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星人瓊斯》(Starman Jones),由科幻小說傳奇作家羅伯特.安森.海因萊因( Robert A. Heinlein)所著,出版於1953年。當時有一個6歲的英國小朋友瓊斯,把這本書當作摯愛,這個喜愛科幻小說的少年長大後成為了大衛.鮑伊(David Bowie)可以肯定,他因為書中航天英雄的姓與他同性而被吸引了,他想像著可能有一天會成為另一個不一樣的航星人瓊斯。十幾年過後,1969年夏天,這位心懷抱負的22歲搖滾樂手發行了單曲《太空怪談》(Space Oddity),這首單曲為他帶來了做夢也想不到的名望,從此他扶搖直上搖滾巨星的軌道。

《太空怪談》標誌著鮑伊的發展重心,從前途似錦的偶像新星轉變成認真創作的明星,也是搖滾樂歷史上最有辨識度的科幻歌曲。但這不是他唯一涉足科幻奇幻小說的意象和主題。
早期,熱愛讀書的鮑伊狼吞虎咽地讀了很多作品,他不僅吸收了海因萊因的作品,還有其他科幻小說名作家,如雷.布拉德伯雷(Ray Bradbury)和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作品精華。兩者的經典作品《圖案人》(The Illustrated Man, 1951年)和《一九八四》對他成為流行音樂與科幻小說縹緲多變,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60年代末,對於科學、科幻小說和音樂來說是一個全盛時期。阿波羅11號任務以1969年7月20日成功登月告終,標誌著美國對嬉皮烏托邦的夢醒了,推崇田園浪漫主義高於強硬技術統治論的「回歸本始」運動結束了。社會學家利普.恩尼斯(Philip Ennis)指出:不誇張地說,就在人類登月時,「寶瓶座時代」就結束了。寶瓶座時代是西方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尋根運動或思潮,起於六七十年代,重視宗教、東方神秘主義、靈修等心靈和精神層面的探索。不僅是反主流文化思潮中,占星術的迷戀被電視上驗證的應用天文學狠狠地打擊,而且成千上萬沒有明確信仰立場的孩子們也對科技深信不疑了。
同時,科幻小說界也有著地震般的劇變。在1964年《新世界》(New Worlds)的主編,把這本古老的英國雜誌,作為發表前衛科幻小說和奇幻小說的平台,直至1969年《新世界》已經成為了大膽前衛的作品的燈塔,定期出版大西洋兩岸具有前瞻性思維作家的作品。所有這些《新世界》的作家,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向當時科幻小說樂觀前景和線性敘事的主流發起挑戰。他們的故事並不像海因萊因的《航星人瓊斯》那樣,主角勇敢無畏,情節過分簡單。實際上,《新世界》不似以往,道德上模棱兩可,性取向上多變、敘事方式大膽試驗,禁忌被打破,有時甚至是徹底的虛無主義以及科幻流派的未來。

這些都是六十年代中期倫敦搖擺不定的時尚潮流的產物,那時鮑伊到了懂事的年齡,成為一個積極進取的演員。他漫無目的地尋求認可,經常變換藝名和身份,這個過程最終導致他雌雄同體的形像,在70年代初的華麗搖滾運動中紅極一時,從此他把自己重新定義為Ziggy Stardust(1972年初,鮑伊把自己變成了Ziggy Stardust,這個只存在兩年的太空幻想生物,成為鮑伊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形象)。
雌雄同體打扮與華麗搖滾與娥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1969年的幻想小說《黑暗的左手》一同流行起來。小說故事發生在外星球上,性別轉換和吃飯睡覺一樣平常,這個概念和鮑伊的審美觀產生了共鳴。
50年代BBC製作的科幻連續劇《夸特瑪斯》(Quatermass)系列在當時很熱門,鮑伊當時是《夸特瑪斯》的忠實粉絲,他曾經承認當他還是小孩的時候,「當我的父母認為我已經睡覺了,我就會躲在沙發後面看這部劇。每集完結後我都帶著恐懼踮起腳尖回到我的臥室,當時的舉動對我的影響很大。」這股力量對這個小男孩想像力的影響很大,《夸特瑪斯》系列第一部、1953年的《夸特瑪斯的實驗》的情節前提,是太空人迷失在太空中。當吸食致幻藥風氣之時,倫敦成為了他的實驗室,一個嘗試把科幻、奇幻小說轉變為流行音樂的實驗室。
鮑伊《太空怪談》之前的大部分作品對公眾意識產生的影響很小,1967年發行的歌曲《亞力人》(Karma Man)也不例外。然而,這首歌栩栩如生地描繪了一個紋身男人,他那精緻的身體藝術講述著驚奇而醜惡的傳說。「紋身被描繪在亞力人的手臂上。」副歌中這樣重複著,如同1951年雷.布拉德伯雷的著作《圖案人》,這本短篇科幻小說,以幻想中最難以抹除的一種狂妄自負為框架:在他那翻騰扭動的人體藝術中,一位紋身男人把奇異的故事像一部部催眠的電影一樣無限播放著。
同樣,1967年,鮑伊的《我們是飢餓的人》(We Are Hungry Man)描繪了一個夢魘般的情境,一位自視救世主的科學家設計了一個解決世界飢荒的方案,這個方案提供得極不恰當:在一個暮光區(Twilight Zone,意指城市貧困區),餓得快死的人們選擇同類相食。
鮑伊一系列科幻和奇幻的時代精神並未就此停止。1967年同樣也見證了《笑侏儒》(The Laughing Gnome)的發行,不像60年代末民謠和前衛搖滾那樣熱切運用矮人和精靈的意象,鮑伊呈現出的風格更多的是指向未來而不是過去,而且並不樂觀。他1969年的歌曲《小天鵝委員會》(Cygnet Committee)以輕柔伴隨著震顫的漫不經心彈撥吉他為特徵,精心編制,情節涉及到文化革命入了歧途,不僅預示著嬉皮烏托邦主義即將來臨的終結,還帶著啟示錄般的氛圍。
在1969年為專輯《太空怪談》製作的短片中,鮑伊的臉龐非常冰冷、寧靜、沉著,也許由塑料製成更好,正如未來機器人人造肌膚那樣的質感。他穿著一件銀色的太空服,和當時如火如荼的阿波羅太空計劃宣傳照中那種龐大的太空服不同,這位太空人的太空服鉻合金電鍍而成,光滑貼身,以強化他輕盈柔軟的體形。他以一種機器人獨有的精確戴上一個藍色遮護的頭盔。這位特別的太空探索者,有一種極度的目中無人及超然離群之感。他的頭盔十分可靠,他走到他的太空飛船之外。他漂浮著。這空虛召喚著,這被遺忘的淵源恐嚇著要吞噬這位英雄。他毫不謙卑,不隱藏自己的名字,就印在太空服的前面用大寫字母寫著:MAJOR TOM。

《太空怪談》的剪輯發行時,音樂錄影帶還沒成為文化慣例,這展現了這首歌眾多超前性中的一面。不過它並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模仿了庫柏力克(Stanley Kubrick)1968年前無古人的電影《2001:太空漫遊》,並且兩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完全是精心策劃過的。
「我希望它成為月亮的第一首讚歌」,鮑伊曾經這樣描述《太空怪談》,更幽默地補充道,「我真的希望這對於太空熱是一枚解毒劑。」最初,英國的電台節目策劃們認為,在電台的黃金時段播放這首歌會造成消極影響,因為在當時,太空中仍然有太空人冒著生命危險,使科幻小說中的描寫成為現實。在這個意義上,《太空怪談》完美地折射了那時科幻小說新浪潮下的現象,更不用提鮑伊對推理小說的終生付出。
在1973年,鮑伊悲觀地預測,「這是一個瘋狂的星球,注定要完全瘋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將這個星球甩在了後面。《太空怪談》介紹了一個銀河流行音樂先驅湯姆少校的形象,鮑伊則追隨他的創作足跡。在整個70年代,他成為了一個探索家,每到達一個未知的星球,便以一張專輯的形式記錄下來。
《自由節日的記憶》(Memory of a Free Festival)這首歌的發行,標誌著鮑伊職業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事實上,也是整個搖滾音樂的轉折點。這是第一首能夠凸顯成員特色的唱片,它也同樣被認為是華麗搖滾的起源,在70年代被稱為重搖滾重複樂段、浮誇演技和性別自由的融合,其中還有一種科幻式的奢侈,呈現在妝容和閃光的重金屬陰影中。華麗搖滾將一劑令人眩暈的色彩、頹廢、幻想,注入到當時已開始強調音樂粗獷性的搖滾文化中,而且在鮑伊1970年的專輯《出賣了世界的人》(The Man Who Sold the World)中極致綻放。
進與退之間的緊張形勢在1972年達到頂峰,也就是在這一年,他發行了具有紀念性的專輯《The Rise and Fall of Ziggy Stardust and the Spiders from Mars》這是一張概念專輯,而鮑伊曾如是說「Ziggy是彈著吉他的火星人救世主。」作為其中第一首歌,《五年》並不是指即將到來的1977年,而是指未來在地平線上永遠是碎片化的,從清晰觸手可及的線變成各種可能性組成的一望無際的網。
他並沒有沉浸在Ziggy Stardust的角色裡,鮑伊內心的躁動促使他嘗試下一個化身, Ziggy般短命的Aladdin Sane,這是他1973年同名專輯中的反英雄。與Ziggy Stardust的專輯相比,Aladdin Sane少了些鬆散的節奏和抽象的概念,更多的是理智和沈穩。而其中頗具代表性的《星期六的汽車影院》(Drive-In Saturday),儘管這首歌的是懷舊風格,卻大量借鑒了50年代的doo-wop搖滾樂。
鮑伊的柏林三部曲,包括1977年的《低》(Low)、《英雄們》(Heroes)和《來自1979年的房客》(Lodger from 1979),都有與布萊恩.伊諾(Brian Eno)合作,而且都屬於在各自的事業中最具挑戰性和創新的音樂。不過,奇怪的是,這是鮑伊的歌曲目錄中一個最不偏好科幻小說的時期——至少涉及抒情時是如此。伊諾和鮑伊在柏林三部曲中縱情地精心製作了一個井然有序、機器人一樣的流行音樂,其中怪誕的未來感足以媲美菲利普狄克(Philip K. Dick)的任何小說,或德國電子樂團Kraftwerk的任何唱片,當時伊諾和鮑伊都為之著迷。那股聲音極大地影響了醞釀之中的新音樂運動——新浪潮。70年代後期,鮑伊成了新浪潮中的科幻重音樂流派和科幻文學流派之間的橋樑,尤其當鮑伊自己正要完成一種不同的巡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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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經過近十年的沉寂,鮑伊發布了專輯《第二天》(The Next Day),主題關於必死的命運和外太空,與Ziggy Stardust遙相呼應——鼓點以Ziggy Stardust開始的節奏為結束。那年六月,鮑伊被選入科幻奇幻名人堂,是第一個作為音樂家獲得這一榮譽的人。在2013年年底,他列了一份100本書組成的書單,展示了一個廣闊的文學全景圖。
大概在這個時候,鮑伊與外太空和科幻小說的聯繫以一個更加深刻的方式圓滿完結——當小時候的他,在戰後的倫敦讀著那些牽引他的思緒,到宇宙遙遠角落的科幻故事時,肯定想不到將來有這麼一天。2013年5月12日,加拿大太空人克里斯.哈德菲爾德(Chris Hadfield)在YouTube發布了一支向鮑伊致敬的影片,他在國際太空站上彈唱《太空怪談》。影片很快就傳開了,點擊量沒幾天就破千萬。
在影片中,哈德菲爾德因失重而漂浮著,就像《太空怪談》原畫裡的湯姆少校一樣,彈奏著,哀嘆著自己的與世隔絕——儘管已經遠離地球的日常瑣事千萬英里以外,世俗和挫折感仍折磨著他。因為這個影片,神話變成了現實,後現代敘事超越了本原並且進入了現實中更加陌生的領域。
在鮑伊最後的歌曲《黑星》(Blackstar)同名科幻影片中,最震撼人心的時刻出現了。有一個未知的行星,抑或就是我們的母星地球,在遙遠的未來或者是久遠的過去,繞著被無盡黑暗奪去光輝的太陽運行著。一個長有尾巴的女孩,直接從奇幻小說中走出的人物,找到了一個身穿NASA風格太空服靠在岩石上的人。似乎是對46年前《太空怪談》影片中湯姆少校戴頭盔動作的呼應,這名太空人的頭盔被揭開了。在其之後是一個鑲有寶石和金銀絲線的頭骨,這個空間旅行者的遺體裝飾精美,遺留塵世,歷經永世輪迴。
▌整理報導:Bohe 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