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菩提》是一部狡猾的電影——這不是批評，因為它得有足夠的狡猾，才能同時滿足三種觀眾：第一種，那些傾向自由主義、現代性進步敘事的觀眾，任何形式、性質的對抗行動都能讓他們感受到激情，從而滿足小小的叛逆渴望；第二種，對前一類敘事感到厭倦、渴望多認識一層世界實相的觀眾，這批人有機會從細節中讀出導演的弦外之音；甚至在電影的某些瞬間，保守派也會感到被理解——雖然導演最終仍不留情面地將這第三種觀眾譴責為披著羊皮的狼。
游走於各種立場之間的曖昧，令本片更像是一則寓言性故事，將伊朗情境進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化，轉化為對權力、家庭與個體自主的普遍性批判。導演穆罕默德．拉素羅夫（Mohammad Rasoulof）不只要你的激情，他透過一個四口之家，讓觀眾體驗神權、威權、父權如何滲透日常，從制度、習慣、信仰、家庭，無孔不入地侵蝕每一個人的心靈。
《一念菩提》是一部層次遞進的群像劇，值得留意的是，這裡不真正存在一個討喜，或者讓人代入惹人認同的角色，他們的行動與判斷時常流於偏執反覆、不近人情——那或許正是人生活在扭曲社會下必然的模樣。不分長幼、階層、身份，他們總在做著符合最佳利益的抉擇，卻一步步泥足深陷，進退失據。
故事從一名中產階級父親開始。他服務於伊朗革命法院，信仰虔誠也抱持著一定程度的理想性，政治現實卻逼得他為虎作倀，合理化每一份死刑令的簽署，都是鞏固國家政權、法律權威的不得不的做法。導演並在電影中援用「尋鎗」此一主題，作為整個伊朗社會在示威浪潮下，男性對權力地位日漸崩毀，被「掠奪」的焦慮的縮影。那令服膺體制的父親充滿暴戾之氣，將工作中感受到的不平挫敗轉向家庭。
導演對兩個女兒的描繪則更加耐人尋味。她們代表接受自由、自主意識灌養的新世代，透過直播短片與社群媒體接收外部世界的資訊。然而，她們的「反抗」也總帶有少許退縮的意味。大女兒曾親歷暴力現場，但在道德選擇前，她似乎游移不定——很快地屈服在家長的意志之下。電影裡最屬行動派的小女兒，也是謎團最多的一位，面對咄咄逼人的父親，她甚至不具備阻止旁人代為頂罪的勇氣。
也許我們可以這麼理解：《一念菩提》所要展示的是一個極度封閉的現實，這種封閉並不單指政治氛圍上的，也包括那些抱持質疑，想要在神權政治下爭取自主性的中產階層青少年——儘管多數時候他們都依從在父母庇蔭下，無比安全地在手機上互相發送那些叫人憤慨的影片。
在電影中，女兒理直氣壯地指責母親一味相信新聞政府所呈現為真實；但她們的現實，明明都是基於影像的再現——相較被牽制在法律系統的丈夫，沉迷於通過手機追蹤抗爭的小女兒，母親反而因家庭責任而在真實社會奔走，與大女兒不等程度地歷經體制暴行。弔詭的是，在家庭行將崩解之際，二人也仍嘗試著用委屈妥協與情感彌合裂痕。
甚至於小女兒最終與父親決裂，我們也不真正確定她的槍口是否瞄準父親，抑或只是建築年久失修，讓父親失足身亡。導演是否對「弒父」這件事仍有所保留？又或者那是只能等待體制自行崩解的隱喻（考慮到家庭成員的人格特質？），在《一念菩提》中，觀眾可能發現適應暴政是多麼容易——而真正的抵抗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
也許對於《一念菩提》的評論角度，導演在一開始便已經提示了，那便是菩提樹隱喻。菩提樹的種子通常藉由動物傳播，當它們落在其他植物上，便會長出盤根錯節的氣生根，悶殺宿主至死方休。這則隱喻呼應了由社群媒體、通訊軟體、影響者構成三位一體的當代革命神話，而那也是導演所禮讚的神話。
但那是否也意味著導演對於小女兒，或說她所代表的群體，並沒有（或刻意不表現出）意識形態以外的理解深度？也因此這個角色顯得缺乏動機，時而怯懦時而英勇無畏？為什麼她要從倉庫裡搬出廢棄的音響設備？那些夾雜在家人出遊回憶的老錄音帶是什麼內容？是伊斯蘭革命後被查禁的音樂嗎？
又，小女兒巧設陷阱誘使父親上當，這種令人摸不著頭腦，浮誇的，《小鬼當家》似的劇碼，是不是也很像我們在觀看那些示威活動、鎮壓暴行的感受，一絲絲快感，一絲絲義憤，就像含了顆不知成分的糖果或苦茶？
小女兒觀看世界的方式，不正是導演讓我們觀看這部電影的方式（去脈絡化，將伊朗抽象為一個寓言情境）？感到希望或恐懼，又不明究理無法真正參與，只能在手機或大銀幕上想像正義與自由的實踐？
也許「菩提樹隱喻」並不是對通訊革命加速政權更迭的禮讚。導演真正的目的，是要我們別將目光停留在遭寄生的植物被悶死的那一刻。
企畫編輯：康樂｜圖片來源：好威映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