而,他怎能放棄騎馬?

《重生騎士》|phtoto via CINEMA GALERIES

「我覺得,他就像一個失去力量的超級英雄。」趙婷說。《重生騎士》是獨資拍攝,預算比《我哥哥教我唱的歌》還要少,僅有八萬美金。故事圍繞著傷癒的青年牛仔展開,他被警告永遠不能再跨上馬鞍,在這部電影中,你會看到主角遊魂似地徘徊在家人、老友,以及打工場所之間,似乎生活中所有的意義和尊嚴,都維繫在馬背上馳騁的時刻;當他不再能騎馬時,他不知道自己是誰。《重生騎士》的內容涉及的不只是西部及牛仔,而是種自我概念。儘管詹德羅認為自己有義務展示「男子漢」的一面,電影本身卻無比的細膩溫柔,以嚴謹的態度,和包容的同情心直指真實,而不致落入簡單的戲劇性圈套,「當處理題材的方式變得太過傳統刻板,對我來說,它們就不真實了。」趙婷說。

《重生騎士》拍攝現場。|photo via Filmaffinity

「因為蔻依(Chloé,趙婷的外文名)願意向我們的世界敞開自己,也讓我們願意向她的世界敞開。」詹德羅回憶道。

《重生騎士》帶領絕大多數人看到未曾經歷過的世界,在評論界獲得一致好評,並獲得坎城影展導演雙周單元大獎,韓國導演奉俊昊將趙婷列入他的「未來20年最有影響力的新銳導演」名單中,電影並吸引到演員法蘭西絲.麥多曼(Frances McDormand)。麥多曼邀請趙婷改編潔西卡.布魯德(Jessica Bruder)的著作《游牧人生:二十一世紀美國的生存之道》(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內容聚焦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失去積蓄、無法退休的美國中老年人,他們將住房換成小型露營車,以前往全國各地從事季節性工作,是一本探索社會安全網破敗、個人主義,以及經濟衰退的非虛構報導文學。趙婷對該概念深深著迷,「這感覺就像命運。我並不覺得自己轉換跑道,而是進入我持續關注的主題的更深層次。」

麥多曼在這部作品飾演一名寡婦,通過她的眼睛,我們看到一條由當代牧民組成的,無止無盡的大路。主角在丈夫過世,且居住的社區成為鬼城後踏上旅程,以艱苦的體力勞動換取微薄時薪,再前往下一個城鎮尋找工作。有時,那像是在無人星球旅行一樣——電影場景遍及亞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亞州、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和南達科他州等地,並進入因壓榨勞工而惡名昭彰的亞馬遜物流中心;不過,觀眾並不會看到故事對企業體制的抨擊。有評論據此稱,《游牧人生》是非政治性的,但趙婷認為,亞馬遜只是一個顯眼的靶心,但她呈現老年人在農場或營地工作的方式,和他們待在倉庫裡的時候並沒有不同,「如果你看得更深入一點,會發現老無所養的問題無處不在,這些老人是資本主義的犧牲品,然而,在他們身後還有夕陽。」導演所說的夕陽,可能是自然的景致,也可能是鮑伯.威爾斯 (Bob Wells,流浪者互助網站Cheap RV Living的創辦者)在電影中的一場演講。他認為:

「游牧主義(Nomadism)是一個像鐵達尼號一樣正在下沈的社會的救生小艇。」

《游牧人生》

在過去五年,趙婷憑著三部劇情長片,成為好萊塢炙手可熱的新星,她的下一部作品,加盟漫威電影宇宙的《永恆族》(Eternals)將在年內上映。從一名專注拍攝印地安保留區的導演,躍升商業大片的舵手,這轉折聽來離奇,但在當代已經見怪不怪,如《黑豹》(Black Panther)導演瑞安.庫格勒(Ryan Coogler),其首作《奧斯卡的一天》(Fruitvale Station)曾獲日舞影展評審團大獎,以及坎城影展一種注目獎。對電影公司的高管而言,「獨立」與「娛樂」並不總是處在對立面上;但做為觀眾,我們好奇的是導演的個性,能在高層制肘中得到多少保留。在趙婷這個案例裡,執導熱門的超級英雄電影,與其說是電影工業的犒賞,不如說是她給自己的測驗——如何在科幻的包裝下,堅持獨立寫實的風格,探討人與自然的關係。

趙婷並不是第一個被善意驅使的藝術家,希望通過電影,引起社會對忽視和壓迫,以及生活在困境中的人們的重視,但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樣,不受到白人殖民歷史的愧疚感所制約——她身在美國,但同時也在美國之外。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能夠繼續前進的特權。在《游牧人生》的前置作業裡,趙婷發現有人不斷地攢錢,只是為了在某個地方落腳,有些人則是於旁人眼裡的不幸中,意識到道路才是他們的故鄉。她說,她完全能理解這兩種衝動,「我是農夫的後代,是個戀土懷鄉的人。但有時候,也會想遠走高飛。」

——趙婷的電影作品——

《哥哥教我唱的歌》(Songs My Brothers Taught Me)2015

關於導演趙婷,最難解的謎團可能是她對美國原住民文化的興趣,如本作與《重生騎士》都發生在印第安保留區,前者更普遍被歸類為民族誌(ethnography)電影。不難想像,《哥哥教我唱的歌》是生活化的,觸及保留區酗酒與暴力問題,失常的親子關係,以及在當地無法順利就業,嚮往著遙遠都市的青年們。

以上的衝突都十分尖銳,然而,這個故事並沒有類似題材慣有的力道,導演選擇將她的觀察力用在角色的內心,輔以精緻的攝影與口白來闡發主角的認同及情感深度。比起在《重生騎士》所達到的高度,這裡做的只能算暖身,但《哥哥教我唱的歌》基本上已經確立了趙婷的敘事風格。

《重生騎士》(The Rider)2017

這部作品是一塊斯文的頑石,是你不曾見過的美國——或不曾有人以如此方式搬上大銀幕的美國。它講述的是年華正茂、清楚自己要做些什麼的青年遭逢意外的故事,但重點不在於能否堅持夢想,或以更坦然成熟的姿態踏上不同的道路,而是從事特殊職業的普通人,以及他們所身在的世界。

男主角是位牛仔,而這一行就和你想像的一般古老。高風險,前景不樂觀,動輒便以重傷為數秒風光的代價。《重生騎士》是個過份真實的虛構故事,家人是真實的,傷友是真實的,就連主角重傷的經歷也是真實的,但最為難得的,是導演能夠清楚地捕捉到他的內心動盪,細膩而感性去觸摸到這最粗曠、最男性化的文化中纖弱的一面,讓觀眾彷彿跟著角色一起呼吸,一同在不尋常的平靜中掙扎。這裡沒有戲劇性衝突,或顧影自憐的感傷,有的是宛如紀錄片般的真誠。

《游牧人生》(Nomadland2020

《游牧人生》是趙婷第一次與職業演員合作,即飾演主角的法蘭西斯.麥多曼(Frances McDormand),在電影中,該角色看上去與其他流浪者沒有什麼區別,導演卻巧妙借用了其視角,讓她不斷更換目的地的漫遊,成為一趟深入社群的訪談。換句話說,從她遇到的許多人中,你可以分辨出某種抽象性的輪廓。

前段所說的「輪廓」,就外觀而言,是因為金融危機,以致流離失所的戰後嬰兒潮世代,他們像牧民一樣的逐季節性工作機會而居,但它的內裡實際上與導演的前兩部作品一脈相承:關注被現代性遺忘的世界。那裡的每一個人都沒有身分和保障,因為不真正為他人所需;即使有聚落,那也只會是臨時的,像在假日市集上交談一樣,交換旅行經驗和生活用品,有時還包括私人的故事。即使孤獨脆弱,他們依然有著尊嚴。《游牧人生》不是誘導你去思索在循規蹈矩的生活外,還存在著什麼的電影,它以一種充滿人文色彩的溫柔視角,去拍攝底層的生存的狀態;或許,那正是導演與最原始的開拓者精神發生連結的一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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