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恕之後：我們能原諒一件事，但能原諒一個人嗎？｜cacao 可口

1981年5月13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 the Great）正要前往聖伯多祿廣場，準備主持週三公開接見活動。當他在敞篷座車按慣例向信眾揮手致意時，一輪子彈朝他飛來——同時有兩枚擊中了教宗。

如今恐怕很難想像這樣的大人物座車竟無任何防護措施，但當年確實如此。慶幸的是，經緊急送醫搶救逾六小時後，教宗順利脫離險境。行兇者是名土耳其人，莫梅特．阿里．阿加（Mehmet Ali Ağca），事發後阿加迅速被逮捕，並被義大利法院判處終身監禁。

有人認為幕後黑手是蘇聯 KGB，如果不是他們親自雇人，就是委由保加利亞秘密情報局（KDS）出面，以報復教宗曾對波蘭的「團結工聯」運動表達支持態度。阿加本人同樣證詞反覆，一會兒說是保加利亞特工找上他，2010 年又先後改稱是梵諦岡內鬼教唆，以及從伊朗前最高領袖何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那裡接獲直接密令。

真相撲朔迷離？也許吧。但且讓我們將目光移回莫梅特．阿里．阿加身上。

他可真不是個東西。

行刺教宗並不會讓他變成國際恐怖份子，事實是阿加不過是個癟三小赤佬，早年幹的是偷搶拐騙，走私買賣一類的低階犯罪，直到加入土耳其極右民族主義組織「灰狼」（Grey Wolves）以後，他的犯行才多出政治色彩，曾在1979年殺害土耳其知名左派記者，落網後遭判無期徒刑卻成功逃獄，逃亡期間還涉及至少兩起持械搶劫。

1983年，教宗親自赴監獄探視並當面給予寬恕，2000年6月，義大利總理在教宗的請求下特赦阿加。這件事情一時間傳為美談，被視為若望保祿二世寬恕精神的象徵。別急，阿加到底還是受到了報應。即使被義大利釋放，當阿加被引渡回土耳其以後，立即因1979年的政治謀殺和搶案而被判監禁，直到2010年才出獄。

不過，也很難說近三十年的牢獄生涯究竟教會阿加什麼。最近一次是2023年，阿加又因為被指控洗劫民宅而出庭受審。

諷刺的是，阿加的「傳奇」很可能就是他出獄後才開始的。

2014年，阿加前往若望保祿二世墓前獻花。據說他在墓前喃喃自語著謝意，並稱「耶穌基督萬歲」。如果這還尚屬人情義理之舉，那麼2025年跑去迎接新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就是荒誕無稽了，他甚至通過媒體喊話，邀請教宗「坐下來聊個兩三分鐘」。

阿加腦子裡到底裝了些什麼，作為外人我們無從知曉，但當事態發展到這個地步，他最令人髮指的——不，也許該說最讓人不忍卒睹的，已經不是當初犯下的惡行，而是忝顏無恥了。

這啟發我們開始思索一件事：我們可以原諒一件犯行，但我們真的能寬恕一個人嗎？更精準地說，我們能夠寬恕一個人持續存在的方式嗎？

阿加就是個愛刷存在感的老混蛋。這點無庸置疑。

在信仰中，我們可以將寬恕稱作為一種單向的慈悲，當中的確有自我救贖的成分——寬恕是為了不讓自己被仇恨、憤怒、恐懼所束縛；然而，它畢竟只指向既已結束的事件；如果對象死性不改，寬恕實則無能為力。

對於那些無力寬恕的，我們不見得再次墜入怨恨，但不能不為此感到悲哀。

那麼，寬恕有所謂的臨界點存在嗎？

在心理學上，「寬恕」、「和解」、「包容」是三個相當不同的詞，包容（condone）意指對行為的認可或合理化；和解（reconciliation）則需要雙向的意願及改變，是恢復信任與關係的起點；寬恕（Forgiveness）則是指放下對冒犯者的負面情緒、想法與行為。

有「寬恕心理學之父」美稱的羅伯．恩萊特（Robert D. Enright）曾將寬恕的歷程分為四個階段：

（一）揭露階段：充分承認傷害、感受憤怒與痛苦。

（二）決定階段：出於自我意志，決定是否寬恕。

（三）工作階段（Work Phase）：展開寬恕的實質行動，對加害者產生同理心，但不等於認可其行為。

（四）深化階段：找到寬恕的意義、重新前進。

必須留意的是，恩萊特認為寬恕是循序漸進的心理過程。倘若跳過某些步驟，在未充分承認所感受的痛苦之前便草草做出的決定，往往無法真正釋放情緒，還可能導致更深的內在衝突。

換言之，「不寬恕」在某些時候，其實是種自我保護意識。

現任加州大學河濱分校（UC Riverside）哲學系副教授，米莎．切里（Myisha Cherry）在這個議題上採取更尖銳的立場。她質問：為何寬恕在當代社會竟被理解為一種道德義務？

切里2023年的著作《寬恕的失敗》（暫譯，Failures of Forgiveness: What We Get Wrong and How to Do Better），以2015年查爾斯頓Emanuel A.M.E. 教堂槍擊案為主要案例。在該案例中有九名黑人教友不幸喪生，行兇者是名白人至上主義者。然而事發不久，即有受害者家屬在法庭上宣告寬宥了加害人犯下的惡行。

不難想像媒體會如何報導——他們選擇將焦點放在受害者的善良上，種族仇恨被輕輕放過了。

切里認為這當中存在著迷思。儘管很少人宣之於口，但我們似乎默認在受到侵害後，倘若我們想要表現得「成熟」、「放下」，就得拋掉負面情緒，展現正向積極的慈悲心。然而，寬恕實際上存在多種形式。有情感的、行為的、儀式性的、認知上的，它們個別服務於不同目的，比如和解或社會層面的修復；但至關重要的是，寬恕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視為是受害者的道德義務。

切里主張，寬恕應該是種超義務（supererogatory），它值得讚揚，但並非道德義務。我們可以寬恕具體行為，但同時保持憤怒——在切里的思想脈絡中，面對系統性壓迫時，憤怒是正當且有建設性的道德情緒。對持續有害的人格或結構性侵害，不寬恕、不和解才是正確的選擇，否則便會得出「毒性寬恕」（Toxic Forgiveness）的後果，助長加害者的氣焰。

關於寬恕的反思，最早可以見於尼采。他向來都對「當別人搧你左臉時，右臉也伸過去給他搧」那套十分反感。在其作品《道德的譜系》，尼采認為無條件地吹捧寬恕並抬舉為至高美德，充其量是種奴隸道德，是弱者為尋求心理安慰而發明的變態邏輯，將無力報復美化作良善；這大抵就是《阿Q正傳》裡的精神勝利法——在現實中被揍成豬頭，心底想著「總算被兒子打了」自我麻木，或往自己臉上搧兩耳光便心滿意足。

美國法哲學家傑佛瑞．墨菲（Jeffrie G. Murphy）也持類似見解。墨菲認為，過快過度的寬恕其實是種道德缺陷，那無異於自賤自蔑，漠視自身的權利與尊嚴。倘若加害者毫無悔意、一再重犯，保留怨恨（resentment）反而是對自己權利的正當捍衛。

寬恕絕非社會可以要求、期待，甚至消費的資源。實際上，我們亦無法想像有任何一種創傷或撕裂，是基於受害者的單方面釋懷便能夠修復的，問題的根源依舊存在。種族主義者不會因為寬恕而痛改前非，如阿加被寬恕後，只變得加倍厚顏加倍自我膨脹。

既然如此，寬恕還剩下什麼？它的價值究竟在哪裡？

這個問題還需要更深層與多向的辯論，但可以肯定，寬恕從來都是受害者給自己的禮物，而非另一人的勳章或免死金牌。再者，承認某些事情不容寬赦，或許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近乎誠實。

企劃編輯：康樂